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推荐7篇)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1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历史化”(historicization)的思潮，即：人类学日渐注重历史研究的视角，开始关注“他者”的历史，由此产生了新的理论洞见和新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揭示了“他者”是有历史的，并在历史建构中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创新性理论架构，冲击了传统的“客观历史”说，根本性地突破了人类学中长期存在的“文化”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结构”与“事件”等基本矛盾的对立。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志也得到了更新改造，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融文献史料、田野调查于一体，人类学文化撰写方式日渐呈现综合性、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发展与更新还相应带来了认识论上的深刻变革，凸显了“他者”与世界共享着同一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对隐藏于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进行了解构。总之，人类学的“历史化”，正如弗宾(James )所言，“已经成为一种多变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并不仅仅代表一种纯知识体系上的更新变革，也标志着伦理、道德和政治上的转型”。除了上述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外，笔者认为，有利的学术环境是促动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因素。本文将对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学术环境进行系统梳理，以期能对全面、深入理解西方人类学的“历史化”有所裨益。

一、西方新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

德国兰克史学作为西方传统史学(政治史阶段)的代表，在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二战后，遭到了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美国社会科学史学的批判。这些后起学派主张跨学科，提倡总体史，注重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关注经济社会史，由此引发了战后以经济社会史为主要标志的西方新史学(社会史阶段)的到来。在稍后的70－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和文化人类学为理论源泉，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即西方史学又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文化史过渡的新趋势。在实现这两次转型的过程中，西方史学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极大关注，或者说人类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社会史阶段)，西方史学开始对人类学传统主题和方法产生兴趣。法国年鉴学派主要开创者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创造奇迹的国王》(1923年)，从那时的宗教礼仪、风俗习惯、医疗状况等为传统史学家所忽视的史料人手，研究了法国民众的风俗与信仰，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社会心态；另一位开创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拉伯雷的宗教》(1942年)，没有像传统史学那样以拉伯雷的书为史料去探讨拉伯雷的思想，而是着力考察拉伯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剖析该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和社会心态结构。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中，强调了长时段中的结构，认为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事件并不是重要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975年)，利用宗教法庭的审讯记录，吸收了民族志撰写中的一些表现手法，生动地描绘了蒙塔尤这个14世纪法国小村庄普通村民的家庭生活状况。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认为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

在第二次转型过程中(文化史阶段)，人类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和新方法被借鉴到史学领域中来，对史学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强烈。被视为“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将文化比喻为寻找解释意义的文本(text)，倡导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写作方法。这些见解和方法受到了许多新文化史家的青睐。戴维斯(Natalie )的《马丁・盖赫返乡记》(1984年)，以16世纪法国农村中的一个冒充农妇丈夫的陌生人如何被接受和被拒绝为题材，指出通过深入研究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两性关系的史料，史学家可以重构该农妇的思想历程，即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一个朝着史料定向但又超越于它以外的想象力来填补史料中的漏缺。在戴维斯看来，事实与虚构之间并元明显的界线，但首先要承认来源于解释学的、存在一个诸如农民文化之类的更大的整体性联系，这样的重构才能成为可能。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1999年)，从解释18世纪的一群印刷工人集体屠猫这样一个事件出发，用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自身的文明，用民族志观察入微的方式来洞察历史，揭示了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深入探讨了18世纪法国人的思考方式。

自结构功能学派产生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类学在整体上多是拒斥历史的，这使得人类学“主动疏远”了历史学，它们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泾渭分明。而西方史学在二战后的两次转型，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关注和借重，使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合流”(convergence)和“复交”(reapprochement)，从而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历史化”倾向营造了良好的学科外部环境。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类学中的兴起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时代，孕育了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和英、美政治经济学等新的人类学理论流派。这些新流派试图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加以应用、修正和新的诠释，从不同角度体现人类学对“历史”的“关怀”，为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学科内部氛围。

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发端于法国，英、美等国的人类学界也受到影响。二战后，法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列维一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相信支 配历史进程的是一种无意识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只有通过理论上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historical materialism)相信历史是由寓于生产方式运动之中的内在矛盾决定的，矛盾又是人们经过精心的研究之后才发现的。因此，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他的“结构”概念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内在一致的。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以葛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为代表、试图对马克思的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理论进行修正的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运而生。1966年，葛德利尔出版了代表作《经济上的理性与非理性》。该书强调文化中非经济性制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所发挥的经济，并以功能性的阶序观来取代生产模式观。葛德利尔主张把生产模式看成一个系统，而内部各个结构分别为小的系统，小系统在整体中发挥不同功能，若超越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力即功能相容性的范围时，则发生社会组成和历史的变迁。这与马克思主义把系统内部的矛盾尤其是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葛德利尔对历史发生兴趣的目的在于修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使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构架下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研究，所以他所研究的历史其实是在“静态”的结构理论的架构上建立起的社会进化史，尽管其材料来自人类学家的实地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早期进化论者的臆测。“历史在葛德利尔那里，既不是年代学的重拟，也不是人类学合作主体借以建构他们的世界的过程，正确地说，历史是把社会现象的起源看作从社会制度的逻辑中推演出来的派生物。”因此，虽然葛德利尔声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人类学与历史学差别消失的地方，但真正的历史研究却被他忽略了。尽管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了历史分析，为发展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解释理论做出了贡献。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界出现了怀特(Leslie Alvin White)的新进化论和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的多线进化论。与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早期进化论相比，怀特的进化论体现的是一种更为系统化的技术决定论，强调进化过程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斯图尔德则更注重进化路线的复合性和多样性。他们都企图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修正。哈里斯(Marvin Harris)把斯图尔德和怀特的理论统合起来，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观点，寻求环境需求与社会制度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寻求支配历史发展的新法则。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抨击哈里斯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决定生产过程的新观点――因为文化既决定人们要生产什么，又决定人们怎样去生产。此外，萨林斯还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认识性质的观点做了新的诠释。在萨林斯看来，人类创造了自身的历史，但人类只能根据自身的意识来创造历史，因为认识总要受制于文化。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Eric )和敏兹(Sidney )则着重应用世界体系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关农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农民社区内外的阶级关系，研究了地方性、小规模农民社区与其所处的广阔政治经济过程之间的关系，将地方史置于世界史的范畴和视野之中。

三、西方人类学的反思

西方社会科学的整体反思(reflexivity)或解构(deconstmction)，建立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蓬勃开展的各种社会反省运动的基础之上。这种反思，来自对“殖民情境”的检讨，源自对西方政治权威、学术霸权的解构。当知识创新的批评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催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以往的“无历史”的田园诗般的“现实主义”民族志描述方式成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历史人文主义成为新的实验民族志的主要追寻目标之一。

由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人类学家，试图使人类学带有敏锐的政治和历史感，力求使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方式有新的洞察。他们在对传统的文化撰写方式进行反思、对写作的文本本身进行解构的同时，开始尝试和实验新的表述方式：一是涉及对描述困境的新感受性，即在文化全球均质化观念下表述文化差异所存在困难的感受；二是涉及对历史和政治经济现实的再认识。在后一种实验策略中，又有两个不同的走向：其一，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的强烈影响，试图克服以往人类学将自己局限于地方社会、相对缺少历史观点的局面，将大规模政治经济体系与地方文化状况联系起来。这种走向还对民族志美学化、诗学化提出了批评，认为要把民族志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去理解，结合社会、政治和物质去理解。其二，受到解释学的影响，探讨民族志叙述中历史时间与场合的恰当的表述方式，对传统民族志或者将叙述置于历时背景之下或者将历史一并放弃的种种做法提出批评。这种新的实验策略就是要使民族志富有历史感，在民族志叙述框架中展示时间和历史的视野。

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认为，后现代主义在人类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后过程主义(postproeessualism)，即：不存在客观的过去，我们对过去的呈现只是源自个人社会文化视角所制造的文本，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创造”。他指出，考古学等研究进化的科学忽视了社会行动的意义建构以及人类文化的历史特殊性，科学思想根深蒂固的早期人类学家试图客观地描 述现在，但实际上与写小说无异。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批判，对被科学扭曲的人性的关注和推崇，使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学逐渐从“科学”人类学的影子中走出来，“人文历史主义”成为新一代人类学家深切关注和反思的时代主题。有学者认为，这会从整体上对人类学造成危机；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学激动人心的新时代的开始。

人类学自身的反思，既是时代整体反思的产物，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在自身反思与实验过程中所体现的对人文历史主义的推崇、对民族志描述历史化的诉求，加速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换、更新，促进了人类学“历史化”思潮的酝酿与形成。

四、美国民族历史学的特殊贡献

民族历史学(ethnohistory)的概念，最初可能是由博厄斯(Franz Boas)的学生威斯勒(Clark Wissler)于1909年率先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民族历史学就是依靠结合民族史和考古学的数据来重建史前文化，就是纪实档案(documentary)的同义语。当然，这种档案并不是由当地土著来提供的。1915年，博厄斯的另一个弟子罗维()对民族史研究中口述史的真实性做出了负面评价，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史研究的影响。当时的民族史方法论，无论对人类学家还是对史学家而言，都是一样的，即主要利用档案资源来讨论“他者”的过去。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民族历史学基本上以北美、非洲、大洋洲等地的小规模族群社会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对此都不太关注，因为小规模族群社会并不是当时史学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而人类学的研究目光也主要聚焦于尚与历史有严重隔阂的现在时民族志上。因此，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族历史学作品数量不多、影响有限，其主要作用在于最初填补了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空白领域。

20世纪30－40年代，以博厄斯的学生克鲁伯()、米德(Margaret Mead)、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形成的所谓心理结构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几乎背离了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主义传统。随着心理结构学派的兴起，美国民族历史学在二战前的作用和影响更为微弱。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主义重新在美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抬头，1954年创刊的Ethnohistory则突出体现了这种情绪。这一时期，美国民族历史学主要有两大方面的特征：利用文字档案材料探讨印第安各部落的传统边疆问题，以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所有权；出现了所谓的“经济人类学”，即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用现代的经济概念去研究原始社会。其方法论依然如故，以有文化的非土著所提供的档案等为主，而不是本土的口述资源。自此，美国民族历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潮和新的研究范式，才登上了西方学术舞台，并日渐繁盛。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划分是明确的，但从70年代以来，这两个学科明显汇合了。人类学家使用历史材料和历史学方法，史学家也使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由此，原初作为在人类学与历史学问起联系和沟通作用的民族历史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学者犹豫地仍称之为民族历史学；有学者简单地将之视为历史学；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不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方法；有学者认为民族历史学是重建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有学者则将之界定为历史意识(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研究；还有学者则戏称民族历史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杂种儿子”。

在凯奇(Shepard Krech Ⅲ)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对民族历史学本身的界定持有怀疑态度，很难对“ethnohistory”、“historical anthropology”抑或“anthropological history”进行明确区分。有些学者拒绝使用“ethnohistory”这个名称，而代之以“anthrohistory”或者其他术语。民族历史学已经逐渐失去了“民族”(ethnos，ethnicity，ethnic)的味道，不再像原来那样带有某些歧视色彩地用来专指部落少数民族的民族史(ethnohistory)，而变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成为人类学理论方法与史学理论方法互换、混合的产物，成为人类学“历史化”的产物。“Ethnohistory”这个名称，也逐渐为“historical anthropology”或者“anthropological history”所取代。无论哪种取代，都合乎逻辑，都不会辱其名，因为人类学学者应该关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正如历史学者应该关注“historical anthropology”一样。凯奇认为，使用“anthropological history”更为合适，“anthropologieal history”能表征时下“ethnohistory”所代表的真正内涵，能大致消除用语上的混乱局面。

席费林(Edward Schiefflin)和耶韦特(Deborah Gewertz)的讨论主要在于揭示民族历史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看来，“在过去，民族历史学指的是利用文献或考古材料建构民族史。对历史学家(及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传统上民族历史学指的是替没有文字历史的民族重建历史，……对我们来说，这种民族史的观念即使不能说不对，也是不适当的……民族历史学……最根本的是要考虑到当地人自己对事件是怎么构成的看法，以及他们从文化角度建构过去的方式”。这种见解，与之后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历史化”思想的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2篇

【关键词】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学科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继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之后而被大陆学者关注渐次兴起的。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被学界视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1]如果从这一年算起，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已经走过了24年的研究历程。在24年的时间里，社会文化史从无到有，从微弱到繁荣发展，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跟二十多年前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一开始是对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反思和反动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是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出现的。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而出现社会文化史领域，有没有经过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呢？这是这次讨论要阐明的问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晰学科这个概念。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研究领域，它反映公认的科学概念、基本原理、规律和事实，并反映本学科最新成果。它是随着科学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分化而出现的。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总是选取不同的角度对事物加以分析，力图使所得到的认识更加深入。这样便形成了今天的学科分类体系。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第一、研究的对象或研究的领域，即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第二、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知识系统。第三、方法论，即学科知识的生产方式。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研究员曾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需要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现在说它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看来为时尚早。”[2]那么十年之后，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有没有向学科转化的迹象，或者已经转化为独立的学科了呢？下面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发展变化。

一、研究对象

在2002年召开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蒋大椿曾说，社会文化史的概念虽然模糊，但必须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社会文化史重点研究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但这样的研究范围是否等同于研究对象，还值得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研究范围不等同于研究对象，具体的研究对象包含于研究范围之内，而又小于研究范围。历史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简单的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其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其学术关怀和现实关怀。因此，并不是这个范围内所有的事项都需要事无巨细的展开研究和论证，用李长莉研究员的观点来说：“治史者在选择研究题目时，须有历史关怀、时代眼光、整体观念与问题意识，如此才能选择具有历史价值的论题”[3]也就说，历史研究者的选题是有一定功利性的，只有那些与历史主题关联度比较高的才会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人类历史是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多样性的。从社会文化史的产生来看，它是在文化史和社会史互补的基础上产生而来，因此从对象的角度来说原先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都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是清晰的。但站在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我们关注这些对象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了，对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比如精英思想，我们要关怀的不是这种思想怎样来，我们关注的是它是怎么样影响社会的，思想与社会的有没有互动，这种互动达到了哪种程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制度、组织、教育、法律、风俗等研究对象我们要把握的是其背后折射的共性，隐藏在其后的精神因素。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具备“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从构成学科要素的特点之一来讲，社会文化史也许不构成学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意识的更新以及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于学科属性认定的标准是不是也要更改呢？

二、理论体系

构成学科要素特点之二是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

社会文化史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发展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支撑。对于在文化史和社会史基础上产生的领域，必须要界定自己与其它两个领域研究的关系，那么对于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搞清楚。

1988年，刘志琴研究员提出了社会文化的概念，之后李长莉、梁景和、左玉河等学者相继对“社会文化史”做了概念性界定。李长莉认为，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结合形式，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的历史”，后来，李长莉又提出：“凡是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问题，或用社会学方法来研究文化史问题，把社会生活现象与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都可以称之为社会文化史。”[4]梁景和提出社会文化史“是通过民众外在的社会生活来研究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及其思想观念”，后来又提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5]左玉河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关注社会下层，打通文化史、思想史与社会史，注重思想、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上述三位学者，对社会文化史的界定表述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集中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论对象是什么，必须以体现“思想、观念与社会互动”为主旨，以揭示社会运动背后的文化演进规律为终极目的，因为“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须在历史之整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6]

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命题是指一个判断的语义，而不是判断句本身。当不同的判断句具有相同的语义的时候，它们表达相同的命题。如果我们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三位学者所给出的判断句本身并不相同，但命题都是相同：社会文化史是关于社会生活及社会有机体运作规律的文化解释。

综上所述，无论从概念、命题还是从规律来看，社会文化史基本已经具备学科的轮廓。

三、方法论

这里讲的方法论，主要探讨社会文化史有哪些理论方法，以及方法的产生方式。

梁景和教授在《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7]下面简要介绍这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里主要包括历史意识、关于书法、和信史的理论、关于采撰和历史事实的理论、关于史论艺术和历史见识的理论、关于史文表达和审美要求的理论、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关于史学批评标准和史学批评方法的理论等七个方面。

第二，对其它学科理论的借鉴。生活是折射社会的多棱镜。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观察视角的多样性。单一的视角，必然导致历史还原的平面化，使历史本身丧失了应有的精彩。多样化的视角，必须要有多样的方法来对应，如与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等相结合，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以综合的方法来论证，这样展现的历史必然是丰富多彩的。

第三，创新的理论与方法。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不仅需要继承古代先贤和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更需要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性进行本土化、领域化的创新来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在2002年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诸多学者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刘志琴研究员在会上提出，应该依据中国社会文化的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中国学者完全有希望构建自己的中国社会文化史，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8]在2012年9月21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刘志琴再次提出了要从泰州学派那里寻求思想火花，创建史学理论的问题。这个过程可能是比较艰难的，虽有发展但尚无成型的系统理论的出现。

综上所述，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多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发展，在理论创新和研究成果上虽然有了较大发展，已经脱离了起初的新视角、新方法的初级阶段但离独立学科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必然会激励后辈学人不断推陈出新，以推动社会文化史学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3] 李长莉，“碎片化”：新兴史学与方法论困境，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5]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

[8] 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3篇

关键词:初中 历史教学 注重 培养 历史观

从初中历史教学的特点和过程来看,许多历史教师满腹经纶、学车五富,在历史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讲授历史知识,学生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从教学的应试角度来说,学生能够很好的完成历史知识点的学习任务,阶段性的学习完成后,许多学生就把课本一扔,加上历史并非主课程,在升学考试中的比例不高等因素,也导致学生关注度不高,笔者从调研中发现,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一般还是死记硬背,并没有对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形成自我的历史观,这种缺失导致历史教学效果的落后,直接影响到历史课对于学生学习的价值。

一、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观的重要意义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生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为了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观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的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说三国,首先会阐述的是三国的文化,为什么要说三国的文化,就是不说三国的文化不足说以三足鼎力的局面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下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形成了三国特有的历史观,所以学生学习历史知识不深入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不能准确的形成和判断当时的历史观,当时的历史观同样对当时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反作用。所以历史教学中注重历史观就是注重了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核心,反之就是形式主义,表面文章。而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又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自然学生更能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观的形成的条件和意义,从学习思维上说,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教学往往能唤醒学生对于历史的好感,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不管这种评论对与错,都与学生本身的世界观形成了对照和冲突,把历史还原为历史,把文化还原为文化,把历史文化与学生自我的世界观相互作用,就能发现,历史并不是古老的,古老的并不一定是历名,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来看,过去的历史对学生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初中学生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的形成,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通过知识的积累,更通过思维和训练和历史观的培养来达到对自我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完善,从教师教学的角度来说,教学除了授知也要授智,这个智是智力的智,更是智慧的智。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观存在问题分析

初中开展历史教学是符合现代教学发展理念的,初中需要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开阔眼界,历史不是陈旧的,特别是要明白这一点,许多学生认为历史是陈旧的,从而觉得学习过去的东西有用吗?笔者从调研中发现,历史知识学习好的都是对人生特别有规划的,因为这些学生明白,对于今天来说昨天就是历史了,所以学习要规划,人生更要规划,从目前历史教学的现状来看,主要是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历史教师缺乏历史观的教学意识

许多历史教师,非常认真的进行备课,很用心的在课堂上讲课,把历史知识传播给学生,但是并没有意识到在传播历史知识的同时要注重历史观并培养历史观,这与我国教育方式有关,我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缺乏通过历史课的学习来达到和满足学生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观的深入了解,什么样的历史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观,物质决定意识,历史观也是世界观的一部分,历史教师的这种缺乏直接导致学生学习历史知识深度不感,更无从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许多成年人可能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今天再回顾历史知识时,或者我们看到某部由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时,我们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事件,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出这个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这就是我们教学的不足和遗憾。

2、历史观并不是历史事件的起因

许多历史老师也会讲到历史事件时去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讲到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事件,这就是历史事件起因说,把起因说定义为历史观是狭隘的,历史起因可以说是历史观的一个变因,但并不是成熟的历史观,成熟的历史观是由真实不可逆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哲学的、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因素对立和统一形成。那么教师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观,从历史观形成的条件入手,去寻找和发现当时社会的历史观,从历史观进行深入解剖,深入浅出,让学生掌握这些历史观对当时社会所形成的冲击以及由这些冲击决定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终结。

三、初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和培养学生历史观的方法

1、让学生扮演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

让学生扮演人物角色只是第一步,最为关键的是要让学生在扮演前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决定的,思维和语言的习惯,特别是要对学生扮演人物角色进行人物解读,包括人物的心理动态、人物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社会价值,以及人物对过去和未来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观,所以学生在扮演的过程中要充分的展现人物的历史观对人物所掌控的事件的作用。对于扮演能让学生更好的了解历史知识并从中明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历史观。

2、初中历史教学“三七理论”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4篇

关键词： 历史教育 社会价值 教材呈现

一、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

历史学作为现代科学起源于潜科学（所谓潜科学，就是说它本身还不是科学，但具有一些可能发展成为科学的潜在因素，或者说，只是科学的萌芽状态），其发展经历漫长的过程：从天命―神学史观主导下的古代史学到人性―理性史观主导下的近代史学，再发展到唯物史观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1]。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通过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凸显。普通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普通初中历史课程，是以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的，通过精选历史课程内容，设计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改变学生被动接受、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拓展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问题的空间;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使学生学会辩证地观察、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加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世界的了解，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形成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结合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历程，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概括，得出当代历史教育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社会价值。

（一）“温故知新”――传承文化财富。

人们常把历史比做知识的宝库，里面储存着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知识成果，是文化价值的结晶，是促进人类智慧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由此决定了历史教育的首要社会价值在于认识、选择、学习并最终传承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先进文化财富。对于过去文化记起结晶的传承是历史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和最基础的社会价值。任何脱离这一功能的历史教育，就如同用黄沙堆砌城堡，最终只能功亏一篑，徒留一盘散沙。

（二）“润物细无声”――陶冶精神品格。

（三）“以史为鉴”――指导社会实践。

历史教育的根本社会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古往今来，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高瞻远瞩的有识之士都注重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西周统治者在庆典上总是追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以时刻警惕重蹈覆辙;司马迁身受腐刑，然忍辱偷生撰写鸿篇巨制《史记》，其主要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3];怀揣共同目标的西方史学泰斗，也不乏其人：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写史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到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4]。另一位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评价自己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5]。只有从历史教育中总结出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并用以指导人类社会今后的发展，才是历史教育最终的社会功能与最大的社会价值所在。

二、新课程标准下的历史教材呈现方式的利与弊

透过以上对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的分析，不难看出其在学校教育和学生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针对现实情况，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不管是在呈现方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做出了较大程度上的变动，力求全面实现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

（一）新课程标准下的历史教育符合其实现社会价值的需要。

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历史教育教学的三维目标：“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揣摩三维目标可以概括出初中历史教育的目标在于：是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逐步帮助学生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对新课标解读的基础上，可以得出清晰的结论即《历史课程标准》所提倡的三维教学目标与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具有一致性。这是当代历史教育与时俱进，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有力表现。

（二）历史教材呈现方式仍有待改进。

1.历史教育社会价值对教材呈现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更好地实现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新课程打破了历史内容单一的呈现方式即以学习主题形式取代时序性通史形式。之所以采取这种呈现方式，借用新课标的说法，初中历史教育应当避免专业化、成人化倾向，克服重知识轻能力的弊端，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课程内容的选择应体现时代性，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减少艰深的历史理论和概念，增加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有助于学生的终身学习。

2.学习主题呈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课程改革的初衷总是好的，但是新课标虽然体现了设计者追求完美，力求使历史教育充分体现其社会价值，但在实际的落实中却有较大难度。

首先，这种学习主题形式的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对所学知识具有全面、系统的自我整理能力的基础上的。如果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无法形成全面、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那么他在学习过程中将对各类历史问题的成因、先后、结果等都感到困惑甚至对历史学习产生将举步维艰的困顿感。而现实情况则是教材的编纂者高估了初中学生的学习能力，也对初中的历史教学不甚了解。虽然初中课程经过改革，将历史纳入中考考试范围，但初中历史课程仍没有摘掉副课的帽子，授课老师也不能保证全是专业教师，而上课一般是采用勾勾画画的形式，然后临近考试，由学生背诵考点内容，分数依然很高。然而这样的知识都是零乱的，既无法形成体系，对于学生而言更无通史概念，更有甚者古往今来的朝代顺序尚不能掌握。面对升学考试的压力，通过短时记忆的方式固然可以应付一时，然而学习态度没有端正和中考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对初中历史知识的学习只能停留在以为划划背背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层面上，何谈实现历史教育的社会价值。

其次，历史课程改革要服务于历史教育，最终为实现历史教育教学的社会价值。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是遵循时间顺序的，大体来说前后历史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往往没有“前因”就不存在“后果”。然而单就个体历史事件本身而言，其发生原因多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新课改背景下的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打破了时间线索，选择性地罗列历史主题，这种表现方式不利于学生形成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历史发展脉络对于学生而言是学习历史知识的基础，因为只有在清晰掌握人类文明史脉络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达到“以史为鉴”指导社会实践的终极目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充分体现了考察人类文明史与指导人类文明克服危机，不断前进之间的密切关系。黄仁宇先生亦强调通过分析文明史发展历程总结出客观历史规律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是在充分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三、改进初中历史教材呈现方式的一些建议

历史教育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课程改革的驱动力，也是评价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立足于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学生自身实际情况是历史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新课改下历史内容的呈现方式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教材的编纂者在分析学生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调整以期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一）精选学习主题应有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

对于存在一定因果联系的前后历史事件之间应当有简单交代，可以划入“了解”的内容，这样既能保持新课程标准提倡的灵活教学方式方法，又不至于让学生面对一框新内容时有“如坠云雾”、“摸不到头脑”之感。

（二）在一课之后增加总结性的学习主题。

除在教材中所设“动脑筋”、“活动与探究”等灵活的教学内容之外，可另设“想一想”、“小结”等类似的新的学习主题，旨在引导学生将课本内容按照历史时序及历史事件前后因果联系进行排列、思考，达到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建立全面、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

聂幼犁教授在《历史课程与教学论》中提出：“从根本上说，中学历史学科的课程目标是要让学生能够通过历史学习认识生存现状，不是为了学习历史专业知识而是为了开拓未来。”[6]赵亚夫教授说：“从本质看，历史学科既不以传递知识为目的，又以讲授事实为能事，它培养一种精神品质―关系到学生对现实世界的看法。”[7]两位老师的观点正是历史教育社会价值及新课改要求中的陶冶人类精神品格的体现。然而不管是学生人文素养的形成还是能力的培养，都要在其深入学习和体会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过程中得到提升。新课如果在精选学习主题的同时更侧重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思路，培养学生的整体历史意识，则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本知识，传承文化财富，在学习中陶冶精神品格，更能帮助学生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汲取人类历史的智慧成果，并最终落实在社会实践之中，实现历史教育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庞卓恒，李学智，吴英.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诗经・大雅・荡[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3]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M].湖南：岳麓书社，.

[4]转引庞卓恒，李学智，吴英著.史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7-18.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5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研究

历史学科富有浓厚的人文精神，这也决定了该学科在承担培养学生三观、人文教育价值及社会责任养成的任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纵观基础教育发展较好的欧美国家的初中教学，与学科教学相比，其更注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及建立与初中学生年龄阶段相适应的社会问题参与意识、社会责任感。因此，我国初中历史教学也要在学科知识教学的基础上，适时导入社会问题及各种现实问题，建立历史与当今社会的有机联系，正确认识到历史学科在对初中学生的人文教育的价值，是新课改下历史学科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教学内容。

一、当前我国初中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教学存在的问题探析

1.教师缺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历史教学重理论轻社会关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承担起相应的人文精神培养的责任，首先需要历史教师具备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通过精心备课建立学习历史学科知识与社会问题的有机联系，积极引导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基础上参与到社会问题及现实问题中来，利用所学的历史知识对身边所发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再认识。但通过笔者对多所学校的初中历史老师课堂观察结果显示，我国初中历史教师普遍缺乏关注社会问题的意识与能力，历史教学过于重视理论知识的讲解，历史教学沦为无意义的死学科知识。

2.学科价值未被正确认识，人文精神教育功能被盲目排斥。学校教育活动的最终对象是学生，要让学生正确认识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积极参与身边耳熟能详的相关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探究活动，最终使自己在探究过程中受到教化，上升为人文素养。但由于当下我国素质教育和新课标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评价机制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无论就学校层面，还是学生、家长等层面从思想上仍然以应试教育为终极目标，对历史的人文教育价值盲目排斥，这无疑打击了历史教师的教学热情，使历史教学缺乏人文关怀，难以触及学生的思想深处，开展人文教育活动更是只停留在理论阶段。

二、建立初中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结合有效手段及落实人文教育功能途径探究

1.建立正确学科认识，加强历史学科与社会问题联系，落实人文素质培养责任。要想改变我国初中历史教学广泛存在的问题，落实历史教学的人文精神教育功能，加强初中学生人文精神素质培养责任则必须要从学科自身长远发展出发，将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相结合，有关教育职能部门必须让学校、教师、家长及学生等各个层面的教育主体建立正确的学科认识，强化教师的学科知识学习，为该学科增添生命力。加强历史教学与社会问题、现实问题的联系，特别是善于挖掘乡土历史题材等来实现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让学生主动用历史科学知识分析社会生活问题就将会大大降低难度，易于活跃学生思维，激发其历史学习的兴趣和探究意愿，使其主动探究历史史实与身边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实现对历史的解读，进而带动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最终达到实现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

2.加强初中历史教师综合素养，胜任历史学科多元化教学及对学生精神培养的重任。历史教学活动的开展水平及历史教学任务最终落实的好坏与历史教师自身的综合素养是分不开的。在新课改逐步落实的今天，历史教师必须要主动承担起学科改革参与者的责任，加强自身学科的相关综合素养，特别是要转变教学态度，站在平等的地位与学生对话，将学生由传统的学习者和知识的接收者，转变成知识的探索者和研究者，激发他们在有限的知识储备水平中的知识探究能力和新知识获取能力，从而帮助其建立系统的史实知识框架。兼顾三维教学目标，不仅要注重传授其知识，更要培养其能力，特别是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达到情感教学目标。初中历史教学组可通过校内及各级学科教学评比赛、校本课程开发、专业教师观摩学习等方式来激发学科教师的教学热情，通过多种举措加强初中历史教师的综合素养，促使其胜任历史学科多元化教学及对学生精神培养的重任。

3.活化教学手段，多元化课堂教学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融合的策略。①教师备课关注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加强历史教学现实生活化。备课是教学工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要使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与学生社会现实生活相融合，则要求教师在平时备课时必须要建立“大历史”教学观念，将历史教学内容与学生所处的社会现实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机联系在一起，重视挖掘学生已有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科学地开发和利用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史”，做到将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经验与历史教学的有机融合，实现历史知识由“素材文本”向“生成文本”的转化，注重体验性学习。②教师坚持教学过程社会现实生活化及课堂作业社会现实生活化。实现历史教学的人文教育功能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历史教师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渗透给学生，这也就要求历史教师坚持教学过程及课堂作业检测的社会现实生活化及课堂作业社会现实生活化。特别要求历史教师的教学方式社会现实生活化，能够恰当地把社会现实生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提炼出来，以社会热点为媒介进行历史教学，特别要合理运用乡土历史资源进行历史教学，注重与国际、国内的社会热点相结合，使历史教学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激励学生主动扩大关注社会问题的范围比较，增加学生与社会现实接触的途径，使学生得到历史体验并进行积极思维，激发其求知欲和情感，从而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1]丁晓蜡.搭建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论初中历史教学中沟通历史与现实的若干方法[J].政史地教学，2009，（6）.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6篇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 多元化转向 文化学转向 微观转向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深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经济的诞生、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导致了生产结构、阶级结构的一系列变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经济危机频繁、政治动荡、世界大战爆发、人们的精神世界迷茫、价值虚无。为此，后现代主义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当前新的历史境遇进行了阐释。

视角的多元化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总体趋势

后现代主义者在认识论上赞成尼采的视角主义，提倡视角的多元化与差异化，反对研究任何事物一元化、绝对化和权威化，认为对世界的任何解释都没有一个绝对权威的标准，应该运用多视角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实施的全面无意识监控问题，后现代主义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阐释。

米歇尔・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从癫狂、临床医学、现代规诫和性等不同视角对现代性的话语与制度及其对人们实行的规训和惩戒方式进行了描述。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通过对17世纪时法国总医院的建立及比塞特尔收容院带镣囚禁者解放事件的考察，认为这里的疯癫并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疾病，而是统治者根据西方的理性文化通过否定性机制实现对非理性的控制，从而树立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理性对人们的监控已经不仅仅是在军队和生产领域，而是渗透到医院、_、学校、家庭等几乎各个日常生活领域①。统治阶级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隐秘的、复杂的、地下监禁机制在这些领域中树立自己的话语霸权，从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控制。

吉尔・德勒兹运用迥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未来前途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摧毁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要通过交换进行，市场关系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是“资本主义消解了前现代世界的联盟和依附关系，扫清了限制经济发展的障碍，通过对前现代世界‘犬儒式’的去圣化，因而极大地扩展了‘解码’过程”②。这种革命性使得资本主义冲破了以往社会的编码，社会生产、市场和资本积聚的膨胀，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增长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德勒兹认识到资本主义“以抽象的等价交换逻辑对所有事物进行了‘再制码’，将它们‘再辖域化’到国家、家庭、法律、商品逻辑、银行系统、消费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其他规范化制度当中。资本主义以一种‘极端严格的通则’取代了质性符码，从而量化地管理和控制所有的‘被解码’之流”③。这就导致在充满人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财富并没有为人们带来所希望的幸福和自由，而是被更隐秘的辖域化和控制。因此，德勒兹强烈地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话语与制度对欲望的压抑，挖掘新的革命主力，并试图将现代社会引向自由的游牧部落式社会―一个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法律、制度、国家规则的束缚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一个没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且平滑、无规则、无中心的开放空间。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空间中纵横驰骋，他们形象地称之为“千高原”。

视角的文化学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主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深化，文化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生活当中，小说、诗歌、戏剧、广告等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甚至成为社会运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切都是文化的，一切都被冠之以文化的标志。社会的政治问题亦成为了文化问题，正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开始“更少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更多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④，更多地从文化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的原因及归宿。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通过分析19世纪欧洲主要历史哲学家的著作，确定不同历史过程概念的家族特征，确定用来证明史学思想的可能理论。海登・怀特抹煞了文学与史学的界限，认为在历史作品中存在着一种本质是语言学的深层次结构性内容。这些结构性内容通过四种主要的诗性话语模式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加以描述，并预构历史领域，说明该领域“实际发生了什么”。海登・怀特认为，“过去是一个神奇之地”，历史已经逝去，不可能像在实验室里重复物理事件一样再现和复原，人们只能通过遗留下来的东西来研究它。任何关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都是在人们原有的价值选择框架下进行，有多少种价值选择就会有多少种阐释。因此，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历史。人们只能选择认同关于历史的叙事或者经过人们阐释和改变过的历史。这样，海登・怀特就从文学的角度解构了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从而影响了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文化学特别是大众文化视角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詹姆逊认为，随着当代社会阶级结构的弱化，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种显性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意识形态正是以一种神秘的状态渗透于文学、宗教、艺术等领域，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切文化和文本都是政治性的，都潜藏着个人的政治欲望和阶级话语。任何文学中都渗透着政治思想，都在一定程度对社会进行阐释和反思。在此基础上，詹姆逊认为：“历史不是文本，不是叙事，无论是宏大叙事与否，而作为缺场的原因，它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⑤也就是说，由于历史的“缺场性”导致历史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清晰可见的事实领域。我们对于历史的接触和了解必然要通过文本的形式。但是，“在各种高度发展的现代主义文本中，政治不再是可见的了，政治正如在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表象世界内一样不再清晰可见，它被累积的物化无情地驱赶到地下，最终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无意识”。⑥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文本去探寻文本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真正内涵，就无法认识真正的历史。

视角的微观转向是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

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往往预先选定特定的宏观主题如国家、阶级、革命等，关注的是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基础、反中心主义，导致了后现代的哲学家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时，抛弃了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意识形态等宏大的主题，抛弃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而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人们的微观社会生活领域中来，进而从社会的不同层面揭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压制和奴役。

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其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权力问题本不新奇，然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理解，将权力看作是国家阶级统治推行其政策的工具，看作是一种影响、控制他人或组织的力量。福柯开始注意到权力在微观领域的作用，是始于1968年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运动。“五月风暴”中草根层斗争所展现出的力量使福柯认识到，在权力体系中，统治权虽然具有高高在上的崇高地位，但却只是庞大权力体系的一角。在宏观权力大厦之下还有许多隐蔽的、不为人知的支点，仅仅看到政府和国家机器后的统治阶级是不够的。权力具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医学、教育、建筑、宗教，在所有这些往往被传统权力所忽视的地方都存在着权力的影子。因此，在权力问题上应该从最细微的机制入手。

让・波德里亚在其导师列斐伏尔的影响下，从人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最熟悉的“物”开始，开启了基于日常大众生活的大众消费文化研究。在《消费社会》中波德里亚写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后福特主义的出现，使得生产领域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并最终形成了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波德里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谈论物，但并不从物的功能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而是考察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再到技术之物和符号之物的演变过程。波德里亚认为物不仅本身具有“一般”，而且具有超越于“―般”的特征，即物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突出的符号。“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⑧这就意味着人们并不在意商品自身对人的物质满足，而是将商品当作一种进入某一理想社会团体的跳板，当作彰显自己社会地位或阶层的标志。如此一来，人们总在参照之中消费，在参照中确定自己。然而人们越是这样通过消费来确认自己，越是感到一种不安全和不稳定，更深的不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疯狂地去消费，消费永无止境。人们不再是决定消费的主体，而是被消费所异化，被消费所控制。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这样的消费社会中通过消费这个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着对人们的最终控制。

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的启示

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对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化具有多重启示意义。

第一，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扩展了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后现代主义者描述了被许多传统社会历史理论所忽视的微观现象和边缘现象，肯定了过去常常被宏大叙事所压制的差异性、多样性。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视角更趋于多元化。不同的个人经历、学科背景使得后现代主义者们从不同的主体立场对后现代工业社会中出现的现象和存在问题进行解读，摧毁了既有学科之间的界限，如波德里亚从大众媒体等技术角度对政治、日常生活的统治方式进行阐述；福柯从现代性制度及话语特征角度对资本主义对主体进行规范和惩戒的方式进行系谱学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在批判继承精神分析学理论贡献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特的欲望生产理论，等等。这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使人们能够对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与领域进行相对自主的分析，从而更加精确地描述当前的时代，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思想。

第二，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文化学转向，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落脚点。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治、经济角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新变化，与时俱进，认识到文化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社会历史理论，为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视角。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既要坚持传统的宏观视角，又要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应该重视对社会发展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充分意识到文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认识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协调发展的整体性，对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自觉从文化角度加以分析，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第三，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揭露了社会历史理论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某种联系。传统的社会历史理论注重于宏大叙事的研究，有预先设定的主题，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规律性东西得到清晰的掌握。后现代主义者对于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微观转向启示我们，伴随着经济、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人们的关注点从国家、政治、阶级、革命等宏大叙事转移到微观世界，转移到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关注社会的主流群体，在社会阶级关系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也开始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对于人类解放和自由这个问题，也从传统的生产领域转移到社会细微之处。这种注重社会实践并用理论及时作出回应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点，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要注意宏观问题与微观世界相统一，要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然，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换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文化学转向导致了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及意识形态敏感度的丧失；对于微观领域的关注，使得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不能够阐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之间的深层关系，未能对资本主义的当展做出深层次的探讨；另外，对于当代社会发展出现的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仅仅肤浅列出了各种社会现象，如波德里亚从技术角度来看待各种媒体，而没有挖掘媒体出现的深层原因；福柯仅仅从话语的角度对权力进行分析，并没有对社会的发展做出深层次的剖析，没有分析各种现象产生联系的原因和相互关系。

总之，当代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的转向，突破了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传统视角，从宏观的政治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我国社会历史理论研究的理论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社会历史理论研究视角转向中存在的明显不足。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才能批判地借鉴西方后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我国的唯物史观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历史与社会论文范文 第7篇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日常生活史 ；社会文化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hould be from Alltagsgeschichte

CHANG Jian-hua

Abstract： Anthropology studies historical changes of folk customs to show social culture embodied by human behaviors during exact historical periods . The social culture roots in daily life，so Alltagsgeschichte is the important point from which Anthropology develops，because it is not an unique researching object but a kind of researching view and method. Many European major schools stressed the research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n the basic of daily life to some extend. Anthropology researching of china，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was on the base of region and field practice，had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daily life and anthropology. As there is scarcely no study specialized in anthropology from the approach of daily life，it is necessary to stress that the research should be started from the daily life.

Key word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Alltagsgeschichte；Social Culture

历史人类学在当今的中国已经广为传播，不乏论述者。然而专门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理解历史人类学的专门论述似乎罕见，笔者试为之，以就教于时贤。

一、历史人类学主张以日常生活史为基础

何谓历史人类学？1978年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历史人类学》一文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为了让过去称作‘道德习俗史’的这一领域重新焕发青春，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人类学的特性在于研究那些能用来确定一个社会和一种文化的现象；用一句眼下时兴的术语来说，这些现象无关宏旨，而是被社会所说明，也就是说通过社会来理解和心领神会的。”“人类学在这里也从文化生活的底层征服了史学，这些底层也就是最无关紧要的、最松散的表达：如群众信仰、浸润于日常生活之中或联结于宗教生活的仪式、少数人的或私下的文化等，简言之即民俗”[3]。他认为历史人类学研究民俗习惯的历史变迁，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而社会文化根植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