人生回忆录前言范文(实用5篇)

人生回忆录前言范文 第1篇

63、

《当尼采哭泣》把我推上云端之后，我又被教科书《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拉回到地面，它尖叫着试图吸引我的注意。10年过去了，这本书需要新的容颜，如果它要继续与其他教科书竞争的话。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里日复一日地劳作，回顾过去10年的团体治疗研究，补充相关的新内容，而最痛苦的部分是，删掉那些旧材料。

而自始至终，在我的脑海里，另一部小说正在渗透。在我骑自行车和入睡前的安静时分，我尝试着构建情节和人物，很快我就有了一个新故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诊疗椅上的谎言》（Lying on the Couch）。我被这一语双关逗乐了：我的书既会涉及大量的谎言，也会涉及大量在诊疗椅上的心理治疗一。

我作为小说家的学徒生涯已经结束，我抛弃了自己的“拐杖”，不再为小说中的人物、事件要契合特定的历史时间、地点而烦恼。关于这本新书，我很乐意创作一个完全虚构的情节，只有虚构的人物，除非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更疯狂，否则这将是永远不会发生的虚构故事。然而，在这部喜剧小说的超现实事件背后，我想探讨一些严肃和实质的问题。我们是该像早期的精神分析学家所坚持的，隐藏我们的真实自我，只提供解释和空白的屏幕？还是应该开诚布公，向患者吐露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如果这样做的话，可能有哪些隐患呢？

64、我重读了一遍《诊疗椅上的谎言》，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我被许多已经遗忘的事情震撼了。首先，尽管情节完全是虚构的，但它包含了我人生中许多真实的事件。这并不罕见：我听索尔·贝娄一说过：“当一个小说家出生时，他的家人就要倒霉了。”众所周知，贝娄早期生活中的人物大多都跑进了他的小说里。我也跟着这样做了。大约在写这本小说一年前，一个朋友的朋友试图卖给我一家公司的股票，而我后来知道这家公司并不存在。我和妻子给了他5万美元做投资。尽管我们很快收到了一家瑞士银行非常正式的存款证明，但这个人还是有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怀疑。我把证书拿到了瑞士银行的一家美国分行，结果得知这些签名是伪造的。然后我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并把我所做的告知了那个骗子。就在我和联邦调查局见面之前，他带着5万美元现金出现在我家门口。这个事件和这个骗子就是我小说里彼得·马康度（Peter Macondo）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他是一个以治疗师为猎物的骗子。

65、

关于一位分析师被驱逐出精神分析所的详细描述，大致是基于1988年马苏德汗被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开除的事件。我在英国的分析师查尔斯·赖克罗夫特目睹了此事，并向我进行了描述。而那个“护林熊”的梦是我自己的，发生在罗洛·梅去世后的一个夜晚。小说里许多人物的名字对我来说都有个人意义——例如，主角的名字，欧内斯特·拉许（Ernest Lash）。在写欧内斯特（Ernest）（他确实是非常真诚的（earnest））与他那位有诱惑力的患者时，我经常想到奥德修斯（Odysseus），他把自己捆绑（lashed）在船的桅杆上以抵抗海妖塞壬歌声的诱惑——因此，“欧内斯特·拉许”就是这么来的。我虚构的精神分析研究所中的另一个人物，是特里·富勒（Terry Fuller），这个名字来源于我以前的学生富勒·托里（Fuller Torrey），他后来成为精神病学领域的杰出人物。马歇尔·施特莱德（Marshal Streider），则仿效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主管，这位主管步步为营，坚决维护法律（除了一次严重的误判之外）。

虽然我个人坚决拥护治疗师的真实真诚，但我决定向欧内斯特·拉许发起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小说中提到的各种原因，欧内斯特大胆地开展了一项实验：他要对下一个走进他诊疗室的患者完全真实。呜呼，无巧不成书，欧内斯特的下一个新患者，是一名律师，怀揣着她自己的秘密计划：她是来复仇的，欧内斯特对此并不知情，原来她是欧内斯特一位患者的妻子，深信是欧内斯特说服了她丈夫和她离婚的。为了报复，她打算勾引他，然后使他名誉扫地。一位治疗师决心坦诚相待，却遇到一个设计圈套的患者，我从来没有写过这么有趣的东西。另一个次要情节就更有趣了，我在小说中描述了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如何轰走一位违规的治疗师——因为他做出了离经叛道的解释，并选择发出一份公开的召回通知——就像那些汽车制造公司一样——召回所有曾经接受过他破坏性解释的患者。

66、在所有翻译我作品的国家里面，希腊是最小的国家之一，但在我心里占据的面积却最大。1997年，阿格拉出版公司（Agra Publications）的老板史塔夫罗斯·帕索波洛斯（Stavros Petsopoulos）购买了我所有书籍的希腊文版权，并聘请了一对夫妻——雅尼斯·泽瓦斯（Yannis Zervas）和伊文吉尼雅·安德利赛纳斯（Evangelia Andritsanou）担任译者。从此，我们家和他们开始了一段长久而有意义的关系。雅尼斯是在美国受训的精神病学家，也是知名的希腊诗人，而伊文吉尼雅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兼翻译家。尽管希腊在心理治疗领域从未扮演过重要角色，并且只拥有约500万的识字人口，但它很快就成为我在世界上拥有读者数量最高的国家，而且我在那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像知名作家。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67、

2002年，我在新奥尔良又遇到了雅尼斯，我们在那里参加美国精神病学协会举办的会议，而我获得了宗教和精神病领域的“奥斯卡·普菲斯特奖”（Oskar Pf ister Award）。我很惊讶自己得了这个奖，我问委员会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公开的宗教怀疑论者，他们回答说，我比大多数其他精神病医生都更多地面对过“宗教问题”。我的演讲后来以一篇题为“宗教与精神病学”（Religion and Psychiatry）的专题论文发表，并被翻译成希腊文和土耳其文。在演讲结束之后，我和雅尼斯共进午餐，他代表史塔夫罗斯·帕索波洛斯邀请我赴雅典演讲。

一年后，我们抵达雅典，然后又乘坐一架小型飞机飞行了45分钟前往锡罗斯岛，这是希腊的一座小岛，雅尼斯和伊文吉尼雅在岛上有一栋避暑别墅。由于时差的缘故，我总是需要适应几天才能公开演讲。我们在岛上小镇厄木波利斯岛的一家小旅馆休息，每天的早餐是自家烤的羊角面包，搭配着无花果酱——来自庭前草坪上那颗茂盛的无花果树。两天后，我们计划去雅典举行新闻发布会，但就在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渡船公司罢工，于是史塔夫罗斯订了一架小型的四座飞机。

去往雅典的短程飞行中，我们的飞行员竟然读过《当尼采哭泣》，他和我热情地谈论这本书。然后，机场的出租车司机也居然认出了我，一路上都与我分享《诊疗椅上的谎言》中他最喜欢的部分。到了希尔顿酒店，大约有20名记者参加了新闻发布会。我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从来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这里，我像一个真正的名人。

68、

在演讲结束后，我开始签名售书，许多顾客都带来了礼物——自产的蜂蜜、自酿的希腊葡萄酒、自己画的画。一位可爱的老妇人坚持要我收下一枚金币，那是她逃离土耳其时父母缝在她衣服里的，当时她还是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整个人沉浸在疲惫、满足和被爱之中，但同时又对这种备受爱戴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做什么，只能顺其自然，尽量维持心理平衡。满载礼物回到酒店房间，结果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件礼物：一只两英尺长完全由巧克力制成的船，还带着飘扬的帆。玛丽莲和我嚼得津津有味。

接下来的一天，我在雅典市中心的赫斯提亚书店签名售书。虽然我前前后后在十几家书店做过签售，但这一次是签售中的签售。整个队列从书店门口延续了八个街区，导致了大片的交通堵塞。人们不仅在店里买了新书，而且还带了以前买的书给我签。书写他们的名字很费劲，因为大多数都很陌生（例如，Docia, Ianthe, Nereida, Tatiana）而且很难拼写。后来，只好让读者把他们的名字大大地写在黄色纸条上，夹在自己书里一起给我。很多人都在拍照，但这阻碍了队伍前进，很快他们又被要求不要拍照。一小时之后，购书者被告知，我最多只能签四本；又过了一个小时，变成了三本；到最后，限一本新书和一本旧书。即使如此，签售活动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我签了超过800本新书，旧书的数量恐怕还要更多。最近，我听说这家可敬的赫斯提亚书店关门大吉了，成为希腊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令人唏嘘不已。

排队购书的大多数顾客都是女性——一如我其他签售会的情况——而且至少有50位可爱的希腊女性曾在我耳边悄声细语：“我爱你。”这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为了避免我动心，史塔夫罗斯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希腊女性经常使用这些词，比美国人更为随意。

69、

多年来，记者们问起我在希腊受欢迎的情形，我总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知道，尽管我没有说过一句希腊语，但我仍然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甚至在美国，我对有希腊血统的人也感到格外亲切。我对希腊的戏剧、哲学以及荷马都很着迷，但它并不能解释这种情况。这可能更像一种中东现象，因为我的读者在土耳其、以色列和伊朗的比例也很高。

令人惊讶的是，我经常收到来自伊朗的学生、治疗师和患者的电子邮件。我不知道在波斯语地区，我的书到底卖出了多少本：伊朗是唯一未经许可出版我的作品，而且也不提供版税的国家。伊朗的同行朋友告诉我，他们对弗洛伊德、卡尔·荣格、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卡尔·罗杰斯和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书都很熟悉，并且希望能与西方的心理治疗师有更多的接触。不幸的是，由于我不再出国旅行，不得不拒绝去伊朗演讲的邀请。

今天，世界上有如此多令人惊骇的新闻，所有的人都变得疲惫或麻木。但是，每当新闻播音员提到希腊时，我和玛丽莲都会立即关注。我将永远对希腊人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并很感激自己被视为希腊的荣誉国民。

70、

《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的最后一则小贴士，“珍惜治疗特权”，尤其打动我：我常常被人问道，为什么85岁了还在继续执业。第85条小贴士（巧合的是，我今年85岁）开头就宣布了一则简单的声明：我与患者的工作丰富了我的生活，它给我的生命带来了意义。我很少听到心理治疗师抱怨生活缺乏意义。治疗师所过的生活是服务他人的生活，每天我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别人的需求之上。我们不仅乐于帮助我们的患者改变，而且希望他们的改变将波及其他人。

我们的治疗特权还在于：我们是秘密的收集者。每一天，患者都用他们的秘密给我们恩惠，而且常常是从未分享过的。这些秘密让我们看到了人生境遇的后台，没有社会虚饰、角色扮演、虚张声势或舞台造型。被赋予这样的秘密，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有时候，这些秘密极其灼人，我回到家拥抱着妻子，庆幸自己的幸运。

此外，这项工作还为我们提供了超越自我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看见人类状况的真实和悲剧性。但我们得到的又不止于此。我们成为探索者，沉浸于最伟大的事业——人类心灵的发展和维护。我们与患者携手前进，享受着发现的乐趣——当各种不相干的概念碎片突然顺畅地融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种“顿悟”体验油然而生。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向导，陪伴别人穿过他自己的房间。看着他们打开房门，进入从未进过的房间，看到自己的房间里许多美丽而富有创意的特征，发现这个房子竟有一双未曾打开的翅膀。这是多么难得的享受啊！

71、

最近，我接诊了一位新患者——乔伊斯（Joyce），她是一个抑郁且愤怒的年轻女性，因为致命的癌症刚刚动过一次大手术。她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就感觉到她的恐惧，我对她深表同情。然而，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谈中，我感到她很难亲近。尽管她明显受到了折磨，但她也传达出一条信息：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而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她的抱怨变来变去：这个星期，她痛恨地谈到邻居和朋友的恼人习惯；下个星期，她又哀叹自己的孤立无援。事情不太顺利，每个星期当我想到下一次会面时，我都感到自己畏缩了。有时候，我甚至考虑将她转介给另一位治疗师。但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她读过我的很多书，她从一开始就强调，她看过很多治疗师，而我是她最后的选择。

在第三次会谈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意识到，她的相貌和我一个好朋友的妻子艾琳（Aline）十分相像，有好几次，我都有一种短暂的、不可思议的经验，认为我是在跟艾琳说话，而不是乔伊斯。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我都不得不把自己拉回现实。虽然我现在和艾琳相处得很好，但一开始，我发现她爱自以为是、令人不悦。如果她不是好朋友的妻子，我早就避开她了。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有可能，我的无意识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把我对艾琳的愤怒转移到了乔伊斯身上？

乔伊斯一反常态地开始了我们的第四次会谈。沉默了片刻之后，她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知道，我们必须面对两个人之间有问题的关系，于是我回答：“告诉我，你在上次会谈结束时的感受。”

她以前都回避这样的询问，但今天她却让我大吃一惊：“和我们每次会谈后的感觉一样：我觉得糟透了。完全晕头转向，好几个小时都缓不过来。”

“听你这么说，我很难过，但说多些好吗？乔伊斯，是怎么回事？”

“你什么都懂，你写了那么多书。这就是为什么我找你。你很聪明，我感到如此自卑。我知道你觉得我一无是处，我敢肯定你知道我所有的问题，但你就是没有告诉我。”

“我知道这对你而言有多么痛苦，乔伊斯，但我也很高兴你能如实说出来：这正是我们需要去做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该如何解决它？”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不知道你的问题，但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把问题找出来。我知道你很害怕，很愤怒。而且，想到你所经历的事情，我能理解那种情形：要是我，我也会有那样的感受。如果我们像今天这样继续工作，我就可以帮助你。”

“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是我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吗？为什么我会越来越糟糕？”

我知道我必须做点什么，并决定冒险一试。“我来说一点可能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你听一下。”我犹豫了——这是一次深层的自我暴露，我还是有点迟疑。“你长得很像我一位好友的妻子——上一次面谈时，有好几次，我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坐在这张椅子上的是她，而不是你。虽然我现在对这个人很友好，但一开始我并不待见她。我发现她爱出风头，令人讨厌，和她在一起很不舒服。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而且我感到很尴尬）我可能无意识地把对她的感觉转移到你身上了。我想你也许已经感觉到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接着说道：“但是，乔伊斯，我想说清楚，这不是我对你的感觉。我完全支持你。我对你充满同情心，我想全力帮助你。”

乔伊斯似乎很惊讶，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谢谢你这么说。我见过很多心理医生，但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分享他的心里话。我今天不想离开你的办公室了——我想让我们再谈12个小时，我感觉好极了。”

患者接受了我的坦白，把它视作我的心声；从那时起，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进行得很顺利，也很用心；我期待着每一次会谈。该如何描述我的方法呢？我相信，这是一种同情心和爱的表现。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

72、

我的哲学阅读一直以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为主，这是一个探讨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学派。其中包括了许多古希腊学者、克尔凯郭尔、萨特，当然还有尼采。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了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他关于无意识影响性冲动的观点启发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在我看来，叔本华为心理治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正如我的小说《叔本华的治疗》里的人物菲利普（Philip）所说：“没有叔本华，就不会有弗洛伊德。”

叔本华是一个粗暴、无畏和极其孤独的人。他是19世纪的堂吉诃德，攻击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势力。叔本华也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他的不幸、悲观和彻底的厌世，是其作品背后主要的能量来源。

73、

当我第一次阅读叔本华时，他深刻的悲观主义让我大吃一惊。我想知道，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是如何继续思考和工作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逐渐明白，他相信知性理解可以减轻人生的重负，哪怕是最卑微的人。虽然人生短暂，却因理解而自得其乐，即使理解揭示了我们最基本的冲动，让我们面对人生的无常。在《论存在之虚无》（On the Vanity of Existence）中，他写道：

人生永远不会快乐，但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自认为会带来快乐的事物。他很少能达到目标，即使达到了目标，他也只会感到失望。人生犹如船行大海，当一只船最终抵达港湾，船体已是千疮百孔，桅杆和绳索都已消失无踪了。而且，不管他是快乐还是不幸，这都是一回事。因为他的一生终究不过是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74、

当我考虑到他的悲惨生活时，我开始突发奇想，叔本华有没有可能受惠于心理治疗呢？如果他来找我咨询，我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安慰他吗？我开始想象我们的治疗场景，渐渐地，一本关于叔本华小说的大纲成形了。

叔本华接受心理治疗——想象一下！啊，是的，是的——多么具有挑战性的想法！但是，谁能在这个故事中担任他的治疗师呢？叔本华出生于1788年，比心理治疗的诞生早了一个多世纪。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考虑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有文化的、受过哲学训练的前耶稣会士，他可以提供深入的冥想修行，叔本华也会愿意参加。这个想法有一些可取之处。叔本华在世的时候，有成百上千的耶稣会士失去工作：1773年，教皇宣布了解散耶稣会的命令，直到41年后才予以恢复。但由于整个情节无法连贯起来，于是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后来，我决定创造一个叔本华的替身，一个具有叔本华的智慧、兴趣和个性（包括厌世、性强迫和悲观主义）的当代哲学家。于是，我构思了菲利普这个角色。我把他放在心理治疗唾手可得的20世纪。但是，什么样的治疗对菲利普最有效呢？像他这样严重的人际问题最需要的就是治疗团体。那么谁做团体治疗师？我需要一个富有经验的团体治疗师，所以我创造了朱利叶斯（Julius）——一个明智的、上了年纪的执业医师，他的方法与我的团体治疗相似。

接下来，我创建了其他的角色（治疗团体的成员），将菲利普引入到团体中，然后让这些角色自由地互动。我并没有预先的设置：只是记录下我脑海中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想想吧！叔本华的克隆人进入一个治疗团体，制造混乱，挑战带领者，激怒其他成员，但最终产生了巨大变化。想想我要传达给这一领域的信息：如果团体治疗可以帮助“亚瑟·叔本华”，一个当代最为悲观和厌世的人，那么团体治疗可以帮助任何人！

75、

我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来写这部小说，交替呈现了团体治疗的会谈过程和叔本华的心理传记。我怀疑许多读者对这种格式感到困惑，甚至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时常担心弄出一个尴尬的混合体。尽管如此，我相信叔本华的心理传记将会帮助读者理解菲利普——叔本华的替身。但那只是部分原因：我承认我对叔本华的作品、人生和心灵如此着迷，以至于我不能错失机会猜测他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同时，我也无法抗拒去探索叔本华是如何启发弗洛伊德的，以及如何为心理治疗设置了舞台。

我相信，这本书是我写的有效团体治疗的最好证明。朱利叶斯是我一直努力想成为的治疗师。然而，在这本书中，他罹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恶性黑色素瘤。尽管身患疾病，他仍然继续寻找意义，甚至在死亡临近时，还借此强化每个团体成员的生命。他坦率、仁慈、专注于当下，不遗余力地帮助成员了解自己并探索彼此的关系。

这本书的书名得来全不费功夫：“叔本华的治疗”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时，我就欣然接受了。我喜欢它的一语双关：作为一个人，叔本华得到了治疗；而作为思想家，叔本华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疗愈。

呀！短信治疗

76、

三年前，当我第一次听说短信治疗（text therapy）——治疗师和来访者完全通过短信交流时，我再次惊呆了。通过短信治疗！呀！这似乎是一种扭曲的、没有人情味的、拙劣模仿的治疗过程。这简直是胡闹！我可不想和它扯上任何关系，还当我是个老学究好了。后来，奥伦·弗兰克（Oren Frank）, “谈话空间”（Talkspace，美国最大的线上短信治疗机构）创始人，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公司现在正在提供通过短信进行的团体治疗，并恳请我指导他的治疗师。短信团体治疗！我又一次惊呆了。一群从未见过对方的人（为了保持匿名，他们的脸从来没有在显示器上出现过，而是通过符号表示），完全通过文字交流——这简直是瞎胡闹！我无法想象通过短信进行的团体治疗，但我同意参与，几乎完全是出于好奇。

我观察了几个团体，这次我是对的。我所见到的团体治疗变得无法收场，这个项目很快就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家公司将全部精力放在使用短信的个体治疗上。很快，另外的短信治疗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相继开业。而三年前，我同意督导那些负责谈话空间员工培训的治疗师。

现在我80多岁了，很少阅读专业期刊，也很少出差去参加这个领域的专业会议，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与新的发展脱节了。尽管短信治疗似乎没什么人情味，也与我注重亲密的治疗方法截然相反，但我意识到，短信治疗将在未来的治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作为对抗个人迂腐的一种方式，我选择跟上这种迅速发展的传递心理治疗的方法。

人生回忆录前言范文 第2篇

47、

早年我做精神科住院医生时，阅读了罗洛·梅的《存在》一书，并在霍普金斯大学选修了我的第一堂哲学课，自从那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将这些古老的智慧融进自己的心理治疗领域。我阅读的哲学书籍越多，就越认识到精神病学忽略了多少深刻的思想。我很懊悔自己在哲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太过薄弱，并决心着手弥补我在学习经历中的这些缺口。

我开始在斯坦福大学旁听一些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本科生课程，其中大多数是由一位著名的教授达芬·弗勒斯达尔执教的，他是一名思维清晰的思想家和演讲者。我发现这些课程使人着迷，尽管有些晦涩难懂；尤其是埃德蒙·胡塞尔一和马丁·海德格尔一，让人感觉很难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虽然艰深，但也颇有趣味；所以，达芬讲述海德格尔的课程我从头到尾听了两次。后来，达芬和我成了终生至交。另一位讲授我感兴趣的课程的是范·哈维（Van Harvey）教授，尽管他一直坚持不可知论，但他却是斯坦福大学宗教学系的首席教授。坐在教室的前排，我着迷地听他讲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这是我上过的最令人难忘的两门课程。范·哈维也成了我的挚友，至今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吃午餐，聊哲学。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处在不断变化中：我越来越少与自己系里的同事在科研项目方面寻求合作。在心理学教授大卫·罗森汉（David Rosenhan）休假的时候，我替他教了几堂变态心理学的本科生课程，但那也成了我的最后一课——最后一次教这样的课程。

我逐渐远离我最初归属的医学科学，并开始让自己立足于人文科学。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一个自我怀疑的时刻：我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与精神病学科的最新发展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在哲学和文学方面我又是一个半吊子。逐渐地，我开始挑选那些与自己领域最为相关的思想家。我接纳了尼采、萨特、加缪、叔本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二，而绕过了康德、莱布尼茨、胡塞尔和克尔凯郭尔，因为他们思想的临床应用在我看来不大明显。

我还有幸去上了英语文学教授阿尔伯特·格拉德（Albert Guerard）执教的课程，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后来与他在教学上携手合作更是一件幸事。他和他的妻子麦克林（Maclin）都成了我的好友，麦克林也是一位作家。20世纪70年代早期，格拉德教授开设了一个新的博士课程——现代思想和文学，玛丽莲和我都加入了他的团队。我开始更多地在人文科学领域耕耘，而医学院的课程教得越来越少。在现代思想和文学的博士班，最早期的课程包括了“精神病学和传记”，由我和斯坦福大学英语系的主任汤姆·莫泽（Tom Moser）共同执教，他也成了我的一位好友。玛丽莲和我则共同讲授“小说中的死亡”，我还与达芬·弗勒斯达尔共同教过“哲学与精神病学”。

48、

我开始相信，我可以写一本书，把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些思想带进心理治疗，但同时又担心自己这样做有些狂妄自大。真正的哲学家会不会一眼看穿我的浅薄无知呢？虽然我把这些疑虑抛到一边，开始工作，但我从未消除自己心中隐隐约约的焦虑。我也知道这将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每天上午，我花4个小时在车库上的小工作室里阅读和做笔记，然后中午骑车20分钟抵达斯坦福大学，与学生和患者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

除了回顾学术文献，我还查阅了大量关于患者的临床笔记。一遍又一遍，我试图清除我对日常事务的关注，并沉浸于不可约减的存在体验。死亡的念头常浮现于我清醒的脑海中，萦绕在我的梦中。就在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梦，至今它仍历历在目，仿佛昨夜之梦。

我的母亲和她的亲友们，现在全都过世了，静静地在楼梯上坐着。我听见母亲在尖声呼叫我的名字。我特别注意到明妮（Minnie）姨妈坐在楼梯上，安静地坐在最高的楼梯上。然后她开始移动，一开始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直到她的振动比大黄蜂还快。在那个时候，所有在楼梯上的人，我童年时的所有大人，所有死掉的人，都开始动得越来越快。亚伯叔叔伸手捏我的脸颊，咯咯地叫着“亲爱的小家伙”，就像他以前那样。然后，其他人也伸手捏我的脸颊。一开始是深情的，然后变得凶狠而令人疼痛难忍。凌晨3点，我在恐惧中醒来，双颊一阵一阵地痛。

这个梦是与死亡的邂逅。首先，死去的母亲呼唤我，我看到家里所有的死者都坐在阴森寂静的楼梯上。接下来，他们都开始移动。我特别注意到我的明妮阿姨，她罹患闭锁综合征一年后去世了。一次灾难性的中风使她瘫痪了几个月，除了眼睛之外，她无法移动全身的任何一块肌肉。我一想到她的那种状态，就觉得恐怖之极。在梦中，明妮开始移动，但很快就变得疯狂。我想象死者亲切地捏我的脸颊，以减轻我的恐惧。但是他们掐得越来越凶狠，然后变得怀有恶意：我正被拉着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且死神也将会找上门来。我的阿姨如大黄蜂般振动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数日，挥之不去。她的完全瘫痪，如半死之人一般，太可怕了，所以在梦里，我试图让她振动起来，以消除我的恐惧。我经常会被那些关于死亡或暴力的电影引发的噩梦所造访，特别是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至于我处理死亡恐惧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逃避。

我一直相信自己将在69岁时死去，那是我父亲去世的年龄。从孩提时代起，我就记得家人说过关于亚隆家族男性的两件事：他们总是彬彬有礼，而且总是英年早逝。我父亲的两个兄弟在50多岁时死于冠状动脉病，而我父亲的冠状动脉病，让他在47岁时差点一命呜呼。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学到了更多生理学的知识，以及饮食对冠状动脉硬化的影响，我坚决且永久地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大大减少了动物脂肪的摄入量。我对红肉敬而远之，并逐渐转向以素食为主。我服用降胆固醇药物已经数十年，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体重，并且定期锻炼身体；老天让我活过了69岁，我自己都惊讶不已。

49、

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和沉思，我终于认识到：面对死亡必须成为存在主义治疗的主要关注点。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对死亡恐惧的强烈性和普遍性，但现在，当我回顾这一决定时，我不能否认我的观点可能有失偏颇，因为这里含有我个人对死亡的焦虑。几个月来，我读遍了所有关于死亡的书籍，从柏拉图开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Death of Ivan Ilyich）、雅克·肖龙（Jacques Choron）的《死亡和西方思想》（Death and Western Thought），以及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死亡否认》（Denial of Death）。

关于死亡的学术文献浩瀚如烟，杂乱无章，而且晦涩难懂，它们被排除在精神病学的范畴之外，因此我意识到，我可以根据我与患者的工作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那时，临床文献中几乎没有讨论死亡的文章，我知道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子。然而，无论我多么努力与患者讨论对死亡的担忧，我都无法与他们持久下去。我们还没讨论几分钟，然后很快就转移话题了。回顾那个时期，我现在认为，自己一定是在无意识中还没准备好与患者交流这些事情。

因此，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它影响了我接下来10年的临床实践：我将与那些不得不开口谈论死亡的患者一起工作，因为他们马上就要面临生命的终点了。我开始为斯坦福大学肿瘤科的患者提供咨询，他们被诊断出患有无法医治的癌症。那时候，我参加了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一的一场演讲，她是一位与临终患者打交道的先驱人物，我被她开口问一个重病患者的问题震惊了：“你病得有多厉害？”（How sick are you?）我发现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它传达了非常多的信息，即我是开放的，愿意去任何患者想去的地方，即使是最黑暗的地方。

面对临终患者时随之而来的巨大孤独，让我感到特别震惊。这种孤独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患者忍住不讨论他们病态的、可怕的想法，因为怕让家人和朋友感到沮丧；第二，患者身边的人也远离这个话题，以避免进一步惹恼患者。我看到的癌症患者越多，就越相信一个治疗团体有助于缓解这种孤独。当我最初谈起自己的计划时，那些肿瘤学家都持谨慎的态度，并不对此表示支持。那还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样的团体让人感到有些鲁莽，甚至是弊大于利。而且，它是前所未有的：在科学文献中没有一例关于癌症患者团体的报告。

人生回忆录前言范文 第3篇

56、

火车沿河而行，河岸上挤满了人，他们趟着河水，口中念念有词，把小的甘尼许塑像浸在水中，还有许多人还拿着黄色的纸浆球。我指着窗外，向我身边的姑娘问道：“对不起，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在唱什么？”

她转过脸来，盯着我的眼睛，用优雅的印式英语回答道：“他们说，‘亲爱的甘尼帕提（Canapati），明年再见’。”

“甘尼帕提？”我问道。

另外两位姑娘吃吃地笑。

我的同伴回答说：“我知道，我们的语言和风俗容易让人困惑。但也许你知道这位神更常见的名字，甘尼许。”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他们为什么把他浸在河水里呢？”

“这个仪式告诉了我们宇宙的法则：有形到无形的轮回是永恒不变的。甘尼许的雕像是泥塑的，在水里，它们会溶解至无形。虽然肉体消亡了，但住在里面的神仍然存在。”

“这真有趣，谢谢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拿着那些黄色的纸浆球？”

这一问，三位姑娘再次吃吃笑起来。“那些纸球代表了月亮。有一个关于甘尼许的古老传说，说他吃了太多的拉杜（ladoos）……”

“拉杜？”

“拉杜是我们的一种糕点，一种有豆蔻糖浆的油炸面丸。甘尼许非常爱吃它们，有一天晚上，他吃得太多了，摔了一跤，肚子也胀破了。月亮看到了整个事件，觉得这太搞笑了，笑得停不下来。甘尼许被激怒了，他把月亮从宇宙中驱赶了出去。但是很快，每个人，甚至是众神，都非常想念月亮，因此他们聚集起来，请求甘尼许的父亲湿婆神（Lord Shiva），劝服甘尼许发发慈悲。甚至月亮也加入其中，向甘尼许道歉，他总算让步了，并减轻了对月亮的惩罚：一个月里，只有一天可以看见月亮全形，其余时间则只能看见部分。”

57、

“在静修时是不能说话的。禁语是内观静修时的一种规矩、戒律——在接下来的11天里完全不可言语。而且，那个也是被禁止的，”她指着我腿上的书说，“静修是不可以分心的。”

“好吧，再见，”我说，并满怀希望地说，“也许我们可以在静修结束后，再在火车上聊一聊。”

“不，我的朋友，我们不能这样想。葛印卡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只生活在当下。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只会使人不安。”

我常常想起她临别时的话：“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憧憬，只会使人不安。”这句话字字珠玑，饱含真理，但实现它的代价是巨大的。我认为自己无法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也不愿意那样做。

58、

早餐后，我们在大厅里集合，那里有一个略高于地面的讲台，是为葛印卡准备的。大厅地上铺着席子，当然，没有家具。200名参加者全都是莲花坐的姿势，安静地等待着葛印卡出现。鸦雀无声的几分钟之后，四名随从人员陪同葛印卡走上了讲台。他古铜色的皮肤，身着白色长袍，英俊、威严。教学之前，他诵唱了一段古佛经，用的是巴利语，这是一种失传的印欧语系语言，上部座佛教做法事时用的语言。静修期间，每天早上，他都要诵唱一段，一个富有魅力的男中音，简直把我给迷住了。无论其他情况如何，每天早晨聆听葛印卡诵经的愉悦，就足以抵消这趟旅程的艰辛了。在静修结束时，我提醒自己买了一些他的光盘；多年来，每晚当我泡在热水浴缸里时，就会听上一段。

我想搞明白为何诵经对我有这么大的影响，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父亲的声音，他跟随留声机唱片上的意第绪语歌手哼唱。然后，我又想到，葛印卡的诵经让我依稀听到在犹太教堂里领唱者的吟唱。在我十几岁时，我想做的就是尽快逃离犹太教堂，但现在回想，我记起的是听到领唱者动听嗓音的些许喜悦。我只能猜测，在我的内心深处埋藏着某种对魔法的渴望，渴望通过仪式和权威缓解孤独的痛苦。我想几乎人人都有这种渴望。我曾见过袒露心声的皇帝，听过许多身居高位的人的秘密，我知道没有人能免于绝望，不去渴望神的怀抱。

59、

前面两日，葛印卡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如何专注于呼吸，如何体验吸入空气的凉爽，感受经由肺部呼出空气的温暖。然而，第一天才过去几个小时，我就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莲花坐。我不习惯坐在地板上，没有一刻舒服过，我的膝盖和背部开始疼痛。午餐休息时，我向葛印卡的一位助手报告了我的问题（尽管我们禁止彼此交谈，但如果真的事出紧急，我们可以向助手报告）。他奇怪地看着我，大声问我是不是在前世做了什么，所以才有这样不听话的后背。不过，他还是给了我一把简单的木椅，在接下来的静修中，我都坐在椅子上，坐在200名信徒当中，而他们的莲花坐都毫无问题，安然宁静。顺便说一下，这位助手关于前世的说法，是我在整个静修期间听到的唯一超自然的东西。纪律仿佛是无形的存在，直到一天晚上，有人放了一个响屁。先是几个人大声笑了出来，接着又有8～10个人笑了起来，持续了好几分钟。葛印卡中断了这一天的教学，第二天早上，我注意到听课的人少了几个：那几个笑出声的人没有出席，毫无疑问，他们被开除了。

第三天，葛印卡开始了正式的内观教学，他指导我们专注于头皮，直到有了某种感觉，也许是发痒，也许是刺痛，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脸部，等待着那里的某种感觉出现，然后再进入身体的下一个部位，脖子、肩膀，直到抵达我们的脚趾，全程关注自己的呼吸，同时留心变化无常。后来所有的指导，全都是专注于学习这种内观技巧，葛印卡反复提醒我们，佛陀就是用这种方法冥想的。

除了指导和诵经，葛印卡还做了几次激发动机的演讲，但几乎所有的演讲都让我感到失望。他向我们保证，我们现在很富有，因为我们有了一种技术，可以让我们更有意义地利用时间。例如，在巴士站等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内观冥想，净化我们的思想，就像园丁清扫花园中的杂草一样。因此，他强调说，我们就比那些在巴士站只是干等车的人更有优势。这最后一种想法，即内观可以让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有优势，似乎不值得一提，而且与葛印卡的灵性诉求存在矛盾。

经过葛印卡连续不断的教导，几天之后，我感觉醍醐灌顶，这彻底改变了我的内观练习的性质。我开始“清扫”，开始觉得好像蜂蜜浇在我的头上，它正在慢慢渗透下来包裹住我的全身。那种感觉美妙极了，好像我的身体在嗡嗡作响或振动，突然间，我灵光一现：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追随者会追求这种状态，维持几个星期，甚至几年。没有忧虑，没有焦虑，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分离感，只有妙音盈耳，一股暖流从天而降，沐浴全身。

人生回忆录前言范文 第4篇

32、

几年下来，我逐渐为精神科住院实习医师设计出一个密集的团体治疗培训项目，由几个部分组成：每周的讲座，对我每周一次的治疗团体的观察和团体后讨论，让住院医生带领治疗团体并且我每周给予督导，最后，参与一个我与一位同事一起带领的每周一次的个人过程团体。

劳累过度的第一年住院医生，对于花这么多时间学习团体治疗反应如何？大量的怨言！有些忙碌的住院医生尤其抗拒每周花两个小时时间观察我带领的团体，并且经常迟到或者干脆不来。但是几周过去之后，一个未曾预料到的现象发生了：随着团体成员更深地投入，并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学生们对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戏剧场面越来越有兴趣，然后出勤率一下就上来了。不久他们就把这个团体称为“亚隆的冷暖人间”（Yalom's Peyton Place，这个名字出自20世纪60年代一部电视连续剧）。我认为这种效果类似于沉浸在一个结构良好的故事或者小说之中，并且我认为治疗师急切地想要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一个进展顺利的好兆头。即使现在，在实践了半个世纪之后，我通常会期待每一次新的会面，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并且带着会发生什么新的进展的预期。如果那种感觉不见了，如果我在一次会面开始之前没有任何期待，我想象患者也许正体验着类似的感受，然后做出努力去面对和改变这种状况。

学生的观察对患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个巨大的问题让我大为焦虑，因为我注意到当学生在镜子后面的时候，团体成员是多么的紧张不安。我试着安慰患者们，说精神科学生也和专业治疗师一样，遵守同样的保密原则，但是效果甚微。然后我尝试了一个试验：我想要将观察者令人不快的存在转变成积极的东西。我让团体成员和学生在会面的最后20分钟交换位置。因此，团体成员在观察室里，观察我和学生们在会谈后的讨论。这一步立刻就让治疗过程和教学变得更加有趣！治疗团体的成员带着强烈的兴趣倾听学生对他们的评论，学生们觉得他们被密切监视着，所以他们在观察团体的时候注意力更为集中。最后我又增加了另外一个步骤：团体成员对观察者的评论和观察者本人（他们甚至觉得观察者比团体成员更加紧张）有如此之多的情绪，所以他们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讨论他们对观察者的观察。所以我附加了额外的20分钟，学生回到观察室，而我和患者回到团体室，并讨论观察者的评论。我意识到这对于每日的实践来说，耗费了太多的时间，但是我相信，这种安排大幅度增加了治疗团体和教学的效率。

所有这些都是新的。这一时期，我不是某个传统治疗学派中的一员，我对此心存感激。我给予我自己完全的自由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并且对实效研究有足够多的了解来测试我的假设。回过头看，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喜。很多富有经验的治疗师会对别人观察他们做治疗感到不自在，但是我对有人观察毫不介意。这一自信和我自己的内在版本并不相符——在内心深处，有一个焦虑、局促不安、自我怀疑的青少年和年轻人，我曾经就是那样。但是在心理治疗方面，尤其是在团体治疗中，我逐渐变得可以完全自如地冒险，并承认错误。我对这些创新有一些焦虑，但是焦虑对我来说不足为奇，我已经学会去忍受它了。

33、

大学教职员工不会应为教学做得好而得到晋升。那句“不出版就出局”的老笑话并不是玩笑：它是学术生活的真实写照。门诊项目的20个团体为科研和发表文章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治疗师如何让患者做好参加团体治疗的准备，如何搭配团体成员，为什么有些成员很早就从团体中退出，以及什么是最有效的治疗性因素，这些我都研究过。

随着我继续教授团体治疗，我意识到急需一本全面的教科书，而我的所有经验（讲座、研究和治疗创新）都可以整合到一本教科书里。在斯坦福工作几年之后，我开始列出这样一本书的提纲。

34、

我在斯坦福工作的第一年，还有一个令我感兴趣的领域是“性机能障碍”，在我做住院医生，在帕图森特研究所与性罪行犯人工作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领域。在斯坦福，我周末定期给监禁在阿塔斯卡德罗州立医院（Atascadero State Hospital）的性罪行犯人做咨询，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在实践中看了很多患者，他们是窥淫癖者、裸露癖者，或者有其他形式的令人不安的性强迫或者性成瘾问题。我经常治疗男_者，回想起来，他们主要是因为社会对他们的看法而痛苦。我在斯坦福做了一个病例研讨报告，关于我与这些患者的一些工作，结束之后，立刻有一位在斯坦福外科学系（Stanford Department of Surgery）工作的整形外科医生唐·劳布（Don Laub），问我是否想为一个新项目做会诊医生，这个项目是由他发起的，目标人群是一些想要通过手术改变性别的变性患者。“跨性别者”（transgender）这个术语尚不存在。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手术不是在美国做的——想要改变性别的患者一般是在提华纳市或者卡萨布兰卡市做手术。

这个项目远远超出了那个时代，但是几个月之后就碰到了麻烦：一位手术后的患者成了夜总会的_娘，到处给自己打广告说是斯坦福医院的杰作，另一个患者在他的男性生殖器被切除之后，想要以殴打罪（battery）起诉医院。这个项目被叫停了，又过了很多年之后，斯坦福才再次提供这样的手术。

35、

像所有其他人一样，1963年我们被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被暗杀的消息惊呆了。它打碎了我们在帕洛阿尔托的平静生活不会受到外部世界中的不幸影响的想象，我们买了第一台电视机，以见证围绕着肯尼迪的死亡和追悼会的活动。我回避所有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但是在这次事件中，玛丽莲感觉到需要归属感和仪式感，所以将我们的两个大孩子（8岁的伊芙和7岁的里德）带到斯坦福纪念教堂参加了宗教活动。仪式的感染力没有完全退去，所以我们总是和家人朋友一起，在我们家举办逾越节晚餐（Passover Seder）。从没有学会希伯来文，所以我请我的一位朋友代劳，念仪式的祷词。

尽管我的童年充满了不愉快的回忆，但是我一直都喜欢我从小吃的食物：东欧犹太菜肴，并且不吃猪肉。玛丽莲可不是这样。每当我出差的时候，孩子们就知道她会给他们做猪排。我坚持着一些典礼仪式。我让我的儿子割包皮，随后和朋友还有家人一起办一次正式的宴会。里德，我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选择做犹太成人礼。除了这几项犹太传统之外，我们还会竖起圣诞树，在长袜里给孩子塞满礼物，并安排一场盛大的圣诞节宴席。

经常有人问我，缺乏宗教信仰是不是我生活或者精神科实践中的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总是否定的。首先，我要说我是“无宗教信仰的”而不是“反宗教的”。我的立场绝不是不同寻常的：对于我斯坦福社区和我医学以及精神科同事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当我和我少数几个虔诚的朋友[比如，达芬·弗勒斯达尔（Dagf inn Føllesdal），一位信奉_的挪威哲学家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对他们信仰的深度感到极为敬佩，并且我想说，我的世俗观念几乎从来没有影响到我的治疗实践。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我执业的所有这些年，只有少数几个坚定的宗教人士找我寻求过帮助。我与虔诚个体接触最多的时候是我与临终患者的工作，并且我欢迎和支持他们每个人尽可能寻求宗教安慰。

36、

我父亲的葬礼是在马里兰阿纳卡斯蒂亚的一座公墓里举行的，在仪式之后，每一位家庭成员恭敬地在棺木上洒上一铲子泥土。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头昏眼花，所以我姐夫抓着我的胳膊扶着我，以免我摔进墓穴里。我父亲的死亡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安静、毫不起眼。直到今天我还后悔对他了解得不够多。当我回到那个公墓，徘徊于一排排墓碑之间，那里安息着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来自名为希尔兹的犹太小村庄的乡亲，我和我的父母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口，我为此感到心痛。

有时候，当玛丽莲描述她和她父亲在公园里散步的温柔回忆的时候，我感觉凄凉和不公平。我的散步和我父亲的关心呢？我父亲一辈子都在辛苦工作。他的商店一周五天晚上10点关门，星期六的时候一直到12点——他只有星期天不用工作。和我父亲一起度过的时光里，唯一让我觉得温柔的部分是星期天一起下棋。我记得他总是对我下的棋感到高兴，即使在我10岁或者11岁的时候开始赢他时也是一样。不像我，他从来没有一次因为输棋而发脾气。也许这是我一辈子都在下棋的原因。也许下棋为我提供了和我辛勤工作、温柔的父亲一丁点儿接触的机会，可他没有机会看到我成长为一个更成熟的人。

37、

从哪里开始呢？我从团体治疗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如何选择患者并组成一个团体。

选择包括决定一位特定的患者是否适合一种特定类型的团体治疗。组成团体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患者是合适的，有几个团体都可以为一名新成员提供空间，那么哪个团体对那位患者来说最好？或者考虑另外一个（极不可能的）场景：想象有一个写着100位患者名字的花名册，足够组成12个团体。治疗师应该怎么搭配这12个团体，以便它们可以获得最大的效果呢？带着这些问题，我查阅了研究文献，然后写了两个学究气、复杂难懂、极为详尽并且相当无聊的章节。

38、

就在我完成了患者选择和团体组成的章节之后，我们的系主任大卫·汉堡，到伦敦造访了我们，并且告诉了我一个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斯坦福任期委员会开了一次会，并且提早授予我终身教职。我下一年都还没有排上终身教授候选人，所以不用焦虑地等待决定的结果当然让我高兴万分。后来，看到同事和患者经历那个痛苦的折磨，让我对自己的幸运有了更多感激。

人生回忆录前言范文 第5篇

43、

写这本回忆录让我有机会回顾我作为一名作家的生命轨迹。在某一时刻，我从为其他专业学者写研究型的文章和书籍，转变到了为大众写心理治疗方面的书籍，我追溯到这一转变的开端，就是出版于1974年的一本奇怪的书，名字也很古怪——《日益亲近》（Every Day Gets a Little Closer）。在这本书中，我不再使用定量研究的语言，并试着去模仿我一辈子都想超越的那些讲故事者们的写作手法。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继续通过四本小说和三本故事集来教关于心理治疗方面的知识。

我的转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我把金妮·埃尔金斯（Ginny Elkins，笔名）引入到我的治疗团体的时候开始的，她是斯坦福创意写作的斯特格纳奖学金获得者（a Stegner Fellow）。她的治疗很成问题，因为她极为害羞，不愿意从团体中要求获得关注或者接受关注。几个月之后，她完成了她的奖学金项目，并得到一份晚上教书的工作，时间与团体会面的时间刚好冲突。

虽然金妮想要继续和我做个体治疗，但是她付不起斯坦福的费用，所以我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约定。我同意不收取费用，条件是她每一次会谈之后写一个总结，描述在见面时她没有用言语表达的感受和想法。对我来说，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然后我们把它们放在密封的信封里交给我的秘书。在几周的治疗之后，我们可以阅读彼此的总结。

为什么提出这个不同寻常，甚至奇怪的提议？首先，金妮以一种不切实际的方式看待我——用心理治疗的术语来说，她有急剧增加的正性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她将我理想化，对我一直很恭敬，在我面前将自己当成个小孩子。在我看来，阅读我每次会谈之后未经加工，未经审查的想法，对她来说也许是有用的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并且尤其重要的是，去了解我在如何帮助她方面所产生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所以我想要在治疗中有更多的自我袒露，希望她同样可以这样做。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私人的原因：我渴望成为一名作家——一名真正的作家。写学究气的500页教科书，紧接着与人合作写500页的关于会心团体的科研专著，其中的辛劳让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我想象与金妮的这一计划也许会为我提供一次不同寻常的练习，一次打破我专业枷锁的机会，通过表达每一次一小时的会谈之后立刻出现在脑海中的任何东西来找到我自己的声音。此外，金妮是一位高超的语言大师，我认为通过写作而不是口语沟通，她也许会更为自在。

我们每隔几个月的笔记交换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每当参与者研究他们自己的关系，他们就对会谈更加投入。每一次我们阅读彼此的总结，我们的治疗就更为充实。此外，笔记提供了一种类似于罗生门的（Rashomon-like）体验：虽然我们一起度过了同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对那个小时的体验非常不同，并且珍视会谈中不同的部分。我言简意赅的解释？唉，她甚至从来都没听见！相反，她所珍视的是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的小的个人行为：我对她的衣服或者外貌的恭维，我因为迟到几分钟而尴尬地道歉，她说讽刺的话的时候我的轻笑声，我教她如何放松。

金妮对这个出版计划很热心：它将会是她出版的第一本书，我们同意平分版税，而玛丽莲得到其中的20%。1974年，基本图书公司以《日益亲近》为名出版了这本书。回过头来看，玛丽莲所提议的副标题，“重讲一遍的治疗”（A Twice-Told Therapy，改编自霍桑一）要比这个名字好得多，但是金妮喜爱巴迪·霍利（Buddy Holly）的那首老歌《每一天》（Everyday），一直想要让那首歌成为她婚礼上播放的歌曲。几年之后，当电影《巴迪·霍利》上映的时候，我非常仔细地听了歌词，并吃惊地发现金妮把歌词弄错了。歌词实际上是“Every day it's a-gettin' closer”（每一天都是靠得更近的一天）。

金妮和我各自写了一篇前言和后记，我对写这两篇的记忆很深刻。虽然我在精神科门诊部的办公室写了不少专业上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它对于获得艺术写作的灵感来说，太过于繁忙和喧闹。那时候精神科占据了斯坦福医院的南翼，有科室主任和教职员工的办公室还有很多间治疗室。紧邻的侧厅是研究猴子的教员卡尔·普里布拉姆（Carl Pribram）在使用，其中一只猴子时不时会跑出来，轻松穿过门诊部和等候室，横行肆虐。越过普里布拉姆的实验室，就是一间档案室，那里存放着患者的记录。它是一个阴暗、没有窗户的地方，但是安静且无人打搅，空间大到足够我来回踱步，构思复杂的句子，并大声读给自己听。我喜欢这间阴气沉沉的房间：它让我想起我青少年时期在地下室学习的无数个小时，我写只读给自己听的诗歌（虽然我偶尔读一些给玛丽莲听）。

我沉浸在那个昏暗的房间度过的时间里，推敲合适的词句。它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没有数据、没有事实、没有统计学、没有教学——只是让我的思绪流转。我不会唱歌，但是我在给自己歌唱。同时，我确信，身边堆成山的图表，成千上万患者的故事，都渗入了我的意识之中，就这样，我的前言如此开头：

每当我偶然看到一本陈旧的预约本，写满了几近遗忘的患者的名字，而曾经我和他们一起经历过最为温柔的时光，我就感到一阵酸楚。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微妙时刻。他们身上发生过什么？我的多层文件柜，我堆积成山的录音带，经常让我想起某座广阔的墓地：人们的生活被塞进了临床文件夹，声音被录在了磁带上，无声而永恒地表演着他们的戏剧。与这些墓碑共处一室让我的内心充满了一种无常之感。即使我觉得自己全神贯注于当下，我也能感觉到衰败的幽灵在观看和等待着——一种最终会战胜生活体验的衰败，但是用它的冷酷无情，给人们带来深刻与美。将我的体验与金妮的联系在一起的渴望非常强烈；我被延缓衰败，延长我们短暂的寿命的机会迷住了。知道它会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中而不是在一间被遗弃的仓库，里面装满没人读过的临床记录和没人听过的磁带，让我感觉好得多。

写这篇前言是转化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寻找一个更加充满感情的声音，同时将我的注意力转到无常这一现象上来，而无常是我进入存在主义世界观的入口。

44、

在我治疗金妮的大约同一时间，我有了另一次文学际遇。玛丽莲的一位同事给了我们一份礼物，让我们看到了不为人知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他于1961年自杀。在一所大学图书馆，她的同事看见了一批隐藏的未发表的信件，是海明威写给他的朋友巴克·拉纳姆（Buck Lanham）的，后者是诺曼底登陆部队的主要将领。尽管他不允许复制这些信件，玛丽莲的同事偷偷地将信件口述并用一个小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写下逐字稿，并将他的原稿借给我们几天，允许我们从中意译但是不能直接引用。

这些信件对理解海明威的心理有很大启发。我去华盛顿特区拜访巴克·拉纳姆以搜集更多信息，那时候他是施乐（Xerox）的一名主管，承他的好意，他向我谈及了与海明威的友谊。在阅读了海明威的很多著作之后，玛丽莲和我雇了一位临时保姆，动身去加州_的蒙太佛庄园，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长周末，来一起合作写一篇文章。

我们的文章，“海明威：一种精神病学观点”，1971年发表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上，并立即被全世界数百家报纸奉为话题。我们两个人所写的任何东西，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获得过这样多的关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海明威强硬的外表之下隐藏的心虚。虽然他坚强，并不懈地驱使着自己从事艰难的男性活动，比如拳击、深海捕鱼、捕猎大型动物，但是在他给拉纳姆将军的信中，他很脆弱和单纯。他尊敬货真价实的东西——强大而勇敢的军队将领——将自己说成是“渺小的作家”。虽然我非常欣赏他的作家身份，但是我不钦佩他的公众形象——它太过于粗糙、太过于阳刚、太缺少同情心、太沉迷于酒精。他的信展现出了一个更加温柔，更加不自信的孩子，被一位真正强悍勇敢的成年人迷住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的开始部分就提出了我们的意图：

海明威面对危险和死亡的经历会激起我们关于存在方面的思考，虽然我们欣赏这些，但是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像托尔斯泰（Tolstoy）、康拉德（Conrad）以及加缪那种程度的普世性和永恒性。我们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海明威的世界观如此局限？我们推测海明威视野的局限性是与他个人人格的局限性相关联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但他无疑也是个备受困扰的人，一辈子都有深深的紧迫感，62岁的时候在偏执型抑郁性精神病（paranoid depressive psychosis）状态下自杀。

45、修订一本教科书是一件高要求而又无趣的工作，但是如果这本书要与时俱进的话，就必须修订。我分析了我刚完成的一些研究，想要更多地理解在治疗中什么真正帮到了患者。我给大量通过团体得到成功治疗的患者设计了一个由55个陈述句（与情感宣泄、理解、支持、指导、普遍性、团体凝聚力等等有关）组成的问卷，并且在最后时刻一时兴起，我临时扔进去一连串5个非正统的陈述句，我将其称作“存在主义因素”——比如“意识到不管我与其他人多么亲近，我必须独自面对生活”，或者“意识到不可能逃避生活中的某些痛苦以及死亡”。我让患者将这些按照最没有帮助到最有帮助分成几组（一种“快速排序”），并且惊奇地发现这个临时放进去的存在主义因素类别远比我预期的排名要高。很明显，存在主义因素在有效的团体治疗中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已经意识到的要大得多，然后我着手写一个新的章节，来讲清楚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