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热门6篇)

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第1篇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指的是有关政治统治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其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政治冲突。

1、政治安全从本质上而言，人类政治学研究就是一个追逐政治安全的历程。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对被统治阶层而言，它存在必然意味着风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政治权力具有原罪。古今中外政治学家的研究其实大都耗费在探究如何去减少这种原罪上，经过他们的探究，逐渐发现政治权力之所以“恶”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统治权力的不受约束，所以政治学家们希望以民主的手段去代替专制主义统治，这在西方政治史上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长期斗争过程。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在王权政治或者宗教政治形态下，“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们拥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这种任意杀戮的权力就将风险带给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为了保证民众的安全，政治学者思考出对君王的权力的制约的方法，从而发展出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王权进行制约，保证王权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出议会制度，以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制约王权;发展出选举制度，以定期选举取代世袭制，使得权力的专断可能被减到最小;形成理性的官僚体制，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和理性;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强大公民自治组织的进行自我管理，以此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而也达到了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目的。在民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之后，出于对担心民主的过度强大也可能会造成政治的不安全的顾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埃德蒙•伯克，约翰•密尔和托克维尔等政治学家都对“多数人暴政”保持着强烈的警惕，他们害怕当民主制的政体中出现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往往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甚至比我们之前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处在比其他任何迫害都更为悲惨的境地。而苏格拉底被民主所诛杀，中国的运动式政治民主等事实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来看，完善的民主制度相对地更有利于安全的实现，当然，当然究竟哪一种更为安全的政治模式会出现，我们都在期待。

2、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主要是针对统治_而言，主要探讨的是政治统治权威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如果大量出现民众对既有_机构的不认同甚至反抗行为，则意味着_面临被瓦解和倾覆的风险。对此讨论最早的讨论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关系的论证，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基于系统分析理论，他提出了特定性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的丧失，即意味着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认同的丧失，从而产生政治不稳定。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进而他提出了“合法化危机”是影响政治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的三个著名的公式:社会不满=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度=社会不满/流动机会，政治动乱=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意味着_统治的不安全。这些为我们探讨政治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政治学家有关政治稳定论述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与中国政治实际，发展出了中国政治稳定的相关理论。他们将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和伊斯顿等人关于_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的讨论应用于中国政治实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红利的共享使得_获得了长期的合法性认同，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基于亨廷顿观点的基础上对政治稳定的讨论，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在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处理上，首先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没有走上类似苏联解体的道路，从而实现了_的长期稳定。对“中国模式”与中国政局长期稳定之间关系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模式的魅力就在其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及对外开放等。正是在这样的“中国经验”支持下，保证了中国的长久稳定，而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当然这一判断是否准确，相关讨论还仍在继续。

3、政治冲突当代政治冲突的研究是从对西方政治学者及其学说的引介开始的，早期主要涉及科塞、达伦道夫、李普塞特等相关学者的论说，近年来的引介主要涉及爱德华•A．杰简哈根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政治稳定上的应用、柯尼欧曼尼斯•S．考特索基斯的社会融合与政治稳定的研究、特德•罗伯特•盖尔的政治镇压模式视角对政治稳定的研究、歇尔•狄龙的政治受挫模式下对政治稳定的探讨、克雷斯汀•_•达文波特基于冲突边界控制模式对政治稳定的研究等。这些理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政治现实，认为虽然政治冲突对政治安全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只要冲突是在可控的限度内，就可以将人们积压的不满情绪有序的释放掉，进而会有益于政治安全;有的政治学家甚至认为，适当的政治冲突可以起到对政治系统的新陈代谢作用，从而有效的保证正字系统的良性运转，所以对待这样的政治冲突行为应该少用和慎用政治镇压等极端性惩罚措施。这些理论就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西方各国近些年的政治事实也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效用，其有效的化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如受中东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美国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等示威游行活动，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在被迫停止后，美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正常运转。中国关于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在诸子百家时候就开始了，主要集中在治与乱的讨论上，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自诸侯出”，认为不管是君王、大臣还是民众，只有大家能各安天命，特别是臣子和民众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可以化解政治冲突，保持政治安全;韩非子在《韩非子•扬权》中提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持政”，则必然导致政治冲突的产生;老子在《道德经•三十六章》中指出，要做到减少政治冲突就要做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要轻易的使用武力，以无为之法治民，无为方能大为，从而实现政治的长治久安。周代开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被认为是化解王权继承中的冲突与斗争的一种优选方式。但是古代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更多的是一些意见，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真正系统化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见于当代学者王浦劬教授提出的“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境互动说等理论中。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阶层差距的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就为政治冲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从这些冲突的事实出发，政治社会学者更多的活跃其中，于建嵘在对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理论、斯科特的“生存伦理”理论、查尔斯•蒂利的竞争性抗议、反应性抗议和主动性抗议理论以及李连江等人的“依法抗争”理论进行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政治冲突的类型。他认为上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化解政治冲突风险的有力途径，但由于维稳是国家的“刚性需求”，它不停的挤压着民众的上访空间，从而使得上访的功效在不断递减，由此，他呼吁一种“韧性维稳”机制的建立来化解政治冲突。当然这一类政治冲突正如于建嵘等人所言的那样往往只是涉及个人利益，因而其政治效用是有限的。而最近几年的一些政治冲突如乌坎事件、新疆7•15事件，3•1等冲突事件则已经开始触及到政治选举、_和宗教斗争等政治命题，所以相应的政治冲突理论研究的需求已经产生。

个人命运主要是对政治生活中个体生存层面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探讨，这些研究最早主要散见于历史学、野史轶事、文学作品中。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中很早就有“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智慧，认为从政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尤其是开国功臣，往往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杀戮，“功成而身退”才是他们规避风险的良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经记载:范蠡离开越国之前，曾给文种写过一封信言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即认为文种继续待在越王身边必然面临被杀害的风险，文种没有听从其建议，而范蠡的预言在不久之后就被应验。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政治的诡秘和凶险，总结出了“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逻辑，可谓良苦用心。作为君王或者领导人，他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仅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领导人而言，如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枪杀，美国总统林肯和约翰•肯尼迪被谋杀，印度两任总理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也都遭到暗杀，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被刺身亡，伊拉克前总统_被执行绞刑死亡，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被乱枪打死，除此之外，其他受到监禁和判刑的领导人还有许多。这些领导人在位时都曾经权力巅峰的弄潮儿，而最终却一个个落得不可善终，足见政治之凶险于政治精英而言可能更甚。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个人命运与政治的关系则表现的更为明显，处于治世，则可以养家糊口，享受天伦之乐，处于乱世，则命如草芥，而这种可能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真正的政治事实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了近现代社会，因为民族国家对整个社会规划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增强，如果国家政策失当，民众面临的政策性风险境则更为明显。正是基于此，徐友渔在谈到精英外流时认为“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们凭经验和遭遇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做出合理预期的”，与其说精英们不爱国了，不如说精英们非常务实，只要他们在国内能感觉到安全，他们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去国外发展，他们之所以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过上“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的生活而已。基于以上判断，学者们得出了个人政治安全感的获得必须依靠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化进程需要再进一步积极推进论断。

二、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

与上文提到的对政治生活中风险的研究不同的是，也存在一种以政治学化视角切入而对风险展开的研究，笔者之所以认定其为政治学化的研究，是因为其只是把风险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某种类型风险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做了些相关性的探究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对风险的政治学讨论，但是其毕竟使用了一定的政治学分析工具对风险进行过研究，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以区别于本文所要主张的风险政治学的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环境或者生态风险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探讨，形成了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另一种是探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风险社会阶段，各种频发的风险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与挑战，形成了风险社会理论中有关研究的部分。

(一)绿色政治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自然造成了大量的破坏，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锐减和气候变暖等环境灾难日益严重。基于此，有别于环境工程、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从政治学视角切入，对环境和生态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环境恶化对政治系统造成的挑战以及政治系统所应该做出的反应和调整。与生态学和环境工程等学科注重对自然生态的研究不同的是，绿色政治着重考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探讨了人口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罗马俱乐部给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一种零增长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科尔曼的《生态政治》一书中则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在集权主义的权力集中模式下，参与型民主方式对生态的改善必然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他提倡以社区治理的社群主义模式来对抗集权主义，从而实现生态政治的目标;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提出了有关气候政治的四点建议:第一，把气候变化与日常生活勾连起来;第二，坚持气候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实现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合，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四，把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之后很多学者都进入了这一领域，形成了大量的著作和成果，其中比较优秀的有安德森的《政治与环境:关于生态危机的读本》、卡普拉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托卡尔的《绿色的选择》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研究与绿色政治运动是同步的，随着这些理论研究的进展，绿色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纷纷崭露头角，有的进入议会，有的甚至成为政治官员。绿色政治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郇庆治主持翻译了丛克里斯托弗•卢茨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穆勒—罗密尔《欧洲执政绿党》、默里•布克金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的《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约翰•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等，从而引导了中国大陆绿色政治研究的风潮。而国内其他有关绿色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智慧的挖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理念的阐释等方面。而在政治生活层面，面对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政府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_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在党的_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之一。

(二)风险社会视角的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由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是以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其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即他们认为风险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其“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所以现代风险，即人造风险，往往是因现代化而发，官僚制、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民主政治、现代科技等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风险产生的根源。这些理论中从政治学角度对风险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贝克对现代风险分配的阐释上，他认为风险“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事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他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在这个风险定义的基础上，他认为风险社会一个是以风险的暴增和累加为特征的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对政治系统提出了挑战和要求，而风险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要体现在风险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后果上，“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向重叠”，从而提出了有关风险分配的命题。如果说政治就是有关分配的问题，那么贝克认为财富分配的利益政治和坏处分配的风险政治在分配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风险也依照阶级模式进行分配，但是其分配逻辑是刚好倒过来的，财富在上层集聚，风险在下层集聚，财富的贫困与风险的累积实现了重叠，从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结构。进而他认为，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平等结构是以风险感知、处理和转嫁能力的不平等为根源的，所以“那些发现自己作为风险制造者而处于公众声讨中心的人，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从而可以逃避对风险的责任承担，就产生了风险责任规避逻辑。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分配逻辑:风险分配也遵守一种“飞去来器效应”，即因为风险作用方式的无序性和超时空性，那些早先在风险中获利者，最终可能也必须承担风险的后果。从而形成了风险分配的两种逻辑，而正是这两种逻辑的作用，使得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机制，当民众在政治议题中要对风险责任进行明确化时，却遭到现有政治系统的歪曲与打压，于是，在民意无法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民众就在在现有的正式结构之外发展起来一些专门针对风险议题的社会运动，人们通过示威、游行、静坐和拒购等政治活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议程或因此而改变。吉登斯从社会构成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知识三者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从传统过度到现代。社会在去传统化的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变迁，从而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敏对这个失控的世界，可以采取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方式走一条风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来控制和化解风险，其思路和贝克的观点大同小异。贝克和吉登斯被认为是风险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这种调整过程更多的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的职能转变。至于新的制度安排，则往往是在现有制度无法承担的新的职能的地方出现，未来时代原有的性质的机构可能会被更多的被直接参与决策的自主性制度安排所替代。很多的溢出现有制度框架的社会运动、游行示威，新的政治团体，论坛，甚至暴力行动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三、批判与讨论

上文笔者分析了与风险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此处笔者将对这些成果进行必要的讨批判性讨论:

(一)政治风险理论批判

政治安全理论探讨的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做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政治稳定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_而言的，探讨国家政治权力可能遭受到的不安全影响，政治冲突理论则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各种政治团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风险理论的研究，对于人们在面对捉摸不定的政治权力格局调整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人们规避政治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从上面的理论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政治风险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研究仍然不是很深入，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政治安全的现实需要，所以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被期待。虽然政治风险学重要，但是其自身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一，研究对象局限于机构或者个体在政治生活中面临到的风险，没有讨论人们面临的其他风险;其二，在研究视角上，把政治生活中的风险看作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缺乏对风险作为内生变量视角的考察。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风险不仅仅限于政治风险，除去此之外，还有自然风险、科学技术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等等，而面对如此多的风险，如何保证人类生存的安全。故探讨一种更为宏观的能统一各种风险理论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

(二)对风险政治学化理论的批判

1、绿色政治理论批判绿色政治学坚持的是以环境为中心，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它有利于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安全的目标，这对于解决因为现代化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而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管是深绿政治还是浅绿政治的提出都主要是针对人类行为的任意性和盲目性而提出的，其只是把目光放在环境问题上来进行思考问题，所以难免具有一下缺陷:其一，其具有明显的道德呼吁和宗教“启示录”色彩，在面对受强大利益驱动的环境破坏行为时，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在而今道德和宗教衰微的情势下，更是如此;其二，自然中心主义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与人们的基本理性常识相背离，从而在根本上很难被人们接受，从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得势来看，就可见一斑;其三，过于注重环境要素的考量，较少考虑到影响人类安全的其他要素，因而总是被批判为“片面的真理”。

2、风险社会理论批判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研究风险的重要理论之一，表现了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自其产生开始，就广受关注。有甚者因为其中涉及到了风险的分配问题、风险社会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变革等政治命题，就按照政治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概念来比对，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开辟了风险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其研究的明显不足体现在:其一，在横向层面上，只是将风险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他们将社会风险与工程风险、自然风险割裂开来，只进行社会风险的研究，而忽视自然风险和工程风险的研究;其二，在纵向历时性层面，把目光放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即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有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从而忽视了对以往社会形态中风险现象的研究;其三，风险社会理论中涉及到的政治学的部分内容，只是论及到了风险社会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类型的风险所引起的相应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并没有对其它社会形态下的风险和对其它类型的风险进行过相应的分析。可见，其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风险的社会学研究。

3、风险政治学化研究的分析绿色政治注重探讨人类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风险的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则从不仅探讨人类行为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风险、也探讨了人类对自身造成的风险，从而使得人类对风险的研究更为全面，尽管如此，两种理论的缺陷依然明显:第一，两者都预设了自然环境风险的终结，认为人类已经战胜了自然，并且人类已经反客为主，具备了危害自然的能力，而这一点显然是欠妥当的。即使是在这些理论的发源地的达到国家，地震、飓风以及其它自然灾害的发生依然是不可测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地认为我们已经战胜了自然风险。退一步再说，就算是我们认为人类现在已经具备了足以和自然抗衡的能力，甚至有了破坏自然的能力，但是这仅仅是在地球范围，如果将跳出地球范围，将视野延伸至整个宇宙范围，那么一个我们无法预料的陨石随时都可能让整个地球毁于一旦，我们又何所谓战胜了自然呢?所以这一假定最多只在地球上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领域中存在，超出这个范围，就面临着错误的同化。第二，绿色政治和风险社会理论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都具有局限性，只把某一种类型的风险或者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受限而效用大打折扣。绿色政治只研究环境领域，风险社会制把后工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风险又岂止如此呢?所以，一种对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风险的统一理论的研究变得非常必要。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初步探讨，我们发现了两种与政治学相关的风险研究成果，它们在风险治理的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一定的解释力和优越性，但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的不足与缺陷，以便为新的理论的产生提供基础。政治风险理论探讨的是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体系所造成的风险，是把政治看作风险产生的外生性变量来看待;风险政治学化理论考察的是由一些类型的风险所引发的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把风险看作是政治结构变革的外生性变量。所以两者都具有共同的欠缺:对风险与政治的研究都互把对方看作外生变量来展开研究，而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即对风险的内部政治结构的讨论。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逻辑起点。

四、风险政治学的建构

在对现有的政治学视野中的风险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和批判之后，笔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尝试———风险政治学研究。下面主要对这一范式的问题意识、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做概括性的论述。

(一)问题意识

理论建构之所以必要往往体现为现实的焦虑与不满，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可能会沦为无病，所以好的理论的产生必然基于明确的现实问题。风险与人类相生相伴。在古代社会中，自然中的毒蛇猛兽、地震火山、疾病瘴气随时可能取人性命，部落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仇杀让导致生灵涂炭，君王与当权者的暴政会民不聊生。这些风险不仅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又带来了新型的风险，诸如染色馒头、地沟油油条、瘦肉精猪肉，避孕药的黄瓜、硫磺熏姜、塑料奶茶等等;人在旅途，可能面临车祸、动车事故、桥梁垮塌、船舶沉撞等威胁;住在家中，所住的房子可能是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也可能在睡觉时房子被强拆;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呼吸到有毒气体;更有甚至，一次核泄漏事件则会让我们的家园寸草不生。总之，风险与人类如影相随。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既然风险对人类而言的是“坏”东西，只要是思维正常的理性个体，必然以趋利避害为取向，当他们面对上述风险时，正常反应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另外一番场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并不会因为车祸的可能而不出门，不会因为存在有毒食物就不吃饭，因为空气污浊而停止呼吸，因为手机、电脑的辐射而停止使用它们。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人们却会因为饥饿而去抢劫和犯罪，他们似乎并不害怕被逮捕和判刑;没有学历和权势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好像她们并不在意性病和艾滋病的感染;士兵们清楚地知道战场上的冲锋可能会中弹而亡，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战斗，似乎并不害怕死亡。于是，种种违背常识的现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是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和不在乎，而不是极力的规避和逃离。当然，对此每一个学科都会形成自己的解释和判断，而政治学对此当作如何解释呢?如果说政治学就是对分配问题进行研究，而风险政治学就是对风险的分配问题进行探究的话，那么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对人们面对风险之时的所作所为进行阐释的话，这就涉及到风险分配的问题，由此，可以提出一个理论预设: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使得一些人群承受和容忍了那些本该无需容忍的风险。就将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难题转化为一个政治学的理论命题:风险的不公平分配格局为什么会被人们容忍和接受的?换句话说，就是风险的不公平分配格局是如何被合理化的?当然，由上面提到的悖论现象可以引发出的问题会有很多，但是为了保证本项研究主题的单一性和明确性，本文只选择这一命题展开讨论。

(二)回应与展开

在对上文提及的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风险本身的特性进行认识，继而尝试性的提出一个势科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1、风险界定对上面提到的问题要尝试进行回答，首先有必要对风险本身的特性进行认知:(1)就风险是的时空关系而言，它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就时间范畴而言，它不仅仅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在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消失，反而似乎越来越多。(2)就风险的存在形式而言，风险不仅仅是一种是实体性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所谓实体性，即其作为一种危害的趋势的实在性，所谓关系性存在主要体现为与人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人来孤立的探讨风险，是无法给其定性的。(3)就风险的行为逻辑而言，风险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趋势，。说其是一种趋势，是因为危害并没有发生，即它只是一种危害的可能性状态，而不是一种危害的事实和结果，如果把风险看作是一种危害的事实的话，那么风险也就不能称之为风险，而是灾难或灾害了;他也是一种事实，即一种趋势的事实，这种事实是确实存在着的。(4)就风险的存在状态而言，风险是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是对风险施加者和风险承受者之间的一种方向性关系状态的概括，风险的这种特性是风险区别于其他现象的重要特征。风险是复杂的，它不仅是长时段、跨空间、方向性存在，而且能将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我们该如何对其展开研究和分析呢?理论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对比和街头巷议的泛泛而谈，就在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系统性。人类社会至今所进行的理论抽象无非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哲学抽象，一种是数学抽象。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而言，面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研究对象，我们的“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学承诺为基础。［23］”所以，往往更多采用的是哲学抽象的方式展开研究。但是哲学抽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最小分析单位———概念，往往是一个在操作层面无法再继续细分而展开讨论的“空壳”，从而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往往沦为“概念的旅行”，作家创作成了作家自己在不断编造新概念和去解释和代替旧概念的过程，而学术对话则成为作家之间互说黑话的“概念战争”或是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争夺活动。到了近代，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学术研究变为纯粹的“语言的游戏”，这种现象就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缺乏切实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很难搭建起共同探讨的对话平台和行业评价机制，因而很难实现学科的自主和自强。而自然科学在面对各种自然现象时，则采取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抽象，数学工具的引入和使用，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了极强的可操作性，得以搭建起良好的分析平台，从而实现了自身学科的繁荣和对话的可能。可见，面对不同的分析对象，人们所所采取的分析手段也有所不同。而就风险研究而言，风险既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物”的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事”的存在，针对风险的这一特性，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综合采用哲学抽象和数学抽象两种方式来对其展开研究，一方面满足这一分析对象的特性，另一方面取两种学科之所长。

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第2篇

政府审计风险的产生存在着客观条件与主观原因。其客观条件是：(1)经济环境的复杂化，使得审计范围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财务审计，使得传统的审计技术、审计方法受到挑战，审计作业风险显现。(2)我国《宪法》赋予了政府审计组织审计的独立性，然而现行的体制安排造成审计独立性的制度性缺损。审计人员在履行其宪法责任时往往遭遇来自同级党政部门的体制隶属关系上的干预，政府审计组织被动屈服导致政府审计违宪而产生政治风险。(3)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构成政府审计机关的审计行为外部约束力量，必然形成法律风险。(4)社会公众对政府审计的期望与政府审计能够发挥的作用之间矛盾也越来越大，这种社会期望正逐步演变成一种社会性“审计疲劳”，审计面临社会压力的信用风险。主观原因方面：(1)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不够，在审计工作中因知识、经验和能力的欠缺而产生的审计方法、审计程序等方面的失误，带来审计风险。(2)由于政府审计直接涉及经济活动，利益的诱惑与讨价还价已成为政府审计工作中无法回避的隐患，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尤其是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时，过多地考虑个人或小集团的私人利益，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作为政府的监督机构，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运行和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政府审计风险的影响也是深远而重大的。对于政府审计而言，审计失败带来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将影响到依赖和利用企业编制的会计报表作为决策依据的企业管理当局――国家、企业投资者、以及债权人、消费者、企业职工等。然而，由于政府审计工作长期低调和体制性口蔽，其风险问题无从谈起，对其的关注、研究也是从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目前，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与风险要素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且基本上是对国际公认的社会审计风险模型的简单改良，与_审计风险的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指导性较差。本文在风险因素识别基础上，构建政府审计风险模型。通过对审计风险模型的分析指出风险的控制措施，以此促进政府审计机关的制度建设和责任规范，进而指导政府审计实践。

二、审计风险构成要素分析

系统论的基本思想方法，对构建政府审计风险模型提供框架性的思路指导。我们可以把政府审计风险视作一个系统，政治风险、组织风险、执行风险、文化风险构成了系统要素，而系统又是开放的，它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转换，所以，外部的环境对审计风险也有影响作用。

(一)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政府审计风险由于审计文化中群体共同的价值观、精神、道德观、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作用，审计组织在同一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全体成员则具有一种强烈的一体感，这就非常有利于审计组织内部人员的协调一致。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也比较容易消解。审计文化渗透到其他各个系统，其优化功能可以有效降低组织系统风险；组织系统的改善可以有效降低组织系统风险，同时可以对政治风险起到一定限制作用，政治风险具有和审计组织系统风险同向变动的特点；在总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政治风险、组织系统风险和能接受的审计执行风险呈反向变动，政治风险、审计组织系统风险越小，可接受的审计执行风险越大(见图1)。

(二)从要素与系统的关系有政府审计风险系统论认为，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有机组合构成了整体，各个部分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而反作用于整体，部分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体的变化。在政府审计风险的几个风险要素中，政治风险、审计执行风险、审计组织系统风险和审计文化风险属于内部风险，对政府审计风险起决定作用。环境风险属于外部风险，对政府审计风险起影响作用。对于政府审计机关来说，政治风险和环境风险属于不可控风险，组织系统风险、审计执行风险和审计文化风险属于可控风险，因此，审计机关只有着力于降低这三种风险，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审计整体风险。

(三)从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看政府审计风险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开放的，它同外界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当它与其它系统相互作用时，并不是代表孤立的要素本身，而是作为整体的要素与环境发生作用。环境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多方面性，环境系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结构机制充分显示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有些外部环境因素具有一定的刚性，对于政府机关来说来说是比较难改变的，只有去适应它才能进行正常的审计活动。

三、政府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

社会审计风险模型的构建是基于财务报表审计的特点，与社会审计风险自身的特征相适应，而我国政府审计风险是系统性风险，不仅仅是财务报表审计的风险，它在政治系统、组织系统、执行系统、文化系统都存在风险，审计环境的复杂化又加剧了风险的产生，政府审计风险是这几种风险合力的作用。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政府审计风险可用下图(图2)表示：

基于这几个因素，本文构建的我国政府审计风险模型为：

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第3篇

一、思想

以、“”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十七届四中，在区委、区的和市安监下，坚定“安全发展”的理念，“安全、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进取求发展，责任严监管，除隐患，制度抓，安全生产工作。

二、主要

不市下达的生产安全控制指标，降低亿元gdp死亡率、10万从业人员伤亡率控制指标。建设工程、高处作业、电器作业、小企业四个领域死亡事故的控制，大型活动、人员密集场所、危险化学品三种场所重大事故的预防，木材加工出租厂房、场所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治，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安全生产总体平稳，不有严重社会的重特大事故。

三、工作任务

(一)监督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签约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季度自查、半年督查、年度考核的。生产经营的主体责任，自觉的监管、行业的和社会的监督，健全制度，安全投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管理，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企业自我约束和自我机制，把安全生产责任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职工，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二)四个领域死亡事故的控制

近年来死亡事故主要在高处作业、建设工程、电器作业、小企业这四个领域的情况，措施，督促企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责任、培训、设备完好、操作规范、管理、防范的要求，一项一项，持之以恒，并工作中的新情况，，安全生产工作，最大限度地控制死亡事故的。

(三)三种场所重大事故的预防

大型活动、人员密集场所、危险化学品容易重特大事故的情况，大型活动报批制度、大型临时搭建物安全检查制度、活动中各个岗位的安全责任制度、人员拥挤时的安全制度、突发安全事件时的处置和应急救援制度。万无一失，严防人员拥挤踩踏、大型临时搭建物坍塌重大事故的。对本区生产、使用危险化学品和加油加气站的监管，层层设防，消除不安全隐患，把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

(四)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治

《昆明市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实施办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会同，木材加工出租厂房、场所重大火灾隐患的整治工作，从上消除此类重大事故隐患。

(五)安全生产宣传培训

《生产经营安全培训规定》、安监总局七部委《关于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的意见》，督促企业对职工的安全培训，强制培训的，对农民工的安全培训，弱势群体的事故防范能力。与科学发展观和社会相的安全文化工作，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的组织工作。安全生产宣传面，使安全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地、进企业，营造上下关注、支持、、监督安全生产工作的。

(六)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和使用的普查、登记工作，数据库。督促上述安全设施和健全安全措施。分级监管的要求，各监管的监控措施，日常监管。对无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和事故隐患的整治。升入对危险化学品高危行业实施风险抵押金制度和责任保险制度。措施，严防危险化学品在使用、储存、运输过程中泄漏、燃爆事故。对危化企业的分级监管，对a级企业挂牌工作，坚决淘汰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构成重大事故隐患的设备、工艺，帮助b、c级企业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七)事故灾难应急救援工作

健全管理、分级、条块、属地为主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制的要求，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区级应急救援队伍，制定应急救援管理制度，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和支撑保障体系，覆盖各行业、各企业的预案体系，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对事故灾难的应急救援能力。

(八)街道安全监管

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第4篇

关键词：私人风险；公共风险；政府职能；市场经济；风险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政府与市场如何分界、政府与市场各有什么职能或功能、政府职能如何转型等等。

我国经济学引入了西方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归政府治理，如生产和消费的外部效应、垄断、收入分配不公、信息不充分、经济波动，等等；政府的职能在于向社会提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如法律制度、国防，等等。市场失灵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对我们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相当启发，但是，这种启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不少局限性。

十多年来，刘尚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风险理性、公共风险、私人风险的角度，阐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他认为，政府职能取决于公共风险，而不取决于市场失灵；“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实质上是不同性质风险的归宿划分。私人风险与市场相匹配，公共风险与政府相匹配。这种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应当说是一种有效的选择。这已为中外社会实践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明。”[1]

笔者认为，刘尚希同时厘清了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范围和功能，是一种理论上的突破，非常值得关注。但也留下不少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探讨，比如，如何从一般风险理论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有什么样的具体特征、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有哪些具体内容等等。

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社会建构的主观现象。风险是日常生活的概念，也是科学的概念。一般风险理论起源于保险学，在一般风险理论中，风险可以分为机会风险和损失风险，机会风险指可能获利也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形，如赌博、投资等；损失风险指不可能获利只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形，如地震、传染病、环境污染、社会骚乱等。不同语境下，人们总是灵活地使用风险概念，有时指机会风险，有时指损失风险；有时指损失的不确定性，有时指损失本身。笔者从事过保险行业，对一般风险理论有一定了解。在学术研究中发现，如果我们从一般风险理论考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二、政府与市场的分界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活动，比如衣食住行、就业、投资、创业、消费、休闲、选择生活伴侣等等，在一定准则内，可以这样做、那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那样做，不管怎样，都会有不确定性的后果，可能对自己有利，也可能不利。这些有着不确定性后果的活动，都属于私人风险。概而言之，私人风险包括身、心、名、利四个方面。身指身体健康、人身自由、人身关系、感官享乐等，心指个人的心境、信仰和精神世界，名指人们通过交际、言论、结社、竞选等活动所追求的社会名誉和地位，利指人们所追求和享有的财产。

私人风险基本上是机会风险，其主要特征是：风险因自愿行为和选择而发生；风险的有利以及不利后果由私人承担；私人有能力判断风险的概率以及损失、收益的大小；私人有能力管理和控制风险；可以通过契约方式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某些风险；常常可以获得与风险有关的信息；风险一般是可接受风险。这里所说的私人，包括自然人，也包括非属于政府的各种社会组织，例如家庭、企业、社会团体等。

无数的无限多样化的私人风险治理活动就构成了市场。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是相互影响的，互为风险，互为机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都是以风险为核心的。在市场中，每个人都是风险人、经济人、理性人。市场的范围，就是私人风险治理，就是人们的自主选择行为。市场的功能和意义，就是使人们能够通过平等的自由的交易活动，去实现私人的生活计划和目的，获得身心名利的综合发展，获得幸福。当然，市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应当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市场和私人风险治理天然地与公民自由权有关。公民没有自由权，也就根本谈不上私人风险治理，个体生存就缺乏意义，社会发展也必然失去动力和活力。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了市场机制，公民有了私有财产权、自由就业权、生产经营自等等。应当看到，很多改革措施是一种经济政策，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进步。

人们的生活中必然面临着战争、地震、传染病等风险，这类风险是损失风险，是公共风险。其主要特征有：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和权利都可能受到风险的侵害；每个人都需要风险治理的保护，都有受益权，在受益权方面没有排他性；个人在享有风险治理利益方面没有竞争性，某个人的受益并不减少他人的受益；风险不是个人冒险行为的结果；个人无法预料、抵御和逃避风险；个人难以获得与风险有关的信息；风险是个人难以承受的。

市场和社会个体是无法有效地应对和治理公共风险的，公共风险只能由政府进行治理。政府就是一个社会的保险公司，“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各种‘保险’，社会成员所缴纳的税收本质上就是一种‘保险费’。”[2] 这也意味着，如果政府治理公共风险的效果不好，或者收取“保险费”过高，社会成员将会以一定方式重新选择政府。

划分公共风险就是划分政府职能。考虑逻辑合理性和政府运行实践相关性等因素，公共风险可以分为以下互相关联的六大类型：

第一，政治风险。指政治性的社会对抗的风险，包括普通社会成员破坏法治、反对国家权威的风险，也包括行政、司法、立法机构及其组成人员破坏法治的风险。

第二，经济风险。指国家宏观经济运行中发生的系统性的风险。市场要素配置失衡、信用恶化等多种因素都可以形成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会带来生产及交易活动停滞、通货膨胀、失业、财产贬值、资源浪费等恶果，并引发其他公共风险。

第三，公众风险。指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风险，主要包括生活及生产经营活动、犯罪、危险物品、科技成果使用、产品消费、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传染病等等。

第四，个人风险。指与社会成员基本的教育、养老、救助、医疗等保障有关的风险。绝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并非由于个人的主观原因才陷入需要政府帮助的困境。如果政府对一些社会成员不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会成为整个社会的风险源。政府提供有关保障，主要是出于现实主义的保护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福利、伦理、人道主义。

第五，涉外风险。指与国际关系有关的风险。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更加安全，都可能对内对外隐瞒自己的风险，向他国输出风险，防范他国风险的输入，限制他国风险治理的能力和效果，当然，也都希望进行风险治理合作。

第六，国防风险。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就是治理公共风险，人们所说的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在主要方面也就是治理公共风险、提供公共安全的职能。

上述六类公共风险在我国宪法中都有所规定，政府治理这些公共风险，也就是在履行宪法。

有观点认为，政府具有为公民增加福利的职能，这是一种模糊的观点。政府的职能是将公民通过纳税而转移的风险集中起来进行治理，为公民自己增加自己的福利提供环境支持。西方理论认为，“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3]这实际是在强调公民福利的增加，主要应通过私人风险治理来实现。

以公共风险治理为标准，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还存在以下两大问题，需要切实加以解决。

第一，越位问题。越位是指政府职能、政府行为超越了公共风险治理的界限，政府之手伸的太长、太多。国有企业是政府在市场中的越位和延伸，但是多数国有企业不具有治理公共风险的属性，应当退出市场。文化、体育、高等教育等事业没有公共风险属性，原则上不应当属于政府职能的范围。公共风险治理如果具有全民、全国地域的属性，则应成为_的职能，否则，则应成为地方政府的职能，_不能越位。“三公”费用等公共财政开支很少涉及公共风险治理问题，原则上应当取消，至少应当大幅度削减。对不涉及公共风险的事项，政府不应当设置行政审批及许可，已经设置的应当尽快取消。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备案制、行政检查等方式，对有关事项进行监督、管理和规范。

第二，失位问题。失位是指政府治理公共风险有不足，有缺失，政府之手还没有伸到位。在个人风险治理上，政府的很多工作还没有到位，还没有建立全面的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如何治理各类公共风险，特别是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经济风险，政府还缺乏经验，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在治理政治风险、公众风险方面，很多时候还不能严格依法办事。各类公共风险治理都与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高度相关，我们的政治体制及政治理念还有不少与公共风险治理不相适应的地方，需要能进行必要的改革或调整。

三、风险理念的实证研究

上述分析是逻辑上的演绎与归纳分析，也是符合生活常识与历史事实的，能够初步说明机会风险-私人风险-市场的对应关系，以及损失风险-公共风险-政府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预设前提是人类具有将机会风险及损失风险“分而治之”的风险理念与本能。要从根本上说明有关问题，无疑需要对这种风险理念和本能进行科学实证分析。

幸运的是，有不少科学研究能够支持我们所需要的实证分析。风险认知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大众完全懂得对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进行归纳和区别。在一项对694名北京市居民的调查中[4]，居民所认为的“高风险因素群”是国内动乱、经济风险、食品安全、能源风险等，这些风险都是公共风险，而不是私人风险。在一项229人参与的研究中[5]，所列出的46种风险有公共风险，也有私人风险。参与者所认为的对社会而言的高风险因素，大多为公共风险，国内动乱和核战争被认为是最高风险；所认为的对社会而言的低风险因素，都属于私人风险，如登山、滑雪、辞职等。在一项2 133个有效样本的研究中[6]，北京等三地公众对15种风险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了排序，排序有着明显的公共风险与私人风险之别，而且公共风险的社会危害性普遍高于私人风险。其中，三地公众一致将核泄漏、传染病、地震这三种公共风险视为社会危害性最大的前三种风险，而普遍将房价上涨、看病难、贫富加大这三种私人风险视为社会危害性最小的三种风险。

风险认知研究涉及到个体对风险的分类、趋避倾向等问题。美国学者斯塔尔在1969年就指出，公众对自愿活动风险（如滑雪）的可接受程度，大约是非自愿活动风险（如食品添加剂）的1 000倍[7]。很显然，私人风险都是自愿活动风险，公共风险都是非自愿活动风险。中外学者进行的风险认知研究，对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特殊的意义，说明人类追求私人风险自治的自由，并且组成政府治理公共风险，是一种风险理性，是一种本能。

我们有必要深入探究，人类为什么懂得区别对待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呢？人类的风险理性是怎样形成的呢？有什么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呢？

刘尚希非常重视将其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上，他在2010年指出，“风险理性是基于人类进化过程中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经验积累而形成”，包括个体风险理性和公共风险理性，前者使个体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损失，后者“为集体成员提供一种社会化的预警机制，通过集体行动，最终‘沉淀’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制度，以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8]

笔者认为，刘尚希所言的“风险理性”也可以称为“风险应对机制”。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为了应对各种生存压力，适应严酷的风险环境，进化形成了复杂的风险应对机制。现代人都有一个“石器时代的脑”[9]，这个脑实际上就是形成于上百万年的石器时代的风险应对机制。在文明进化过程中，新的刺激因素使得风险应对机制不断丰富、完善，这些因素包括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群体规模扩大、生存风险环境变化、科技发展、个人与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多样化，等等。

风险应对机制体现在基因和文化中，包括神经生理机制、心理机制、行为模式、社会制度等内涵，具有风险感知、风险识别、风险转移、风险选择、风险沟通、风险处置等功能，涉及个体行为以及社会机制的复杂多样的趋向和选择，如个体与群体、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约、奖励与惩罚、利己与利他、理性与冲动，等等。例如，人们总是本能地计算风险和收益，并采取相应的策略，总是选择以较小的风险避免较大的风险；为了应对某些重大的个人无法应对的风险，人们愿意与他人进行合作；为了个人或群体的安全，人们可能主动增加其他个体或群体的风险，会对违反合作规则以及制造风险的人进行告诫、惩罚和报复；对某些可以控制和预料的风险，人们愿意自行冒险，并独自享有冒险所得利益；在防范风险、获得安全方面，人们有“搭便车”的心理，也有反对“搭便车”的心理；如果人们的行为客观上会使他人减免风险或责任，人们可能放弃该行动，或者要求他人做出补偿；能够给他人和群体带来安全、减免风险的人受到群体的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不增加个人风险的情况下，人们愿意告知他人有关险情，或者救助他人脱离风险。我们所探讨的很多经济学问题，都与这些风险应对机制有关。

人类的风险应对机制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和统一解释，对经济、宗教、政治、伦理、法律等现象有着根本性的支配作用。只有从人类的风险应对机制出发，也就是说从人类行为科学出发，从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和语境出发，我们才能透彻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经济学问题。

四、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市场经济

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规律或市场机制。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机制主要有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险机制。由于这几个机制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从风险机制出发定义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每个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一样，都遵循着一定的风险应对机制。市场如同生态系统一样，具有自稳定、自平衡、自发展、自淘汰的机制及功能。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被否定和打击，政府完全取代了市场。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从无到有的时间并不长，市场机制只是初步建立，还很不健全，很多制度性历史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总的来说，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或市场机制的问题。从市场机制的基本定义出发，我们需要采取措施，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制度环境。制度环境问题主要是法治问题，市场经济天然地是法治经济，法治为市场运行提供了一个确定性的制度支持和环境，使市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利害得失风险能够进行某些分析判断。

法治对市场经济的支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立法。法律为市场主体从事市场行为提供工具、手段和界限，这些法律主要是有关的民事商事法律。二是执法。政府应当严格依法办事，平等地为市场主体的行为提供支持和服务，严格监督市场行为，惩治违法行为，不能通过市场寻租谋利，不能违法获取税费等利益。三是司法。对市场主体之间的纠纷，以及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纠纷，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判。缺乏立法，市场经济就不会发达；执法不严，市场经济就变成违法经济、权贵经济、诈骗经济；司法不公，市场经济就会变成暴力经济。我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曾经十分发达，但是一直无法发展成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其原因就是缺乏法治，这个历史教训不能不吸取。

第二，市场主体。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要对自己行为的利害得失、风险后果承担经济责任，正因为如此，市场主体才可能审慎地进行风险选择。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如政府采购，政府才可以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运动员”，成为市场主体。然而，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对自己行为利害得失的风险后果常常可以不承担经济责任，也没有政府破产制度，政绩考核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各种因素使得政府实际上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的市场主体，出现了大量的“县长经理”、“市长经理”现象。很多地方政府不当地运用行_力和行政手段，积极地卖地、发债、招商引资、投资兴建公共工程、扶持企业和产业发展等等，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宏观上也带来了一些全国性的经济风险。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政府退出市场主体的位置。

第三，产权制度。市场行为的前提之一是，市场主体必须明确可以支配哪些资源和利益，可能的风险损失范围有多大。这个前提实质上就是产权制度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没有产权，就不存在风险选择问题，也就没有市场。产权不明确，交易风险就会加大，交易也难以操作，交易成本也会增加；产权就难以流转，市场也难以活跃。科斯的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着深刻的风险理念，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广义地说，资源、劳动力、货币、技术、管理等市场要素，都属于产权的范围。中外经济发展史证明，市场配置产权的效率和效果要好于政府，产权私有化的效率和效果要好于产权国有化。我国的国有企业占据着大量的资源，而且每年都不断消耗着大量的资源，但是其效率和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需要进行改造。我国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也不是一种很有效率的土地产权制度，也应当进行改造。

第四，风险机制。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行为及其后果，供求关系、交易价格、交易方式等等，都存在着多样性、选择性、不确定性，市场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和博弈，这些都是风险机制的具体表现。风险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权配置才能最优化。

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强烈的行政垄断成分。行政垄断排斥了市场行为所应有的多样性、选择性、不确定性，排斥了风险机制和竞争，也就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市场功能。行政垄断企业以固定价格提品，使得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垄断企业在经营方面很少存在风险，即使亏损了，也会获得大量的政府补贴。私营资本不允许进入垄断行业，也就排斥了竞争。由于缺乏竞争，行政垄断企业也就缺乏创新与降低成本的动力。行政垄断企业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了一般市场主体，造成社会不公平，也造成企业产品价格虚高，给一般市场主体的经营带来了困难。因此，我们应当打破行政垄断，允许私营资本进入某些行业，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以促进产权配置最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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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第5篇

关键词：金融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 必要性 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金融行业主要是经营货币资金，具有很强的行业特殊性，而其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它是一个高风险行业，这也决定了金融业的发展特性是必须保障其高效性和安全性。安全和高效是相辅相成的，不能只看到效益，而不注重风险的防范，也不能一味保守的讲求安全性，而忽视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只有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金融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要围绕金融工作的这个特性，结合金融发展的各项业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结合金融工作实际，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对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进行遵纪守法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岗敬业教育，从思想上增强法纪约束，提高全员职业道德水平，更好地为提高经营效益、完善金融服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设安全高效的经营环境而开展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工作相结合的重要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工作相结合的必要性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金融工作的生命线，它是新形势下保证_、_各项金融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使整个金融系统政令畅通的需要；是加强金融干部职工队伍思想教育、提高素质的需要；是实现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的需要。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

1.金融工作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首先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要有长远的观点和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这就需要有力的思想政治力量，要从意识基础着手，将风险防患于未然。其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也是一项非常急迫的任务，要有未雨绸缪的意识，分阶段地、有重点、重实效地抓问题。只有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效，才可能取得长期性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担任了宏观思想指导的角色，并对整个金融风险防范过程施以有效的意识统筹和思想监督。

2.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必须采取标本兼治的原则。所谓“治标”，是金融工作中对于出现风险问题后的事后惩处，也许可以取得短期迅速的处理效果，但无法完全做到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见“治本”才是风险防范工作的根本目标，而这就需要“对症下药”，找到问题根本所在，并从“治本”入手抓好金融系统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强化金融员工队伍的政治素养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树立正确观念，为创建稳健的金融发展环境筑起牢固的思想政治防线。这才是真正可行的治本之策。

（二）紧抓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夯实金融工作的思想基础

1.有助于在金融系统广大员工中大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工作。根据“逾是改革开放，逾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精神，将员工们引导到讲政治、重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和技能才干上来，帮助员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金融工作理论水平，自觉抵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的侵蚀。

2.有助于对员工的思想情操进行陶冶。可以通过树立金融行业各类先进人物、优秀代表等榜样激励，强调行业精神来陶冶员工情操，让他们清楚地认识金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可以借助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同时结合案例通报和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防范金融风险的“大学习、大讨论、大检查、大整改”活动，教育职工不能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傻事，从而起到震撼和警示作用。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工作相结合的表现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制度互补互助

金融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建立职责明确、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与各项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互为表里，互相补充。近年来，发生金融风险的沉痛教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内部人员违规操作，内控制度不严所致。因此，金融工作迫切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工作行为，并在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的基础上，抓好落实，对发生金融风险的原因和漏洞进行专项治理，一抓到底，从而使每个员工自觉养成按规章制度办事的习惯。可见，通过制度的健全进而巩固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同时，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而提高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自觉性，解决制度管理中无法达到的层面。正所谓其二者互为表里，互补互助，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业务密不可分

思想政治工作重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但不能脱离实践基础。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金融业务工作结合起来，要联系实际，扎扎实实地抓下去。不能搞空头政治，不能与业务工作脱节，更不能虎头蛇尾。金融部门是个业务性很强的专业部门，需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业务工作的整个过程，思想政治工作搞好了，对业务工作的开展就会有促进作用。

思想问题的产生，往往与切身利益有关，并且可能发生在日常业务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特点，就是在平时的各项工作中，潜移默化，细微入理。政工领导在不经意的一番谈话、议论中所取得的思想信息可以很好地反映员工的思想状态。因此，不能认为只有组织学习，找人谈话才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重视在实际业务工作中所发现的的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只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才能将金融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实、做透，发挥出应有的能动作用来。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监督相辅相成

金融工作中，一是要加强外部的有效监督，使防范金融风险、建设经营安全环境形成社会共识，让干部群众有意识的认识到金融风险、发现金融风险、防止金融风险。这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广泛的思想发动和意识普及，借助社会舆论力量，实行全方位的立体监管格局；二是强化内部制约机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一些政治觉悟高、政策水平强、懂业务、善经营的人员充实到内部监督部门，加强思想政治监督，加大监督检查的覆盖面，尽量使风险性因素止于思想萌芽之时，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当前，金融业的改革正在不断深化和创新，新的风险因素也随之出现，这就给金融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和改进金融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近年来，金融改革力度的加大，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新，各金融单位内部经济利益调整引发的种种矛盾，只能靠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引导、去教育，才能化解要以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围绕金融工作中心任务，结合创建金融安全区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不断提高队伍素质，促进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

政治安全风险评估报告范文 第6篇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评估准确评估

一、风险识别：发现风险项目与辨认危害要素

风险识别是评估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前提和基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辨识是一个发现风险、辨认风险并描述风险的过程。这一过程旨在发现风险项目、辨认危害要素、描绘风险要素特性并输出风险清单。1.治理风险的识别因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要识别的要素主要包含危害要素和风险源、确定的风险事件、潜在的风险征兆等。其中，辨识源头类危害要素和衍生类危害要素是第一步。只有做好危害要素的识别工作，才能找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真正诱因。识别风险事件和潜在征兆则属于风险识别的中心任务。一切风险皆由事件触发，因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消极影响的确定性事件和潜在征兆。2.治理风险的识别程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是一个发现、辨认、描述、清单输出的完整过程。其中，确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和对象是风险识别的首要环节。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范围大体可划定为国际国内两大变局，对象则是各危害要素。把握风险项目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二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由危害要素、确定的风险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征兆构成。归纳风险类别并凝练风险特质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三步。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类别大致可分为外向性风险与内源性风险。风险清单输出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第四步。这一环节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识别的输出，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分析的输入。通过形成风险清单，既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识别提供可量化的依据，也可以为风险分析提供可量化的标准。3.治理风险的样态归档。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因教育环境的变化，产生了不同形态的风险。根据事物发展的外因和内因，大体可归结为外向性风险和内源性风险。其中，外向性风险源自国际、国内双重语境。从国际大局势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错误思潮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推行、教育理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的运行造成了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从国内大环境看，社会结构变迁和智能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的主阵地作用有所削弱。内源性风险则是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存在的工作地位边缘化、工作机制滞后、政工队伍游离、主体资源流失、教学与科研绩效割裂等治理风险。如面对不断上行的社会竞争压力，部分高校为了提高院校的竞争优势，将关注点侧重于增设校园硬件设施、扩大招生规模、争取办学经费等方面，“增加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被边缘化的风险”[1]。4.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一般而言，治理风险的识别方法主要有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安全检查表法、问卷调查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其中，德尔菲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专家意见的反馈匿名函询法。该方法能够迅速定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安全检查表法则是辨识危害要素的“索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风险排查的全面性、广泛性。问卷调查法和Citespace数据计量法则属于定量分析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识别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常用方式，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时段学科体系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以Citespace为代表的大数据识别方法利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不仅可以直观、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和风险源，还可以构建科学的知识图谱。

二、风险分析：寻找风险点与追溯风险源

风险分析是评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核心环节。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第二个子过程，对治理风险的致因分析着力于寻找风险点和追溯风险源的成因，侧重于从环境和主体风险源出发，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发展阶段、运行机理以及内在张力。1.治理风险的分析理路。首先，风险要素包括风险源、触发行为、风险点、传导路径等。其中，风险源包括确定性风险事件、引起损失的不确定因素、潜在导致风险的事物或现象等。触发行为则是风险引爆的“助燃器”，它能激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潜在的风险因素，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风险事件。风险点是连接潜在风险源和外部环境的媒介。传导路径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中的线索。通过这一线索，风险点、风险源、触发行为得以串联。其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主要由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引发。前者指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严峻，后者指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再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产生，实际上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风险要素的动态互动过程，即在特定危险行为的触发下，导致风险点、风险源产生集群风险，进而通过传导路径不断延伸和扩散。2.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约束，又面临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因而，我们大体可从环境风险源和主体风险源切入，考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引爆条件。一是对环境风险源的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环境风险源可归结为国际风险源和国内风险源。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生活方式极易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追捧。隐藏在西式生活表象下的西方价值观念是冲击我国高校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市场经济中滋生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倾向，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漠视。此外，部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认知偏差以及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也会产生环境风险源。二是对主体风险源的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受教者和施教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意识的多变性势必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高校治理结构中各权力主体失调引发的学术权力地位边缘化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异化，增强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财务管理和人事任命等各类权力运行过程的不确定性。[2]3.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分析方法主要有事件树分析法、因果分析法、根原因分析法、Citespace计量分析法、智能算法等。其中事件树分析法属于事故概率分析范畴。只有确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才能确认该事故能否构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治理风险。因果分析法主要结合“‘是/否’逻辑”来识别思想政治教育中“所有相关的原因和潜在结果”[3]（P53）。因而，它能帮助人们更全面地认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病因。根原因分析又称损失分析，是一项结构化的问题处理方法，旨在逐步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并加以解决。[4]（P43）Citespace计量分析法和智能算法则可以帮助人们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中存在的隐性风险明晰化。这两种方法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随机性和偶然性。

三、危机评价：划分风险等级和确立优先次序

作为风险评估的第三个子过程，危机评价主要是将风险分析的结果与风险准则进行比对，以此决定风险等级或其大小是否在主体容忍的范围之内，并依据损害程度确立防控的优先次序。1.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对象是指风险后果或损害程度。一般可将风险带、风险等位线、风险等级等因子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要素。其中风险带确定风险评价的范围。按照风险的容受程度，可将风险带划分为风险上带、风险中带、风险下带。如我们可以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过程中的环境作为风险带，其中国际环于风险上代，国内环体处于风险中带。风险等位线是风险评价的中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风险等级数值，规定风险评价的指标。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价中，风险等位线一般指风险的阈值点。风险等级是风险评价的关键，它确认风险评价的结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风险评级中，可以通过评分的方式来确定风险等级数量以及风险等级的范围。2.治理风险的评价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评价，本质上是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的概括与总结。它侧重于关注治理风险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乃至社会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因而，可以从政工队伍、师资力量、教育客体、教育环体、社会效益等方面综合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产生的后果。一是对政工队伍的评价。高校政工队伍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重要力量。对政工队伍的评价要围绕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展开，既要充分肯定高校党委领导班子过往取得的成绩，也要立足现实，客观陈述各院校、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师资力量的评价。师资队伍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资源，对师资队伍的评价应当包括理论知识水平和价值倾向。三是对教育客体的评价。当代大学生思想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高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成效最直观的反映。要善于根据上课出勤率、志愿活动参与次数等具体指标来对大学生进行评价。四是对教育环体的评价。思想政治教育环体从范围来看可分为国际大环体和国内小环体，其中国内小环体又可分为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评价不仅要全面，而且要精准。因此，有必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深入认识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联。五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社会效益的评价。通过评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成果，能正确引导社会舆情的发展，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工作的社会认可度。3.治理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进行合理的评价，就必须建立一套评价指标体系。一方面，我们要推动风险评价的定性指标朝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引入可量化的指标，如可以将评价指标与监控指标、预测指标相协调，确保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4.治理风险的评价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后果的评价方法，主要有模糊目标检验法、比较法、效益评定法、接受程度评定法等，此外还有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等。以比较法和效益评定法为例，运用比较法来评价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驻地环境之间，教育过程、目标、内容、形式和效果之间，甚至教育单位之间”进行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5]效益评定法则是一种量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的大小、高低，可以通过确切、直观的社会效益进行评定。换言之，如果投入远大于产出，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将面临较大的风险；如果产出远大于投入，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风险等级较低，质量较高。

参考文献：

[1]魏明禄，丁烈云.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风险及其规避[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09，（31）.

[2]许迈进，章瑚纬.高校内部治理风险的结构性探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

[3][4]张增莲，编著.风险评估方法[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