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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审美文化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强化理论创新思路，实现学科的超越性发展，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大学文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和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青海民族学院文学院承办，2008年7月16日至17日在西宁召开了“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
改革与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调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解放思想与追求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为3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反思、更新和审美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和前所未有的学术创新空间。钱中文在开幕词中说，当前，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正在生成之中，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的多样形态。陆贵山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出我们应该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最有影响的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进行鉴别和分析，做出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回顾以往的议题，朱立元提出今天在深入探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文学是人学”命题有再认识的必要与现实意义，这使得“文学是人学”获得了新意。
立足现实和本土化问题
当今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是，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正面临着后现代性的强烈介入，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钱中文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必须认真考虑我们本土现有的社会语境和文学理论的语境问题，根据我们的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的实践来进行鉴别、取舍，以丰富、改造我们的文学理论，或另立新说。李春青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要获得独立的“自我”，一是要依赖当下中国文学经验，二是要依赖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需求，三是要依赖文学理论言说者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吸纳。资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灵魂只能是当下中国的。曹顺庆认为，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西化的危险，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要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进入古今对话，在古今融合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
问题意识、理论的学理结构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探讨
党圣元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的生成问题，他说之所以将“当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明确地将当代意义作为古代文论的相应品格加以研究，是由于这一问题关涉古代文论乃至传统学术的生命力及其当代呈现的基本估价，关涉到西方文论乃至西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中国成像及其发展前途。金元浦提出了当代文学是在不同的文艺学范式指导下的发展史，也是文艺学话语的演变史、更替史，他在发言中探讨了诸如对于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当代文学的范式理论、文学研究的转型期、多元主义的文学范式观、文学批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的消泯、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研究的“间”性的凸现等。针对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历史观的严重缺失，程正民提出了文学理论要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的新境界。他说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也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得到阐释。文论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回到历史研究，重视论与史的结合，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功夫。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新收获
彭书麟说，整一和多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艺理论的共性和个性。由于地域、经济条件的差异，哲学、宗教影响的不同，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表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在少数民族文论和汉族文论的比较中，可以把握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特点，即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鲜活生命力的艺术起源观点；强调艺术的情感性和人性的追求，以神秘的“传真佛语”方式强调文艺的神圣无可辩驳性，以及民间文论的原生态特殊性。李景隆通过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描述、分析了青海原始狩猎文化和农耕时代先民审美意识的形成，从生存、、繁衍到审美的追求。贾一心借助藏族著名学者萨迦贡嘎坚赞《智者入门》中有关的风格论述，阐明藏族文学风格是本民族文化的产物，并指明了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藏族文学的艳美、英勇、悲悯等风格特征。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教学；综合素质
自从我国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包括科技、经济、国防等，人们的物质生活也越来越高，但随着而来的问题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却越来越贫乏。因此，这种严峻的社会状态要求高校通过加强精神文化的教学，提升学生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等综合素质。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文教学主要以现当代的文学为教学内容，那么现当代文学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有什么积极意义呢？怎样才能加强现当代文学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中的作用呢？本文针对此问题展开积极地讨论。
1. 现当代文学的内涵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文学属于语言艺术，借助语言这种工具去进行艺术的创作，通过文学作品区反映现实生活和内心情感。a
中国文学按时间分类主要分为三种，即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主要是指1919年以后，主要以鲁迅、郁达夫、巴金等文学作家为代表，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和创作。因此，本文所指的现当代文学主要是1919年之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创作。
2. 现当代文学教学对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作用
现当代文学有利于学生更加深入的认知历史，提升文化涵养
现当代文学有利于学生了解社会现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众所周知“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以说先生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是天马行空，没有任何的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文学创作的题材和灵感都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因此大学生通过文学作品的学习能够深刻地了解先生生活的状态、社会状态等，这样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后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生活。人的精力和阅历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校园生活的大学生，对于社会生活、人性等没有一个具体的认识。但是文学作品中大量形形的人物和事情，能够让学生认识到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像鲁迅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其通过细致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塑造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像孔乙己、祥林嫂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由于当时封建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人性的压抑、权势的讽刺也是当今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处于当今的历史时期，其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现象都与学生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说，高校的现当代文学教育有利于促进学生认识现实生活。
现当代文学有利于学生塑造良好的人文精神、道德品质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在任何的文学作品都会体现和推崇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学生通过现当代的文学作品的学习都够对于人文精神有所认知、体会和领悟。像作家路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其塑造的主人公孙少安平凡的生活，通过孙少安对于爱情的追求、亲情的维护，都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读者可以认识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执着等。比如近两年央视记者柴静，通过其都与的视角创作的《看见》写出了当代社会各类人群对于各自生活和命运的把握。可以说，现当代文学就像一个精神的海洋，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各种有关于人类精神的东西，这种人文意识的学习和改变对于大学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当代文学有利于学生提高鉴赏能力与表达能力
美国理论家韦勒克指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远价值的文学作品”。韦勒克认为：“文学有它自身独有的特色，那就是文学中的审美性和想象性”。学生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才会有亲历的美的感悟与艺术的想象；才会感受蕴含其中的人文情怀和思想内涵。大学生只有通过平时大量的、广博的阅读，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里遴选的作家作品可谓是每一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作家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既体现了时代内涵与风格特色，又代表了作家们所处时代的创作水准与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典型性及广阔的阐释空间。因此，现当代文学教学有助于实现培养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 古代文论; 现代阐释; 系统性; 世界性文学理论
一、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引出的话题
曹顺庆先生提出中国现当代文论所患“失语症”问题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构想,使得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不少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深入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上,要用转型后的古代文论而不是西方文论作为构架来医治“失语”的病症。其实,中国的现当代文论是过去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它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才显得如此敏感。因为“失语”了,所以要“转型”已有的语言话语,朱立元先生是这样概括这一关系的:“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化的转型,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诊断开出的药方。”[1]曹先生的观点受到质疑是必然的,有不少学者就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是一个误导性命题。[2]因为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必须也只能是古代文论自身在现代视野下不断进步的必须,而不是以古代文论为构建主体来取代现当代文论从而获得话语表达的必然。曹先生对刘若愚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心存质疑,认为刘先生的著作中的中国文论已失去了应有的特质。事实上,刘先生并不是在进行现代转型而只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这样的阐释也常常会因为古代文论自身缺乏思辨理性的特点而出现把握上的困难,比如将要讨论的《中国文学理论》。
对古代文论作系统化的努力,刘若愚先生的不懈探讨是一个实例。他的《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语际批评家》和《语言・悖论・诗学》等英文专著,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中国文论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他影响巨大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我们以此为例来探讨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问题。我个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少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文学理论》不是探讨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专著,而是融合中西诗学来阐释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问题。如果也把它看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那么转型的定义就不是曹顺庆先生所谓的“转型”,它是古代文论在当下的现代阐释,而不是现当代文论的古代文论化;二是以图表出现的系统化文论,已经具有了适合各民族文学的普适性特点――尽管是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文论来说明这个图表,所以中国文论的特点相反没有得到突出;三是古代文论有因整体性思维而排斥系统化的倾向,所以对之进行系统化非常困难,刘先生划分的六大理论也就出现了彼此之间常常互通,而划分界限不甚分明的无奈。
二、古代文论特质在著作中的失却
但是,曹先生的“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阐明自己的撰写目的时,刘若愚先生提到的第一个目的即是关于“世界性文学理论”的建立的,他说:“第一个也是终极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5]问题是,此目的是通过古代文论与其他文论的比较,在比较中找出古代文论的特质,然后用这些特质作为其他文论的缺失来充实和补充,从而与其他文论一起构成世界性文论呢;还是通过比较,然后说明我们的文论也具有普适性意义,它们与其他别的文论因拥有共通性而与其他文论一起构成世界性文论?詹杭伦在对刘若愚理论系统进行整体评价时,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同世界的关系的一段论述:“劳动首先是人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6]然后詹杭伦说:“这种‘物质变换过程’自然是双向而不是单向进行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中国古典美学的‘心物交融说’,正是对这一艺术生产中的‘物质交换过程’的形象说明。”[7]古代文论如此去套西方业已成型的理论,其自身思维的浑整性和表达方式的会意性等特质将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立足点。詹杭伦对刘若愚的认识是准确的,因为刘若愚的方法大多是在用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说去印证文学理论的普通规律。比如,不少学者附和着指出中国文论中有很多关于“决定理论”的论述,如《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用此来批评刘若愚的“决定论的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没有详细的论述”[8]的观点。这里不对刘若愚关于“决定理论”判断的得失进行讨论,而是从方法论上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是在肯定存在着普遍意义的“决定理论”的基础上,来检讨中国文论是否在充分地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论,其结果是不从中国文论自身出发,中国文论的特质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排斥系统性的特点
与西方文论强调从概念到范畴的逻辑演绎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同,中国古代文论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具有整体性思维特点。赵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表现形态上较为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审美的主体性。强调审美主体在艺术实践中的意义,侧重从主体角度去规定艺术的本质;2. 思维的浑整性。即注重从整体上去把握和体悟审美对象,一般不作解剖式分析;3. 表达方式的会意性。因强调审美的主体性,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就必然因个人因素而具有会意特点。这些特点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在自觉地排斥抽象理论、排斥系统性。
前面说了刘先生的努力,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在阐释而不是在转型古代文论,但就即使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也因为古代文论本身具有的排斥系统性的倾向,而使刘若愚的系统努力出现了诸多的无奈。最明显的地方是他划分的六大系统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它们具有的相通性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特点在与分类的做法进行的无言对抗。比如“技巧理论”与“表现理论”。刘若愚在书中举了高适的诗论:“诗之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格”是指文学体裁格式,“意”是指思想内容情感,“趣”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特性。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格”看成是“技巧理论”而把“意”、“趣”看成是“表现理论”。所以刘若愚自己说高适的诗论“并非纯粹是技巧理论,而是含有部分的表现理论”。[9]而詹杭伦更是认为:“这两种理论既然难以区分,也许就没有截然分开的必要”[10]。另外还有“实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相同。因为理论被划分切割了,各自分开的理论就出现了相互结合处的空白,这样就反过来让人感到六类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文学理论,于是作为对刘若愚的六大理论的补充,詹杭伦提出了理论[11],台湾的黄庆萱提出了十大理论。这样的分割有损害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性危险。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能在模糊中把握,如果非要进行系统归类的话,也应该突出系统中的反系统特点,突出各种理论之间的流通。
当然,刘若愚改进的艾氏的“文学四要素”所构成的理论,阐明了文学理论的主要构成:文学本体、文学创作、作品构成和文学接受,是一项有创建性的工作。它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接受。我们提出的问题,只是从中国文论自身考虑,提请专家们注意,在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不能让中国文论自身的特质流失。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文学评论,2000(3).
[2] 尹奇岭.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J].理论与创作,2003(3).
[3][5][6][7] 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批评[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一、《长夜》——真实的“自传”
二、《林海雪原》：新英雄的“革命式”传奇
三、《红高梁》：关于“我爷爷”的后设叙事
一九八六年《红高梁》发表后，评论家雷达在《文艺报》刊文称赞它“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言下之意革命历史题材已经奄奄一息。同时，更多的评论家注意到它和美洲作家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作品的联系，惊叹其艺术上的革命和探索。稍后，张艺谋电影版的《红高粱》更是推波助澜，莫言及其小说《红高粱》红透了中国文坛。《红高粱》何以“发红”、何处“探索”，并用什么救活革命历史题材?
《红高梁》用来救活革命历史题材的“药方”主要有三个：一是叙事结构上将土匪故事放在国、共相争和打“日本鬼子”的历史背景的中心；二是叙事方式的巧妙运用；三是叙事语言上两种语汇系统的交错运用。通过如此多方面叙述“技巧”的调整，《红高粱》传达了对于民族的骁勇血性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
故事的主线按照顺时序讲述“我爷爷”带领“土匪”伏击日军并几乎全军覆灭的过程，其间不断穿插“当事人”意识流的往事回顾和“我”(土匪后裔兼叙述人)站在“当代”(和读者同一时代)的事后评价。土匪头目“我爷爷”是纯正的贫农出身，其手下的“匪徒”们也都是穷苦出身。虽然叙述人一再提醒他们的“土匪”身份和“杀人越货”的行径，但“故事”却极少透漏他们是如何杀人并越货的细节。唯一详尽叙述的是“我爷爷”如何杀劫匪、抢劫“我奶奶”并与之高梁地里“_”、杀死单扁郎父子夺其家产的过程，但都因为劫匪和财主自身的“不仁”(前者欲劫财劫色，后者利用财势为麻风病人“强”娶农家美丽女子)消解了“我爷爷”的凶残。而“我奶奶”高粱地中欢快的“”和之后与“我爷爷”的明来暗往也进一步“告诉”读者：“我爷爷”并非强霸民女。通过“我父亲”和“我奶奶”不断回顾和“我”的补充、评价，在读者心中逐渐确立、丰富了“我爷爷”的土匪英雄本色。与之相比，军队冷支队则充当了事后打劫的角色。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较量的历史背景中，将土匪放在叙事结构的中心，再利用“我”这个特殊身份的叙事人和“我父亲”、“我奶奶”等叙事视角的不断介入，从而完成了“我爷爷”这个连接《水浒》英雄传统的民间英雄形象。可以说《红高粱》是站在土匪的角度。重新讲述“中国_史”。
《红高粱》之所以让读者感到“焕然一新”，还离不开“后设叙述”的技巧更新。香港学者许子东详尽地分析了这种技巧：“一是叙述时间上的‘后设’，即在讲述往事历史时处处有意凸现今天(或‘后来’)的叙事角度，或干脆打断故事的顺时态进程，突然插入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式的句型：多年以后，当主人公回想起那一瞬间……这种提前出现的结局就逼使读者的兴趣，从故事‘后来怎样发展’转到‘怎么会发展到这样’。二是叙述态度上的‘后设’，即在叙述者叙述故事的同时或前后，另有一个叙述的声音在旁边解释和评判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在《红高梁》里，这两个叙述者都是‘我’，于是我们一面看到‘我’在讲述‘我父亲’当年目睹的高梁地伏击战，一面又看到‘我’怎么去家乡查县志访老人找史料，以及为什么‘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去祭奠先人英灵。”在这部作品中“后设叙述”成
了“有意味的形式”，逼着读者不时从“现场”的精彩剧目中回头反思历史。
叙事语言也是《红高梁》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它和“后设叙述”一起完成了对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评论家季红真曾经很精辟地分析过《红高粱》的两套语汇系统：奶奶、槐树、高粱……一系列渗透着宗法文化和泥土气味的语汇，和性解放、抗日先锋、妇女自立的典范……一系列现代文明的词汇。这两种一旦混合起来，便产生了奇特的阅读效果。如“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就是由两套不同的语汇系统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宗法文化血缘，“个性解放”则是现代城市语言体现现代文化观念，两套语汇系统的并置产生了城与乡、今和昔对照下的张力。
四、《青木川》：“民间格格”关于“土匪”的多角度立体影像
当代著名作家叶广芩是皇宫的“格格”降临民间，这是不得不提前说明的问题。《北京姑奶奶叶广芩》在介绍这位风格独异的著名作家时这样说：“闺秀气、姑奶奶派、陕西婆姨劲儿，被叶广芩糅合于一身，那叫一个和谐!”叶广岑是清朝皇亲叶赫那拉的直系后裔，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浪潮虽将其家族赶出侯门深院，但贵族文化血统却并未断绝。1968年革命的浪潮再次席卷已经落入四合院的叶家，19岁的叶广芩从此迁出皇城根到了黄土高原，可谓真正落草为民。家族兴衰的历史记忆与民间疾苦的现实感触，孕育着叶广芩独特的文化个性，也为她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她说：“人活着，什么时候都别装，活一个自然，活一个真。”，那份洒脱里就透着“陕西婆姨”与皇家“姑奶奶”融合而成的率真与自信。这样一个有着丰厚民间文化基础的“皇家格格”讲一个土匪的故事，自然会透露出与风格迥异的文化色彩，这在其著名作品《青川木》中彰显无疑。
“五四”时期，“进化论”观念从西方的生物学科横移到了中国的社会学(包括文学)领域。严格说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依然属于当下的生态学范畴，但“五四”学人并未获得生态学的理论视野，只是基于学科范畴抱着文化实用主义目的将其拿来，于是谬误的产生在所难免。首先，从生物学的“进化论”到文学的“进化论”存在着逻辑推理的错误。其中的逻辑思路如下：既然生物秉承“进化论”思想，那就意味着今天的生物物种比过去的更高级、更复杂；从而，今天的社会形态一定也比过去的更为进步，进而推之今天的文学发展也比过去的文学更为进步。这种推理简直就是—个蹩脚的类比推理与三段论推理的结合，其症结在于将社会学、文学与生物学视为等同的类别范畴。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昂奈尔·戈斯曼所说：“历史学并非一直就是高歌猛进和进步主义的”。很多历史事实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点。在文学领域亦是如此，.艾略特曾明确指出：“艺术从不会进步”。因而，我们很难断定宋词比唐诗更“进步”，现代的小说比古代诗歌更“进步”。唐晓渡将这种文学的认识误区归结为“五四”文学所酿造的一个“时间神话”：“通过先人为主地注入价值，使时间具有某种神圣眭，再反过来使这具有神圣性0的时间成为价值本身。”进而指出它的负面影响：“就赋予本身并无目的可言的时间以内在目的这一点而言，新时间观体现了一种强力意志；就把时间理解为向前的线性运动这一点而言，它严重歪曲了时间和空间密不可分的本性。由于充满了紧张的期待，它很容易被情感化；由于标定了‘前方’的维度，它不可能不被事先注入价值。新时间观据此把历史截然而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而既然‘光明在前’，未来即是希望，朝向未来的现实突然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涵义；唯独过去成了一个负责收藏黑暗和罪恶的包袱——正如它在现实—心理中所呈现的那样。”历史证明，尽管“进化论”观念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洼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往往被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与机会主义分子所青睐。其次，“五四”学人只关注了“进化论”概念横移的相似性，却忽略了差异眭与多样性。因而，生物学领域的其它一些重要思想却被忽略了，甚至被人为地抛弃了。正如有学者指出：“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发展，生物进化论的冲击波遍及当时的学术界。受时尚所染，早期的文化人类学将‘进化’一词引人人类学的研究。但却没有连同引入对此相关联的重要概念，如变异、选择、适应等等。致使他们对文化发展的研究只能停留在文化事项的表层，去比较共时态的差异，人为构拟文化发展的脉络。”0此论断也非常适合“五四”文学界对于“进化论”的态度。经过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由“进化论”所推动的文学实践已逐渐显露出它不适应文学生态性发展的负面影响来。这主要体现为文学“进化论”观念所催生的文学的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文学的遗忘性以及文学群落的削弱等方面。
一、文学“进化论”观念对先锋文学的非生态性影响
首先，“进化论”思想催生着文学的先锋性，而先锋性使文学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进化论”背后的时间美学和先锋性的内在审美要求是—致的，都意在搭乘线性的时间神话抢占话语资源，获得某种文化权力。因而，先锋性总是体现为一种创新冲动。在文学形态上，先锋性有时表现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有时则表现为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创新性。尽管“先锋性”给文学实践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但总免不了陨落的文学宿命，可以说是“各领三四年”。
为什么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如此短命?从先锋派文学思潮自度讲，它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首先，从作家角度讲，先锋作家的创新精神与守旧意识往往同时并存，形成其内在矛盾。创新性是先锋派文学思潮永恒的美学追求，因而先锋性文学思潮是—个“流动”的存在体，一个最终无法用标准尺度衡量的文学实践。但是作家为了彰显已有的文学成果，往往急于用较为固定的文学标准来界定先锋性的文学活动。因而，僵化与生机、固态与液态、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矛盾成为先锋性文学群体的内在矛盾，而且成为一个很难停歇的矛盾。“先锋性”就像一只困在麻袋里的疯狗，要么麻袋把疯狗闷死，要么疯狗把麻袋撕破，两者似乎永远不会和平共处。其次，从艺术角度讲，先锋思潮充满了自我否定性。何赛将先锋文学称为“自杀性的艺术”，因为它否定的正是艺术本身，“现代艺术家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邀请我们观看实属一场玩笑的艺术之片段，它本质上是对艺术自身的戏弄，因为这正是现代灵感的滑稽性质所要表达的东西。新艺术并不是嘲弄其他人或事，没有受害者就没有喜剧，它要嘲弄的正是艺术本身。”0先锋文学一方面在绞尽脑汁地进行艺术创新，另一方面也在冷酷无情地绞杀艺术。此外，在文学精神方面，先锋文学思潮存在着先锋性与庸俗性并存的深刻悖论。雷纳托·波吉奥利认为先锋文学具有追求时尚的一面，而时尚性具有不可避免的庸俗性：“时尚的主要特征是把短期内非同寻常的或一时时兴的东西强立为新的规则或规范，并很快加以接受，然后在它变成平庸物，亦即人人皆有之‘物’之后，再次抛弃它。简而言之，时尚的任务是保持—个延续不断的平庸化过程：把稀有新奇之物变成广泛流行的东西，当这玩意不再稀罕新颖之后，又用另一个稀罕新奇之物取而代之。”0而基于时尚所产生的庸俗必然导致先锋文学的死亡：“由此看来，由于现代文化固有的狂热的天才崇拜中矛盾原理的作用，先锋派在时尚影响下注定要战胜它曾不屑一顾的通俗流行——这恰恰就是先锋派终结的开始。事实上，这是每一种运动不可避免的残酷的命运：兴起于反抗旧先锋派新近流行过的时尚，衰亡于一种新时尚、运动或先锋派问世之时。”雷纳托·波吉奥利的高明在于揭示了先锋文学与时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持续被平庸化的过程。齐美尔曾如此界定时尚的本质：“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如此可见，先锋文学亦如此，它也是永远在路上。它是一次迅跑，一个超越别人也很快被别人超越的过程；它也很像人的某种生理欲求，随着生理能量的聚散，不断呈现出一个兴奋与疲惫、高潮与死亡的循环交错的过程。
但若从生态学角度考察先锋文学，先锋文学的短命亦有其生态学的解释。从生态学角度看，随着进化的发展，物种越来越趋于复杂高级，而越复杂的物种对适应环境的条件要求越苛刻：“进化的结果总是要造成自为体系自身的复杂化、多样化和层次化。然而，复杂化的生物物种，虽然抗拒外界环境变动的抗风险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截取外界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却随之缩小……专用性能的提高，总是弱化了普适性能。”同样，先锋文学相对于通俗文学等其它文学样式来说，也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文学样式。这里说的“复杂”主要指创作主体构思时的“殚精竭虑”以及文学文本的“出奇求新”，创作过程往往是一种艰涩的思索过程和艰难的文字表达过程，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的创作便是明证。但是，先锋小说犹如更为复杂的生物物种一样，由于“截取外界环境中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却随之缩小”的缘故，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偏狭的文学之路。先锋文学所摄取的“物质与能量的范围”，就是供先锋文学得以出现和存在的文化与文学的资源。以下两个方面决定了先锋文学资源的匮乏性。
其一，从文化与文学的共时代关系看，先锋文学很难从共时代的文学资源中汲取营养。一定程度上，先锋文学的标新立异使其具有很强的历史前瞻性，从而成为所处时代的文学“异己者”。因此，它和历史当下的诸种文学样式是相左的，与之缺乏文化与文学信息的互动交流。这样，与其它文学形式相比，先锋文学就缺少了一种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就是在文化的共时态上，基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产生的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有着广泛受众基础的文化价值观念。尽管先锋文学可能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可能被后世认同，但因割断了与同时代其它文学样式的联系，往往使先锋文学面临夭折的文学宿命。从一个时代的文学样式来说，诸种文学样式往往形成一个文学群落，如同生态学中的生物群落一样，每一种物种都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生态位。所谓“生态位”，就是“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或生态群落中，某一个物种实--际上或潜在地能够占据的生存空间和地位”@。就先锋文学而言，在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中也有自己的“生态位”。但是在一个同时代的文学群落中，由于先锋文学的“异己性”，使它往往处于“游离状态”，因为它的文学观念与艺术手法往往建立在对其它文学样式的批判和否定之上。从而，先锋文学无法与同时代的诸种文学样式达成生态性的和谐共存关系。先锋文学与时代的这种文化关系，使它往往处于一种被遗忘状态，被读者遗忘，被文学的共时代遗忘。
其二，文化资源本土性的丧失也是先锋文学资源匮乏的原因之一。民族文化往往体现着本民族特有的精神积淀、心理范式和思维特点，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时代延续着，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形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特点。同样，民族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本民族的文学样式。可以说，民族文化传统是+民族的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正是有了这一文化土壤，才使民族文学一代又一代得以繁衍生长，枝繁叶茂。而先锋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这种文化的血脉联系，使自己成为一种“无根”的文学。当先锋文学失去了它的“根”后，生命力便不甚长久。这可从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其文化资源来自西方)的短暂的命运中得到印证。当然，先锋文学由于某种历史机缘，在历史当下中拥有某些文化权力，甚至成为文坛“主力”。但这种“主力”角色绝非是普世意义上的，而是文坛各种权力关系综合绞力的结果。但这种结果往往不被大众所认可。
文化本土资源的丧失，使先锋文学的创新活动呈现出一种偏狭，一种片面，失去了一种多样性。生态学提倡生物的多样性，也倡导文化的多元性，它认为人类社会的多样性的保持应依赖于民族文化，“生物学家谈论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人类学家谈论的文化多元性，其实都是从一个同时态横断面上观察到的信息系统创新能力长期历史积淀的后果……对人类社会而言，支持存在的信息系统就是一百多年来文化人类学家一直在探索的民族文化。”这一点对于文学的创新来说非常有启发意义，文学的创新应该建立在本土的民族文化之上，而不是远离本土文化。
其次，由于“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先锋小说的叙事语言的发展之路亦越走越窄。其实，文学的先锋性更多地表现为艺术形式的先锋。在中国，当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完成了由“内容”到“形式”的转移后，对文学技巧的倚重更变本加厉了，正如陈晓明所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先锋小说，其艺术革命更准确的含义就是技术革新，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有系统而明确的文学观念和价值信念方面的变革，所有属于思想观念方面表达的新的意义，实际上不过是形式主义策略的副产品。”0因而，这种“技术革新”式的文学无法获得一种丰富性，这点可从鲁迅作品与中国先锋小说的比较中看出。就小说的叙事语言来说，鲁迅的小说和当代先锋小说都具有先锋性，然而两者大相径庭。尽管鲁迅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采取了激进的否定性文化立场，但在小说的叙事层面并非如此，古代的炼字炼句、白描、含蓄手法等亦在鲁迅手中得到传神地应用。可以说，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已成为鲁迅的文化资源，以不在场的方式构建着鲁迅的小说世界。同时，鲁迅也从西方文学中获得文学滋养，这表现在它那种冷酷自嘲的语风，甚至文本中那种无师自通的“后现代性”。所有这些都体现出了鲁迅的超凡智慧。但是，鲁迅在叙事中没有像中国先锋小说作家那样洋洋得意，表现出一种自恋般的文学炫技色彩。鲁迅的语言博大而谦和，而先锋小说家的语言是霸道而单薄，这可从—例看出彼此的高下。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有如t---段：
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
字，都说他很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去做
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常欢喜别人的
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到薪水却一定立刻寄
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
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有
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
就姓魏，是连殳的本家。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仿佛将
他当作一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
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
外出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
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很多钱。
在这二段叙事中，包含着巴赫金那种意义上的“复调”。这二段的叙述内容是魏连殳，但这个叙述内容是通过两种话语同时传达出来，一种是显在的作为叙述人“我”的话语(知识分子话语)，一种是潜在的“人们”的话语(民间话语)。这两种话语构成了与魏连殳(另类知识分子话语)的对话关系。例如，在民间话语、叙述人话语同魏连殳的对话中，前者体现的是民间话语对魏连殳的难以认同，认为魏连殳古怪、异样，充满矛盾，而后者则体现了叙述人对魏连殳的认同和理解，“全山村中，只有连殳是外出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羡，说他挣得很多钱。”这种对话性一方面使魏连殳的特性变得摇摆不定，难以把握；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各种话语自身的力量，使话语摆脱了单纯表意
的工具作用，而僭越为一种具有本体意义的东西。复调叙事的多义性与含蓄平淡的语气恰是鲁迅叙事语言中西合璧的绝佳体现。先锋小说则逊色得多了，例如被吴亮津津乐道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其实除了文学手法的炫技和表达一种虚构性的文本观念外，我们看不到其它，正如旅澳作家黄惟群所语：“透过《虚构》中那段开场白的玄乎往实处看，马原先生直接或间接向读者们说的到底是什么?他不过是说了他心中的高傲，说了他对芸芸众生一般智力的藐视，不过是居高临下目空一切地说了几句心中的大实话，不过是将充分自我的西方文学中学来的点滴进行一次小小的中文运用。他成功了，整个中国文坛都被唬住。”由此看来，鲁迅是缜密的，而马原的叙事是空疏的。鲁迅小说叙事的伟大之处在于，使小说获得西方文化资源的同时，并未忘记自己的本土文化。因而，鲁迅的小说话语体现了现代性与本士眭的奇妙融合，既充满张力，又完美无暇。而马原等先锋派作家的叙事探索中，中国本士性的东西则丢失良多。
二、文学“进化论”观念造成的文学遗忘性
由于生物学的“进化论”影响所致，历史与社会也往往被解读为“进步”与否。是否“进步”已成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性的文化指标，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语言与文学教授列昂奈尔·戈斯曼所言：“我将现代主义看作与进步和改善观念是无法分离的。”然而，这种“进步”观念往往是现代人的一种先验的理论预设。实际上，文学的进步观念往往在忽略艺术本体的基础之上，给文学赋予一种外在价值。因而，文学的这种“进步”不是文学本身的、而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进步”，甚至是一种文学的意识形态策略。所以，我们很难说一种文学形式比另一种文学形式更为进步。我们只能说，现代性的观念使文学以一种历时性的方式体现了文学史的丰富性。
文学的“进化论”观念导致了文学的遗忘性。所谓文学的“遗忘”，就是某一时代的文学出于某种原因被有意和无意地忽略与忘却，被排除在文学发展的共时态发展之中。黄发有曾说过，消费时代的消费文学患有“文学健忘症”：“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创作是注定要被迅速遗忘的，而这种‘遗忘’赋予大众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活力，因为一次性消费品迅速更新换代，它们被淘汰的命运为‘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当旧的经典被反复地篡改、曲解、误读，而新的经典又无从诞生时，文学就患上了健忘症。”这里，黄发有的论证在概念上有些含混，“文学健忘症”在前面是指作为“消费文化”的文学被遗忘，而后面又是指“传统经典文学”的被遗忘。这未免有些混乱。其实，黄发有所说的“健忘”就是我们时代的整个世俗文化语境对于精英文学的悬置和瓦解，是整个时代对精英文学的戏仿与误读。然而，文学的遗忘并非如此简单，也并非仅仅发生在当下的消费文化时代，而且文学的这种“健忘”也不同于文学“进化论”思想所导致的遗忘。通常讲，“进化论”观念导致的文学遗忘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文学的遗忘发生在时代转型期。在时代转型期，伴随着时代的“进步”，某些文学往往被当作“旧有”的东西而被遗忘了，如五四时代对古典文学形式的遗忘和时期因独尊样板戏对其它文学样式的强制性遗忘。这种“遗忘”往往因时代观念的更迭而造成文学观念的“断裂”。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断裂”多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化模式的“断裂”：“是指某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异域文化(包括文学)的强烈冲击，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中断和背弃自己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接受异民族的文学模式。”0例如在“五四”时期，这种“断裂”往往被认为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断裂”对中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对本民族传统革故鼎新的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钱念孙如此论及：“异域文化(这里主要指文学)的大量涌入和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否定，往往会引起该民族一度社会动乱和人们的行为失调，同时也不利保持每种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人类文化得到丰富多样的发展”。一言蔽之，就是造成了现代性与本土性的矛盾，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形式在现代性进程中的深刻悖论。文学的“进步”观念使“五四”文学获得了一副“西崽”的尊容，却也失去了中国本土的老实巴交的厚道面孔。其中，不乏讽束性，也不乏悲剧性。
第二种文学的遗忘情况发生在同时代内。在一个时代中，诸种文学样式所拥有的生存资本并非等同。这里的“资本”，是布迪厄意义上的：“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大部分社会博弈包括经济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可见，这种“资本”是关联主体、客体和社会的种种关系组成的文化场域，最终各方权力因素的综合导向主体。布迪厄认为资本分为三种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其中的文化资本具有“竞争性”：“文化资本是作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并被用来投资的，而这些竞争在文化产品场域(艺术场域、科学场域等)和社会阶级场域中一直持续不断。行为者正是在这些竞争中施展他们的力量、收获他们的利益的。行为者的力量的大小、收获利益的大小，则与他们所拥有的客观化的资本以及具体化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正是这种文化资本的“竞争陛”，使得文学各方对文化资本的争夺变得十分激烈。如果这种“竞争”发生在文学本体内部，是正常的；如果与文学的本体无甚关系，则是不正常的。因而，一个文学样式是否具有“文化资本”，也就意味着它是否具有相应的“生存资本”。于是，在文学群落中的非法“竞争”，往往是某一文学样式压制他者、抬高自己的文化手段。唐晓渡认为这是“对价值制高点和话语权力制高点的占领”，是通过“时间神话”来获得的，并与“主体的自我神话密不可分。它们同步进行，互为支援”。这里，文学样式之间的对于生存资本的争夺实际是线性的“进化论”时间观念在文学种群间的横向变异，使本来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呈现出中心／边缘、主要／次要的等级划分，并在本该多元的文学群落中无形中植入了一种僵化与死亡的种子。于是，同时代内的文学的遗忘会最终造成文学群落的失落。
第三种情况是作为先锋性的文学自身发生的“遗忘”。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先锋小说内部。这在上文已做论述，由于先锋小说自身的否定性和深刻的悖论性，使先锋小说的文学道路越走越窄，越来越失去本土色彩。这实际也是文学自身的一种“遗忘”，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学的生态性发展：“灌木丛式”的发展
可见，先锋文学所造成的文学道路的窄化和文学的被遗忘状态，折射出了文学的“进化论”思想的非生态性的一面。在“进化论”视野之外，在生态视野之中，也许文学是以另一种方式前行的。埃德加·莫兰曾将文化的发展形式称之为“灌木丛式的方式”：“如果说人类来自同一个主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实体的进化是以灌木丛生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些分裂发生和形态发生过
程，并伴随着创造性的涌现。”@莫兰的论述非常深刻，虽然针对于文化的发展，但也可应用于文学。文学的“灌木丛式的发展”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说它现实是因为这是文学发展的本然状态，只不过这个发展状态被人为地忽略了，被人为地建构成“进化论”式的发展道路了；说它理想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文学的认识方式，在文学发展的本然状态上重新梳理、建构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使其具有一种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生态性。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文专业 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文专业、新闻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也是大学中文教育的公选课程。因此，该课程如何讲授、如何分析成为学生全面了解该学科的重要渠道和桥梁。中文专业与非中文专业学生在授课内容、授课时长以及内容的深度上都有所区别，不可一概而论。本文这里只以中文专业的授课为例，介绍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问题很多，有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潮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不同教师在处理同一教学主体时会有所有差异，而且不同的阶段在讲授这一课程时侧重点也有所区别。本科阶段的授课主要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旁涉文学思潮和文艺争鸣的介绍，主要以注重基本内容的介绍和强调文本感受为主。而硕士阶段则主要从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入手，分析某一时期文学社团或文学思潮的特点，带有明显的专题性和一定的深度。而到了博士阶段则主要分析学科史的特点、学科史形成的原因及性质等。
由于近些年来学科改制和课程调整，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出现了研究对象的时间不断延展，研究对象不断增多，而教学时间却不断压缩的情形。而且，由于教学对象代际问题的客观存在，现在大部分的本科生对离他们较近的九十年代后的文学现象感兴趣，稍远一点的新时期文学、“十七年”文学都表现出明显的隔膜和疏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出现学习积极性不高，无法有效理解相关内容，在课堂互动环节学习反馈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如何有效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是摆在现当代文学教学者和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授课除了应该在教学过程强调基础知识的介绍，采用多媒体等多种教学形式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应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研究为导向，倡导研究型学习。研究型学习目前是中文教学的主流趋势，不仅在高等学校的课堂教学中成为教学导向，而且在中小学中文教学中也出现了“研究型”学习的氛围。这里倡导的“研究型”教学有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教师要将自身的研究心得带入到课堂教学中。虽然，授课教师某一段时间与其他教师共同使用同一套教材，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许多高校中文系现代部分使用钱理群、温儒敏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部分使用的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而现在则普遍使用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1917-2000）》，但是这并不妨碍授课教师在处理教材时有所侧重，将自己感兴趣、研究专长带入到课堂授课过程中。这样学生在了解学科基础知识的同时，又对某一问题有了较深刻的认知。教师可以通过布置作业、安排课堂讨论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环节中，这样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学生对“十七年文学”兴趣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开始讲授“十七年文学”概况时即留下问题：“你认为十七年文学在新中国的文化建构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并不急于要求学生回答，但在讲授这一时期文学的过程中，介绍每一部代表作品时都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时时回到这一问题，让这一问题不断得到强化。在讲述完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时，再来反观这一问题，回顾所学过的内容，看看他们能否整合出一个结构出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分析文学作品在新中国建立时期的叙事方式和文学诉求特点，让学生明白，无论是《创业史》、《红岩》，还是《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它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过程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而这是新生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重要特征。这一研究型的问题处理方式，摆脱了单一作品分析带来的零散感，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认知文学问题。然而，这样处理这一问题，对教师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授课教师需要自身对这一问题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不仅从文学本身的问题出来解读文学，还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这样才能在授课过程及讨论环节把握方向，避免零散的介绍和无序的争论。
再例如有关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讲授。通常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有关新世纪文学的内容因为间隔时间短，文学研究的历史距离没有拉开，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很难形成学术共识和学界定论。因此，有一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回避新世纪文学的介绍。这样的处理方式看似稳妥，但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失去了解学科发展的前瞻性和趋势性，对于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或深造也是不利的。不妨以评论或讨论的方式将新世纪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或作品挑选出一两个例子出来，作重点分析。用这样的方式处理，不仅教师进退自如，而且能有效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这也是属于研究型教学的实践。当然，这种研究型教学对于教师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例如授课教师要通过大量阅读，时时关注学科的前沿话题和学科动态，这一点对于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二、以作品分析为根本。文学研究有许多种方式，二十世纪西方层出不穷的文学理论方法讨论的即是文学研究的可能性问题。然而，概括而言，不外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内外研究孰轻孰重，各个研究者观点各不相同，例如韦勒克就认为文学研究应以内部研究为主。“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1]145而伊格尔顿则认为应该重视外部研究。“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却不得不被认为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物，。文学作品或传统的价值并不在其本身，它不可能无视任何人已曾或将要对它说过的一切”[2]15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以学科基础教育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问题意识，开始具有一定的史学意识。因此，是否广泛地阅读文本，并进行初步的类型概括和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国著名文论家朗松以严谨求实的精神被人们誉为实证主义批评的代表。他曾经在《文学史方法》一文中指出：“不计私利的好奇心，严格的诚实、孜孜不倦的勤奋，对事实的遵从，不轻信（既不轻信他人也不轻信自己），不断进行批判、检查与验证――我们应该把这些带到我们的工作中去。”[3]16实证从何而来？实证是从一个个单独的文本阅读和分析开始的。
文本阅读和分析其实是一个相对机械枯燥的过程。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除了情节的熟悉外，还要对人物、表现手法、写作时代等都做一个通盘的考量。因此，只阅读一遍通常是不够的，往往是这一遍注意情节，另一遍注意人物，再读一遍注意表现手法。几轮阅读下来，对于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当然，这一阅读方法耗时长，工作量大，通常只适用于文学大家或文学经典的阅读，例如鲁迅或《白鹿原》等。这样训练几次下来，学生再来阅读其他文学作品时，会自觉地同时兼顾以上几个方面，有意识地将现有的文本和以前的文本做比较。这时，我们就可以说开始了专业型阅读，学生也开始从由兴趣性读者转向为专业型读者。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不胜枚举，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在不同时代就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很难说，哪一种方式更具有合理性，因为每一种解读的方式均带有其时代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曾兴起了一股“重读文学史”的文学评论思潮，有不少学者都用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来解读“十七年”文学经典。例如金宏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就从版本学的角度来重新解读《倪焕之》、《家》、《子夜》、《骆驼祥子》等现代文学经典，分析各版本在改写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作过程，与其类似。孟悦曾在《〈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一文也对传说、歌剧、舞剧、电影等不同版本的《白毛女》做过类似的分析，他们针对的是已经是一个个“逝去”的文本，但时间的消逝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消逝。这两个例子即是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将文学经典充分地历史化，彰显在文本自身变迁的过程中权利话语的运作过程。这一解读方式何以成为可能？这与解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文本细读是分不开的。“重解读”的对象还可以是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等现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作品，例如许子东就出版过《重读》，程光炜在新世纪主编了一套“重返八十年代”丛书也是如此。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仔细阅读文本，回到文本本身，用文本本身来说明问题，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研究态度。研究文学并非简单地读读小说、看看诗歌这么简单，它应该是艰难的资料搜集和文本分析过程的展开，而这一切是要从文本阅读开始的。
第三、点线结合的理解方式。学生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一部部的作品开始的，然而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点”的理解，需要开始具有“线”的认识和整体的把控。
在教材章节安排上，不同的教材均将文艺思潮与文艺争论置于首要介绍的部分，然后开始作家作品分析。这一处理和安排，有利于学生理解这一段时期的文艺思潮发展的方向，但实际情况是学生对文学思潮与文学作品的关系理解不深，而教师由于教学进度要求和客观的学习难度的限制，也无法全面清晰地帮助学生了解“点线”结合的重要性。
形成宏观的“线索”意识，优势在于把握每一部作品在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位置。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趋势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不同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晚清，何来五四？”[4]1“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5]1这些命题都试图证明文学发展中的线索和因果关系的重要性。
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启蒙性，第二个十年的自由主义特征，第三个十年的左倾倾向，当代文学中“十七年”的“一体化”特征，文学的反智化倾向，“新时期文学”的“新启蒙主义”传统，可以说都是某一阶段文学的主线和基调。在解读某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需要与线索、基调联系起来，才能有利于作品解读。另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时期除了有其主调之外，还有一条内在的主线贯穿着不同时期文学的主题，即“文学的现代性”。用现代性理论来理解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研究界兴起的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一思路的产生是由于在世纪之交，回首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时，人们发现“中国文学进入这种现代阶段，其特点在于它的那种感时忧国精神。那种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够发愤图强，也不能够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6] 533-536运用现代性理论来解读近百年的文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学在追求现代性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尝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虽然，动机和效果并不一定都是积极正面的。
精选教学内容
高职高专院校扩招以前，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课时时间较多，但是随着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逐渐的增多，高职高专院校对现当代文学的课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课时大约缩减了一半。为此在有限的课时之内，教师就应该精选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调整教学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之间的关系。针对当代的大学教育多样化的特点，应该有选择的进行课程教学的实践探索。比如高职高专院校可以根据高校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可以是以基础性的以史带论，代表性的作家导读为主；研究性的强调学术性与史实的结合。进入21世纪，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为此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以作品为基础，侧重于文本的阅读。通过精选重要作家的作品，引导学生阅读，能够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分析鉴赏能力和写作的基本技能，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
现代的教育理论中注重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性发展的途径和方法。但是传统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依然是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学生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学生对教师有很强的依赖性，缺少主动阅读作品的动力和勤于思考、质疑以及创新的习惯和能力。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完全的摒弃掉传统的讲授法，因为学生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此要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采用教师讲授和学生查阅资料和讨论的教学方法。教师先讲史学部分，然后为学生设定问题，让学生查阅资料，最后再进入讨论环节。教师在整个的环节中起着引导的作用，加上调动了学生动手和思考的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
当前很大的一批学生很少阅读文本，不阅读已经成为制约现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针对学生不阅读的情况，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些阅读作品的方法。可以精读也可以泛读，具体的步骤分为下面三个：第一是直观文本，能够对作品的整体蕴含的情感有一个大至了解；第二是观看影像资料，在直观文本的基础之上辅以影像资料，能够对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和形象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第三是查看相关的文献或者是教材，能够让学生对作品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
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
学生的成长是离不开文化背景的，这种文化背景投射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其实就是一种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现当代文学发展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作品逐渐的功利化。而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为了避免使学生受到不良的风气和错误观点的影响，应该构建一种能够体现人文关怀、尊重科学和追求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使校园内的。广大学生能够接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为此教师在开始第一堂课时就应该将该门课程的性质和正确的学习方法阐明，促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重拾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和信心。
改革课程评价体系
3总结
通过上文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现状以及优化策略的分析和研究，说明我国对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改革依然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中。精选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重视文本阅读的教学，营造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影响学生的价值取向以及探索新的课程评价体系等，这些教学改革措施对于增强学生的文学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改革中依然存在缺陷和不足之处，但是相信通过更多的努力和实践，最终我国的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质量和学术研究等都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白鹿原》的悲剧美学意义
【摘 要】《白鹿原》作为一部描绘“民族秘史”的长篇小说，通过写具体的人物命运在历史大河中的沉浮，生动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的隐秘的逻辑性，具有悲剧美学意义。
【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悲剧性
陈忠实在《白鹿原》的一开始就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1] ”。
在中国乡村这块既保存精华又藏污纳垢的深厚土壤上，作为“一直负载着这个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辉煌和最痛苦的记忆 [2] ”，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与观念。
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风起云涌，关中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诸多大事，陈忠实以40万字的宏大叙事为我们呈现了近现代转型期的中国“民族秘史”的一隅，演绎了传统文明遭遇现代文明时所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
然而，正如陈忠实所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 [2] ”。
《白鹿原》在整体上具有极强的社会文化悲剧色彩。
它所反映的20 世纪上半叶， 正是中国历史处在黎明之前的黑暗时期。
在《白鹿原》中，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3] ”。
清末明初之前，古老的白鹿原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几千年如一日，传宗接代，生死轮回。
然而，时代的飓风扫过白鹿原的上空，震动了这个古原的内部结构，原始生活的秩序被打乱，安稳的日子没有了，小农经济所固守的封闭性和被压抑的强大破坏性， 在名利面前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残酷性，战祸不已，瘟疫横行，生灵涂炭，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恩怨难了，整个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
传统儒家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相互激荡中岌岌可危，矛盾横生。
人们难以再获得以往精神信仰的自足，精神世界发生严重裂变，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被转变，被颠覆，失去了平衡性，而新的心理文化结构尚未被建立，人们普遍陷入价值观丧失指挥效益的迷茫中。
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白鹿原》具有极强的寻根意味与悲剧色彩，寻找的恰恰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规范中所隐藏的生命活力及深埋在儒家文化厚实土壤中的劣根性。
论文摘要：2008年江西省也开始了新课程改革，语文作为改革的主阵地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本人在研读新课程大纲时发现，“人文性”被提到了与“工具性”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本文试图从语文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安排、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评价、语文教师本人等方面来阐述当代高中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的现状，为我们进行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众所周知，高考是我国社会环境下相对公平的选拔手段。但随着应试教育之风越刮越烈，随着语文分值的增加，高中语文教学渐渐走入误区，陷入了人文性缺失的困境。
1、语文教育理念走入误区，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统一、刻板、功利性的应试教育的阴影下，为了与严格的考试训练相适应，有些高中的语文教学依然偏重知识技能的训练，重视培养训练记忆、理解、概括、抽象等智力因素，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忽视情感、态度、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忽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使语文工具性特点更加突出；忽视了语文人文教育态度，削弱了它的人文属性，导致语文学科人文内涵及文化底蕴的缺失，使语文这门充满人性之美、人文底蕴极为深厚的学科，沦为了一种应试的技艺之学。
目前，虽然在形式和理论上人们的认识是比较先进的研究性学习、合作教学、对话教学等，然而，实际操作却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依然是热衷于归纳总结教学方法、教学程序和教学模式，轻视道德教化和思想修养；重视智育，轻视美育；重视机械操练，轻视思维开拓；重视短期分数提高，轻视学生全面发展的“应试教育”的倾向。在语文教学中，学生的人文精神教育被彻底忽视。
2、语文课程安排欠缺合理性，人文思想缺失严重
在高中课程的设置中，语文这门学科尽管课时并不少，但内容主要被语言、文法、修辞等“理性”内容和八股式写作技巧的枯燥训练所占据。学生被框在课堂里，框在语文教材里，学生缺乏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生活常识，远离了生活实践。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到：“不观于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①作为社会交际工具，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源于社会生活，并且运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视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因此，语文教学需要开放的课程体系，需要由教室的小课堂走向生活的大课堂，唯有如此语文教学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3、语文教学严重唯科学化，课堂失去人文光彩
深入到现实的高中语文教学中，会发现唯科学化早已深深地植根于有些教师的教学意识当中，广泛地存在于课堂教学的实践中。一言以蔽之，高中语文课堂教学唯科学化倾向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在教学目标上，知识本位的物式目标成为教学目标。有的学校甚至把大学中文专业有关语法、修辞、逻辑、文学的知识系统，压缩以后放进高中语文课程。有些教学材料也是以语文知识系统为编写起点，过于加强理性知识的传授，削弱语言的积累和语感的培养。
在教学方法上，有的语文课堂依然以全盘讲授的物式灌注为主。课堂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装知识的容器，把过多而又无用的知识灌注给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造成学生自学能力缺乏，生活能力缺乏，思想自律能力缺乏。 这种“唯科学化教学模式”使最具人文性、人情味、人性美的语文教育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
4、语文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人文精神培养发生偏差 目前,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重视，考上大学成为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目标。
在家长看来，考上大学预示着学生未来的工作有了保证；在学生看来，考上大学就完成了学校和父母的任务；在学校看来，高考的升学率是学校未来发展的直接保障。语文因为直接与考试息息相关而受到了重视。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以分数论成败，以成绩定优劣是教学评价中最常见的现象，“三好”的标准往往为“一好”所代替。
在现实的教学中，教育主管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考分的高低，只要成绩好，考分高，其它的一切都掩盖了。著名教育评价学家斯塔夫尔比姆指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②简单的评判标准抑制了学生多维度的思考和个性化的体验、理解、表达，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弃了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文学史理念创新的思考
二、对文学史体例创新的思考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三、对“史”“论”的思考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参考文献：
[1]谢昭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12）：58-59.
[2]温潘亚.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教学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3）：33-34.
1、鲁迅的民间文艺观
2、民俗文化传统对鲁迅的'影响
3、鲁迅关于民间文艺的思想与实践
4、鲁迅作品中的方言与俚语
5、《故事新编》中的故事
6、人有鬼气，鬼有人情——论鲁迅笔下的“鬼”
7、鲁迅与民间宗教
8、民间传说在鲁迅作品中的运用
9、鲁迅作品中的神话
10、《朝花夕拾》的民俗描写
11、鲁迅看社戏及其他
12、《二十四孝图》中“孝”
13、《故乡》中的风俗画
14、《野草》“梦”解
15、鲁迅谈“民间陋习”
16、鲁迅论风俗习惯的改革
17、鲁迅的民俗文化情结
18、鲁迅与地方戏曲
19、鲁迅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
20、《朝花夕拾》的人情味
21、《雪》的乡土风俗画
22、鲁迅与中医
23、鲁迅小说对民间文学的借鉴与创新
24、朱自清记人散文研究
25、对五四新文学启蒙主义精神的探讨
26、对宋剑华《质疑五四》的质疑
27、五四文学革命的功过与成败
28、鲁迅后期著作及书信日记中搜购图书考
29、鲁迅后期杂文之得失论
30、中国现代文学中改革国民性主题
31、茅盾小说中性爱描写研究
32、“再批判”的批判
33、革命样板戏批判
34、从“黄金”到“黑铁”——论王小波的创作道路
35、试论三十年代的女性写作
36、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间立场
37、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苗族风情
38、从《丈夫》看沈从文对湘西民间叙事的改写
39、论现代小品文的创作特点——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小品创作为例
40、现代散文文体认知
41、现代散文类型初探
42、萧红创作中的生命意识
43、现代文学创作中的知识分子类型探析
44、试论老舍创作中的平民视觉
45.女性视角下的男英雄？解读《青春之歌》中的男性人物形象
【关键词】宿舍文化；大学生；对策
【Abstrct】 Dormitor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ampus culture. Good dormitory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starts to define the conceptes of the culture， dormitory culture， and discusses how to cope contemporary dormitory culture construction，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a noble and harmonious dormitory culture，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ormitory culture.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dormitory culture； countermeasure
大学生宿舍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既是新时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反映当代大学生精神面貌的重要标志。因此，加强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迫切要求。
一、宿舍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既包括理想、信念、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包括文化景观、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内容。广义上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指的人类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
大学生宿舍文化是指在大学生宿舍这一特定的环境里，由大学生在长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_同创造的，以大学生的价值观为核心，体现学校特色、行为规范、文化制度、精神形态和行为方式的总和，是一种特定的场所文化和群体文化，也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的现状
目前，我国有2600万青年人在各类大学就读，其中绝大多数都是“90后”，他们出生、成长在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因此，当代大学生宿舍文化相比较之前的大学生宿舍文化，是有一定差异的。加强和改进当前的大学生宿舍文化建设，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思想认识方面：对宿舍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定位不清
当前很多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到宿舍文化的重要性，将学生宿舍的功能仅仅定位于学生休息、生活的场所，没有把宿舍作为重要的育人阵地来看待；在宿舍文化建设过程中往往重物质环境的改善，轻视精神文化的建设；在宿舍管理工作中的制度建设和机构设置等方面也忽略了宿舍文化建设这一重要内容，这些观念和做法对构建高尚、和谐的宿舍文化带来极大阻力。
2、物质文化方面：生活设施不完备，人性化设计理念缺失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都能够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满足大学生的生活需求。但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反映：学校在加强硬件建设过程中缺乏人性化、现代化的设计理念。例如：有的高校学生宿舍区的澡堂并没有根据男女生人数的比例来设计；还有开水房、卫生间等，都没有按照学生的人数比例进行配置，常常出现拥堵、排长队的现象；还有些同学埋怨宿舍里没有空调和热水器，给生活带来不便。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对宿舍生活条件的要求，也说明大学生宿舍的物质文化还有提升空间。
3、制度文化方面：学生教育管理体制不完善，服务水平不高
大学生宿舍一般采用“后勤――宿管科――宿管员”这种管理模式，具体由宿舍管理员来维护宿舍秩序和传递相关信息。这种管理模式虽然可以保证日常管理的有序进行，但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多样性需求。例如：宿舍人际关系的协调、心理咨询、思想政治教育等等。这些职能只有辅导员和专职教师才能胜任的。虽然部分高校建立了辅导员入住学生宿舍的制度，并要求开展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是实施力度不够，取得的成效也不明显。
此外，宿舍党团组织建设还不是很完善，宿舍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服务水平不高等，这些情况的存在对构建高尚、和谐的宿舍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真实性;文学理论;文学翻译
一 引 言
对翻译历史性问题的研究有诉诸哲学途径的,也有带有后殖民或异质翻译视角的讨论。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把原文看做一个历史节奏,那么译文是否是另外一个历史节奏,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汉学家bonnie s. mcdougall(中文译文是杜博妮,以下简称杜博妮)通过长期翻译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翻译历史真实性理论。她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研究为翻译活动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她的翻译实践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经验基础。以其所选择翻译和研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翻译的历史性问题非常突出,这既起因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也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所致。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离不开文学本身的研究,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解决好了,文学翻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才有望深入讨论。杜博妮的翻译真实性理论主要包括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问题和文学翻译历史真实性问题两个方面。
二 文学理论历史真实性
作为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丰富的文化现象和历史遗迹为很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秀素材。历史真实性问题最成功的研究领域当首推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研究论文在国际一流的科学论文期刊《自然》上能够获得发表的最多的是中国考古学论文。事实上,不仅中国的人类学注重历史真实性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关注历史真实性问题也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当代才提出的理论问题。中国传统的考证学、训诂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文学和语言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尽管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考证学在文学研究中,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训诂学在汉语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也十分突出。现当代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从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逐步过渡到与现当代文学相并列的研究范畴,但考证学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为什么文学历史真实性问题的研究在现当代阶段显得尤其迫切呢?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现当代是中国社会充满变化的转型期,相应地,文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是充满争论和变化的时期: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功利性文学与无功利性文学,自由文学与革命文学,新文学观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文学流派,如此不同的文体风格和文学功能,如果不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有全面的研究,海外读者很难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因为海外读者多是通过翻译读本接触到中国文学,翻译作品由于数量、发行等原因所限,在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会出现不同领域的作品翻译不均衡的现象,这使得海外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研究范围上会有所局限。目前总的趋势是: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相对较少,例如,仅《论语》一部古典作品的译本就已经有一百多种,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本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一百多种。即使有学者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凭借有翻译作品的有限的作家而引发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讨论。这样,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很多,而研究者所能获得的译本资料有限,一个不同流派的不同作家给研究者呈现的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们可能在某一个视角真实翻译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带有某一写作角度的历史,可能无法完全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全貌。
在这种背景之下,杜博妮的研究很是可贵,她既翻译也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她的视角正是历史真实性的视角。这一方面体现于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另一方面体现于她对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注。杜博妮早在1976年就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后来陆续出版了《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多部著作。杜博妮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有面有点,既注重整体也注重个案,都做到了深入而真实的研究。她对何其芳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评论者认为:“本书(《何其芳诗歌与散文翻译及评论》)应先阅读前言和总结,然后阅读诗歌和散文。杜博妮翻译得非常好。”① 她对北岛诗歌的翻译与研究也很出色,雷金庆认为:“北岛有幸有一个出色的批评家和翻译者杜博妮。”② 她对鲁迅和许广平所著《两地书》的翻译研究也很深入:“这本书是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的传记,同时也是关于信件写作广泛意义上的讨论,并且探索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隐私概念。”③ 杜博妮对阿城小说的翻译更是出色,译文前有18页关于阿城作品的详细研究,译文后又做了80条小说中的名词解释,旨在努力再现真实的小说原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杜博妮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深人思考。她参阅了《中国文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辞典》、《现代中国作家传记词典》和《中国文学选读》等第一手资料,并与雷金庆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是一部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著。哈顿认为:“本书为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④ 除此之外,杜博妮对中国20世纪小说家有专著论述,并且讨论了虚拟读者的文学问题。杜博妮也特别关注新文学运动,写出了《1919-1925年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书。黛安娜•梅认为:“杜博妮成功地唤起人们对那些已经遗忘的名字的记忆,探询了那些关于‘西方理论重要性’的事实,并揭示了这些理论来源的出处。”⑤ 她的整体性文学思考在她的专著《1949-1979年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一书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主要解决了几个文学问题:“中国文学目前的现状如何,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文学来源于怎样的文学和非文学源头?在塑造文化产品方面,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⑥ 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的讨论,促使杜博妮进一步思考文学范畴的基本问题。
注释:
①b21 duke,michael s. paths in dream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 of ho chi-fa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1):184.
② louie, kam. reviewed work: notes from the city of the sun: poems by bei dao translated by bonnie .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7(18):205.
③ wedell-wedellsborg, anne.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china journal,2005(53):205.
④ haddon, rosemary.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2000(44):160.
⑤⑦⑧ mei, diana. reviewed work: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modern china 1919-1925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atudies,1972(1):144-145.
⑥ king, richard.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 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1985-1986(4):693.
⑨b15b29mcdougall, bonnie s.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yi-tsi mei feuerwerker. harvard journal of asastic studies,1999(2):621,622.
⑩mcdougall, bonnie s. drama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constantine tung; colin mackerra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88(19/20):387-388.
b11约翰•金塞拉、欧阳昱:《当代澳大利亚诗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b12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by edward m. gunn, jr. harvard journal of asiastic studies,1981(1):279.
b13b14 mcdougal,l bonnie s. chinese reportage: the aesthetic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by charles a. laughlin. the china journal,2004(51):154.
b16womack, brantly. reviewed work: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by bonnie s. mcdougall.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2(4): 828.
b17b18b20mcdougall, bonnie s.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childhood among ghosts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2(7):192,193,191.
b19mcdougall, bonnie s. reviewed work: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by helen f. siu; zelda stern. the austr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84(12):206-209.
b22mcdougall, bonnie s (trans). there kings. ah cheng. london: collins harvill, .
, bonnie and possibilities in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1(25):44, 43,60, 63-65,55-56,66.
一、以“文”为点，解读经典
二、“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一系列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构成了文学史，文学史是文学作品的历史。先有作品的存在，才有文学史的形成，“史”是构架，“文”是构成要素。教好文学课离不开宏观的“史”的讲解，也离不开微观的作品解读与文献分析。毕竟，“文艺作品往往不是倾筐倒箧地说的，说出来的只是一部分罢了，还有一部分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没有说出来，必须驱遣我们的想象，才能够领会它”。如何找到“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呢?这一点必须通过阅读获得。语言形式的美可以直接感知，内在情感的意蕴则要靠反复品味才能知晓。贺拉斯提出的“寓教于乐”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学教学，在一种愉快的形式中学习，获得知识。如果“史”是要学习掌握的知识，那么文学作品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选出两篇两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让学生自己分析文本，找出两者的异同，再与文学史上的观点相对比。这样，既有助于学生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也能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文学作品是审美的，以情感人的，让人愉悦的，这也决定了文学课程的教学不能只注重相关“史”的积累，在课堂教学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更多的关注“文”，审美感受的获得与文学素养的形成最终还要靠文学作品的学习来实现。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新的研究视点也不断出现，“史”在“文”的丰富中形成。因此在学习现有教材的基础上，还要关注新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让学生把文本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很近。在“新写实小说”中我们所见的是以凡人琐事为中心的故事，叙述语言也很朴实，所反映的生活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因此，在对这样的文本进行分析时，可以让学生试着把对生活的评价和对作品的理解相对比。吴晓东指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本体”原本是哲学概念，提出“文学本体”也就意味着文学是区别于其他学科，有着自身的性质，“张扬文学性”不是说忽视对“史”的学习，而是指在这一课程的学习中应该注重“文学”的一面。现当代文学课不是文学理论课，也不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它是以感性体验为基础的理论升华。它的学习与教学也应该从感性的作品入手，这样才不至于忽略这门课让人愉悦的一面。从时代的发展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还要注重这一课程的“实用”性，尽可能将课堂教学与时代的要求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这也是现当代文学课程与时俱进的一个方面。综合来看，教师在教学中既要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现当代文学史，掌握重要的知识点，又要注重分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争取做到“史”“文”相应，回归审美。
晚清和“五四”知识分子相续提出了“言文一致”这一命题，源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对“言文分离” 传统的猛烈抨击。当今，白话文已取代文言文成为“言文一致”文学语言，其利弊何在？其实，时至当今，“言文一致”仍然是一个没有结束的论题，对于它的利弊都不可以简单的论断。通观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可以看到，尽管数量上颇为壮观，但无论是从思想深度还是形式方法来看，都是在向西方取经，新文学难以找到个性自我。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作为“言文一致”倡导者之一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可以说体现了当时的“言文一致”倡导者们所采取的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化的处理方式，要么“牺牲我们”，要么“牺牲汉字”，难道他们没有考虑过采取一种可以妥协的方式？实际上，他们探索过、怀疑过、痛苦过、彷徨过，但在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时期，他们选择了后者。 “牺牲汉字”使得语言通俗化、大众化，也使得文学在思想启蒙、创建国家共同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文学完成了这些政治使命反观自身时，却发现难以找回自我。不仅如此，倡导“言文一致”的知识分子启蒙者，也难以自保其身。
一、语言的变革，文学的缺源
胡适认为汉语发展本身包含走向现代白话文的趋势，只是由“五四”一班人出来抽了一鞭，才使得产生了根本质变。与其说是发生了质变，倒不如说是变革。“言文一致”一开始就是带着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而忽略了语言不仅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民族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的载体。其实新文学运动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文言文背负着孔教、礼法等腐朽的东西，只要青年人读文言文，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封建糟粕思想。但是，他们却忽略了文言文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即使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点，竟然还是采取了“矫枉必过正”的激烈态度，如胡适、_、鲁迅等人。总之，他们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这样的后果是，不管是精髓还是糟粕，都被切掉了。那么，扔掉了“包袱”的白话文学是否就可以展翅飞翔了？1926年，曾发生过一场争论，章士钊等人认为古文功底对写好白话文很重要，而鲁迅则坚决反对不读古书便做不好白话的观点。尽管鲁迅自己不承认，但他写白话文得力于坚实的国学基础却是鲁迅研究界的共识。鲁迅能够熟练地运用文言写作，其水平能够与专习文言者相当，并且，他的小说想象力和文化视野跟传统文化具有鱼水关系。尽管他认为自己的文章“不文不白”，注定属于文学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不足为法。但这种“中间物”无论思想深度还是形式现在都少人能够达到，让人不得不质疑他的这种自嘲其实是谦辞。以文言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对于通文言有着国学基础的鲁迅那一代人来说，犹如资源取之不尽的海洋，而对于在白话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只能够望洋兴叹。以白话取代文言，使得读书认字容易得多了，文化更容易普及大众了论文联盟，但是，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帕默尔曾经指出的：“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
可以说，深厚传统文化是文学生长的土地，离开了这片土地，文学怎能茁壮成长？离开了这片土地，文学顶多像爬山虎一样，寄人篱下，向世人展现的也只是那几片叶子，而当天不下雨的时候就会枯萎。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到，语言接触是文化接触的基础，文化接触又须落实到语言接触。西方文化才真正深入了中国文化内部正是因为语言。触及语言，就会触及到文化的根本，这也许是“言文一致”的倡导者们所始料未及的。因此，失去民族文化这一根本源泉，新生代作家自然是难以走出“西方取经”去寻找自我。
二、文学的启蒙，启蒙者的
对于晚清和五四的知识分子来说，“言文一致”的根本目的就是便于开通民智学习西方文明，也就是启蒙。而真正使言文问题变成巨大社会问题的是梁启超，他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梁启超认为言文分离已是事实，他又认为：“国民性以何道而嗣续？以何道而传播？以何道而发扬？则文学实传其薪火而管其枢机，明乎此义，然后知古人所谓文章为经过大业不朽盛世者，殊非夸也。”在这里，梁启超就注意到了文学能够作为革新、启蒙的工具。而要充分发挥文学启蒙的功用，就得解决“言文分离”的问题。于是，五四的知识分子在晚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言文一致”付诸了实践。综上所述，在救亡图存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启蒙者的身份站出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用文学作为启蒙国民、开启明智的工具。
然而，与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在国家独立的条件下不同，中国的“言文一致”运动的不幸在于，历史没有给予那个时侯的知识分子们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来整合传统文化，而是采取了一种激进而极端的方式进行自我。启蒙者们采取的这种的方式，把读书识字变成了容易之事，以浅显甚至粗鄙的白话口语代替文学语言。
以现代白话文创作的作品远没有以古白话文写成的《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富有韵味，那样自然流畅，那样包含文化底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言文一致” 的也未按倡导者所料想的方向发展，现代白话文又逐渐地出现了新的“言文分离” 现象。如果说文学书面语言与日常口语保持一致，那么，文学的魅力在哪里？只有当文学书写显示出与日常语言不一致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到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将日常语言的陌生化，是文学语言的始终追求，因此，言文分离是一个趋势。文学语言在陌生化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稳定的逻辑结构和表达方式，适于审美，适于叙述，富于韵味。
浅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封面的图像艺术
在今天，图像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甚至有人宣称我们的世界就是个图像世界，海德格尔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预示着世界图像时代的来临，“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
”所以，把今天的时代称为图像时代或读图时代并不为过。
自然，我们的文学也难逃图像的侵袭。
因此，不少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谈“图”色变，认为文学正在被大规模地图像化，而原本属于文学的领域正逐渐被图像蚕食鲸吞。
有些悲观的学者甚至抛出了“文学消亡”的论调，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附和。
这里，显然是把图像作为文学的发展的消极因素来看待的，把图像看作是文学的对立面。
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图像文化的出现对于文学自身来说，不仅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我们可以利用图像文化的出现来更好的促进文学的发展。
法国文论家热奈特曾提出“副文本”的概念，用以指称封面、插图、标题、副标题、序、跋等“正文本”之外的文字内容和图像内容，将这些“附属物”正式纳入文学研究领域。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学；人文精神教育；现状
一、语文教育理念走入误区，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
二、语文课程安排欠缺合理性，人文思想缺失严重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到：“不观于高崖，何以知颠坠之患；不临于深渊，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观于海上，何以知风波之患。”[1]作为社会交际工具，语文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语文源于社会生活，并且运用于社会生活，一旦离开了社会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命力。把学生关在教室里而忽视了生活实践，这无疑是“小学而大遗”。
三、语文教学严重唯科学化，课堂失去人文光彩
在教学方法上，有的语文课堂依然以全盘讲授的物式灌注为主。课堂始终是以教师为主体，教师讲，学生听，把学生当作装知识的容器，把过多而又无用的知识灌注给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造成学生自学能力缺乏，生活能力缺乏，思想自律能力缺乏。
这种“唯科学化教学模式”使最具人文性、人情味、人性美的语文教育逐渐成为语言文法的训练和写作技巧的操练。
四、语文教学评价方式单一，人文精神培养发生偏差
目前，由于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重视，考上大学成为学校、家长和学生的目标。
在现实的教学中，教育主管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是考分的高低，只要成绩好，考分高，其它的一切都掩盖了。着名教育评价学家斯塔夫尔比姆指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2]简单的评判标准抑制了学生多维度的思考和个性化的体验、理解、表达，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放弃了语文作品对学生的熏陶感染作用。
五、语文教师缺乏人文精神，教学个性化被程式化
一、
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名，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又把“新（现代）文学”的概念延伸至1970年代中期。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现代文学”有不同的界定。这也完全是合理的，1930年代的钱基博眼中的“现代”和1944年任访秋眼中的“现代”、1980年周锦眼中的“现代”自然会不一样。大陆主流学界，在《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影响下，1949后才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但是从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识。
从上述过程来看，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我们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作相对调整完全是有历史渊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于1950－1920世纪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个大纲要求把新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证“新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学历史舞台的过程和结果”），就如钱基博在1930年写作“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可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划定到1949年一样，成型于1950与19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大陆主流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延伸到1970年代。
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我们会发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限定于1920－1940年代之间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两点上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一词的惯常指认不符：一、它和我们现时代的距离拉开了50余年，1950年代我们称刚刚过去的30年是“现代”还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钱基博称刚刚过去的数十年为“现代”也是合理的一样，而现在于21世纪10年代，我们称50余年前的某个时期为“现代”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二、它专指与现时代已有50余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时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一直延伸到当下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结束了，至少它的范围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完全有必要。
二、
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别是从文学精神上来说）；“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无论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外在质、量上说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对“现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落潮为基本线索；“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新时期文学开始）。目前的“现代文学”概念，只包含1917（以是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之间大约30年的时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纵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员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经历了由“前49”到“后49”的延伸，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新锐作家，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在1949前后都具有逻辑连续性，对于他们来说，“49”不是什么特殊的门槛，不可能把他们的创作用49强制性地割裂开来研究，似乎49之前，他们的创作就是“现代”的，而49之后他们的创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当代”的了，将视野限制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要扩大。但是，这个扩大不应是无边的扩大。
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应当是从1917至当下的文学，而狭义的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则应限定于1917至1977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将其拓展到1977年有如下理由：一、是有前述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之历史先例可循的；二、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逻辑的??既可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相对开放性，又可以相对保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断代史的相对完成性；三、特划出1977后给“中国当代文学”，以便突出其开放性、现实性的学科特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对封闭性、历史性。
广义地讲“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自是可以包含1917至当下的所有文学的，但是，如果引用此广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义，显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的丧失。例如扩展到1999或者2000年，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部分学者打通现当代界限，形成纵览中国新文学之宏观视野的研究课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以其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则是不科学的。原因是：一、它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现在已经是2001年后，20世纪已经终结，它不能囊括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动态关注，二、过于突出“世纪”概念与中国文化背景不符，“世纪”概念是西方宗教意识的产物，“世纪初”之所以在西方具有“历史开始”的意义，是因为纪元从基督诞生始，人类将获得救赎，“世纪末”之所以有“历史终结”的意味，是因为“世纪末”人类将面临审判，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世纪”之始末并没有历史开始和终结的意味，从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来看，1901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划分时代的意义；三、作为学科概念，它太过笼统，不科学。
“现代文学”学科范围要拓展，但不能无边拓展。笔者以为以1977为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统一性不够，尤其是1977之前和之后，对其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开放空间”给“当代文学”，将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一部分空间划转“现代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受到这样两个观念的影响：一、误把“现代”和“当代”当成纯粹的时间概念，进而把界定的依据定位在社会时间的断代上，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于是乎这“新时代”也成了文学时间断代（区分现、当代文学）的依据，而并没有深究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代”和文学意义上的“新时代”是否真的对应；二、因为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实际流程过于接近，缺乏远距离审视的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缺乏本质上的真切界定，因而只是权宜性地对两者进行了“时段性”划分，尚不能从逻辑上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界定。
三、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扩展，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收缩。
“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到现在多少有点儿尴尬，从刘心武发表《班主任》的197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新时期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时间，这个“新”，似乎也太长了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迎来了五四以后的第2次新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水平，随着汉语言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赢得最高大奖，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获得了在对等水平上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地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功劳。从这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值得学术界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经历来正视，然而，这些都不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的概念烛照下可以达成的，我们必须寻找更有历史感，更有学科意义的概念来呼应它，而“当代文学”正合此一要求。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概念，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50余年之久，相比较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它已经长了很多，似乎显得有点儿太长了。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其学科范围，任“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以1977年为界，1949至1977年之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紧密，相反1949至1977年之间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归“五四文学”“发生－发展－落潮”三阶段之第三阶段，完全可以划归“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目前的以49为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不合理的，它是把77前和77后两种不种文学形态硬行捏合在一起。
实际上，“?” 在汉语中是形声字（从玉,见声），本义为“出现”，《广韵》解“俗见字”，可见其有“明显看得见（become visible;appear;show）”、“当下呈示”的意思，现代汉语中依“现”字组的词如“现弄(在人面前炫示自己)”、“现示(显示)”、“现在”、“现案”、“现场”、“现时”、“现实”等均从本义。类推可见“现代”一词也应如此，的确，据《高级汉语大辞典》解释“现代”（modern times;the contemporary age）意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多指 1919 年至现在)”，“现代人”意为“当今时代的人”，“在我国历史上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如果按此辞典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显然现行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流认识与此不符；从回复“现代”一词的辞典本义角度讲，“现代文学”学科范围有“拓展至49年以后”的词义学要求。
其次，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发展、式微”之历史逻辑的完整性来讲“中国现代文学”有拓展到1977之后的逻辑要求。19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年到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来说正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式微的过程，以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认为是正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形态。而1977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逻辑上已经不是“五四文学”一脉的了，如果说“五四文学”可以用“以民主、科学、国家为本位启蒙文学”来概括其精神的话，那么1977年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用“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新感性文学”来概括其精神，当初诸多论者以“五四文学的回归”论为1977后文学张本，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1977后文学，接受1977后文学的合法性，但是，现在再把1977后文学和1977前文学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五四文学的回归”，显然是低估了1977后文学的价值，不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当”，就其时间向度的词义学内含讲，有三重涵义：一、past，刚刚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但强调这个时间段是延续到现时的，如当朝、当世；二，just at a time，指过去的某个时段，但强调的是那个时段中事件的即刻性、发生性以及与当下的关系，如当场、当初；三、present，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强调该时间段的未完成性、未来性，如当前、当今。
就此，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词义学意义而言，应当在这样几个意义上被运用：a、如果它是指“过去某个时间点到当下的”的文学，那么它的着眼点应当是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正在当前延续着，与当下的文学直接联系并发生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强调该时间段的文学与当下文学的直接连续性；b、如果它是指“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的文学”，那么它一定是在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的“正在发生性”；c、如果它是指“从现在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文学”，那么它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文学时段的“未来性”、“前瞻性”、“开放性”。
实际上它应当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同时被强调。就此，“当代文学”学科概念应当在上述三重意义上不断被调整和重新界定就是必然的：向上溯它应当不断地割舍，不断弃掉“与当下文学缺乏的直接连续性”的文学，而不断地强化它的a涵义；向下伸它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地，以便能永远地保持它的c属性；就其学科的根本属性讲，它应当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现场性”，也即时刻保持其b涵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调整其学科范围，不断割舍其前端，不断下探其末端，以便更好地体现当下现场性、未来开放性、现时回溯性，并非什么不可理解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然的。
1977年之后，“新时期”兴起了“新感性文学”浪潮，新的时代条件??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前提，换而言之，也只有由这些要素规约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体现自身作为世界先进文学之属性”的问题才是具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问题。1949至1977年间，中国文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是“前当代”的由“中国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文学如何符合无产阶级性？”的问题便是我党作为革命党在现代历史上所要处理的基本文学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_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肩负阶级革命之现代历史使命的革命党调整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2001年“7·1讲话”便是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学就此也获得了其不同于“革命党”时期之核心命题的“当代核心命题”??“如何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在哪里）？”其回答一定是在这里，而这一点，是1977后才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展开，从1977年起这个以新启蒙为核心的文学浪潮一直维持着它螺旋式发展的势头直至当下，并且获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内在新感性精神本质。
据此，我们说，将1977年后文学划归“当代文学”范畴是有理由的。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它内在的精神的逻辑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这些文学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学”、“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大块，因为无法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没有整合性的逻辑构架，这些文学史著作常常显得缺乏“体系”，这是生硬地坚持“49”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界限的结果（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学”在逻辑上整合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造成“潜在写作”在原生态文学史中实际的地位、作用和其在叙述态文学史中地位、作用的脱离，并进而造成叙述态文学史对原生态文学的偏离）。
另外，从学科分量上讲，1977后的中国文学其实力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学科，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获得了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典范作品和作家，张承志、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高行健、李锐、王安忆等在这个时间段均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使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达到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水平。
由“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演化而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由“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演化而终有“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定型，比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成型和演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之定型于“新时期文学”完全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学科成型的历史经验的。尊重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分野，寻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历史性转型，要求我们既维护两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反对“取消论”，同时我们又要反对“不变论”，以新观念促其新发展。重视文学研究的当下介入性、现实针对性要求我们重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因此从“延伸到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列出“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强调之，是完全必要的。
注释： [1] 此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诞生期，主要著作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9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3] 此一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出下卷）、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等。
[4] 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年版。1970年代香港和台北出版了一些价值较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除了司马长风的以外，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苏雪林的《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等都是非常不错的。
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应该做的工作首先是冷静地不卑不亢地审视、反思与追问，清醒理论意识，清理研究思路，明白问题与症结，寻求理论突破的切入点，然后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
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在状态是什么，业内人士也无从确认，何况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呢？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正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
（一）从学科自身层面看：无确切的范畴
现当代中国的文艺学自被引进来始，一直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叙事语境里惶惑地成长，文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西方文学理论的结构模式，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语境里“改装”的，自然，在思维模式先在地规定的方向和范围里，囿于所讨论的具有西方理论语境预设的问题，文学理论研究的范畴也是来自西方的一系列主要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一系列术语、概念、语词的搬弄上面，诸如：主观/客观，物质/意识，语言/言语，现代/后现代，日常生活审美化/审美日常生活化，……。本来，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被迻介进来，作为反思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参照系统是一件能够起到让中国学术界开阔视野，拓展思维，吸收先进的优秀的东西建设中国的学术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用的好事情。然而，很多人总喜欢追新逐异，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术语、概念、范畴直接借用过来分析中国彼时彼刻的文化、思想现象而未加任何系统地学习、理解、反思、追问并冠以“我（们）以为”、“我（们）认为”的标识来显示着自己的学问的广度，学力的深度和创新的力度。毫无疑问，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在漫天飞舞的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的遮蔽之下被深深地窒息了。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不明来历，缘由的术语、概念、范畴对中国民族特有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的粗暴地扭曲。于是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则成了西方的理论、学说、思想的“跑马场”甚至“屠宰场”。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之所以再也没有类似于王国维先辈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这样高水准的文学理论著作面世，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没有在融贯中西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创建出一系列属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至此，这正如建筑开工没有砖、瓦、灰、沙的基本原材料一样，不可能建成一个系统，更不要说优秀的象样的系统了。
（二）从研究者层面看：无原则的自说自话
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和理论语境，这些都是西方文学理论的。
于是，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似乎有了一种自由的理论空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无原则”强调的是没有原则和无视原则两个层面。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建设可用的基本的“原材料”，所以研究者面对着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的“工具”，随着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可以自由地发挥，“创新地”阐释，这里，作为后果来理解，原因在于无原则可依，而作为原因来看待，其后果则是无视原则，肆意妄为。这里的“自说自话”强调的是没有围绕着专门的系统的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而是随兴致或刻意为之的行为和做法。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无原则”，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特有的术语、概念、范畴。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自说自话”，是因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无原则可依或无视原则。由此，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的无原则的自说自话的根由在其没有自己独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展开的理论语境。其实，正因为是研究者企图在现有的术语、概念、范畴及其理论语境里进行省力的工作而失去理论创新的理性机能而必然无能力进行范畴的创建工作。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
（三）从研究现状层面看：无系统的研究
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
接下来应该分析的是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之所以出现上文所描述的困境的原因，即为什么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这是为其摆脱困境，寻找方向而不得不做的一个基础的理论工作。
（一）无主体意识
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感到无所适从，面对着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现状，这些人无法确定其现在走到了哪一步，无法把握将来会走向何方，该沿着怎样的方向走。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众声喧哗与骚动不已的现实里，这些人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和灾难，但失去了方向感，没有清醒的理性意识，于是乎，只感到阵阵眩晕和颤栗。二是盲目“跟风”，即只认定一种“风向”并盲目追随，以为以此能够有效地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而忽视甚至否弃了现当代中国的现实境遇和理论基础。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跟随“古风”，即主张复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来建设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在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1995年，发起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讨论，持续了三年多，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创见几乎没有，也许只有从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或许真正感觉到了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而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换来实现理论突破和建树的维度才能看到这次学术论争的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在古代汉语的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而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所凭依的语言系统却只能是现代汉语，又由于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实质上是两套纯然独立的语言系统，尽管使用的是同一文字系统，因此，忽视甚至无视作为载体和理论语境生成的语言体系的本质性差异引发的文化、思想的本质性差异而力图通过将一种文化（语言）系统里的某一理论形态转换到另一文化（语言）系统里而建成相应的理论形态的思维进路本身则不可能。因而，于此，“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术活动仅三年多就草草收场的根本而深刻的缘由得以阐明。一是追跟“西风”，即要求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引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毫无疑问，西方文学理论有完整的体系，系统的范畴，共同的问题，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西方文学理论是在西方的语言系统里生成并建构而成的一种理论范型，它渗透着西方人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与现代汉语所载负的现代中国人所体认生存境遇、生命情怀的精神、气质是存有本质性差异的。这种将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搬入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的理念和做法无疑是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的完全被遮蔽甚至彻底被否弃为代价的。因而，这种纯粹“西化”的思想或许并不比“复古化”的思想高明多少甚至反而更为愚钝与拙劣，尽管从理论的体系维面上看更加系统。
对于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方面无所适从的现象，多少令人惋惜的话，而对于盲目“跟风”，无论是跟随“古风”还是追跟“西风”的现象，都是令人哀惜的。于此，应该明白的是，上述思想、行为的一个最根本的特征是没有在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工作中确立起主体的地位，其根由在于从事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研究者在展开理论探索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在理性意识里确立其研究对象的主体地位，即处于一种无主体意识的盲动状态。
（二）理论意识的错位
在对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困境的原因的剖析的工作中，还有一个至为内在的原因，即其研究者的理论意识的错位。所谓理论意识的错位指的是某一理论意识的缺失或者由于另一理论意识而被替代，被倒置，被悬搁，被排挤，甚至被否弃的一种意识状态。具而言之，一是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一是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1、在理论分析之前缺乏先验批判意识
在展开一种理论分析之前是否有考虑到此次理论研究有没有坚实的理论“地基”，有没有经由还原而找到一个切实的理论生长的基点，有没有确立正确的理论价值取向，有没有确定有效的理论研究的原则，有没有划定理论研究展开的恰当的边界的理性意识直接决定着理论研究展开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意义。刘士林先生将此种理论行为称为“先验批判”，即“在具体的精神生产之前对主体内在生产观念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一种审查与批判”。应该说，以“先验批判”为人文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先验批判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建立中国话语的范畴系统确定一个可靠的方向；其基本途径则是对“西方文学理论叙事本身在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根本性的问题进行审查与批判，以解救且激活主体的理论理性机能；其理想效果是“既可以避免把西方理论方法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锅端’，也可以彻底改变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即先用一种方法解释，出了问题之后再批判）这种理性水准极端落后的学术生产方式”[1]p119而杜绝对精神生产的资源及环境的破坏和对主体的理性机能的恶性损耗[1]p120而实现理论研究的正常有效的“运转”的理想。
诚然，先验批判的方法论意义固然重大。笔者以为，在展开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之前，还应该有一种先验批判意识，即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对其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状态。换言之，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存有的一种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或者说，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就已经理性地意识到对其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了。倘若对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展开之前，之中甚至之后都没有觉得需要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进行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意识，那么，强调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则令人感到十分地突兀。只有在研究者自己确实地意识到了对自己的理论工作本身展开一种理性的审查和批判的必要的时候，即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在驱使研究者展开反省与追问的时候，先验批判的理论行为才有了展开的内在的力量、理论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能。因此，对于现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先验批判的阙如，并非研究者无先验批判的理性能力或不愿意展开先验批判质问自己的理论工作的有效性，而是研究者的先验批判意识的阙如！试想，要是每一位中国学术人（如果有的话）都有这样一种先验批判意识，中国学术界，中国学术就不会如此这般了，而是“百花芬芳”，与西方比肩并能与之进行真正地对话与交流了。中国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先验批判意识是“纯粹理性机能”[1]p119的先验图式，是实现主体的先验理性机能与现实的经验域的“沟通”的中介。主体的纯粹理性机能是先天地规定的，其先验图式，先验批判意识，则先在地存有于主体的意识域内，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因为现实的事体的刺激而被激活，由此，纯粹理性机能的先验理性能力发挥效力，对每一项理论研究工作本身进行理性的审查和批判，以确定理论研究的有效性。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应该谨记之。
2、缺乏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意识
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是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所蕴含的文学感受、经验和理想。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一种令人信服的文学研究范式应该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同情性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创造性阐释。”[2]p123这即是说，真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是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的基础上展开的。这里强调的是：第一，“体悟”有两层涵义，一是体验、感受，一是省思、领悟。体验、感受是省思、领悟的基础性的准备过程；省思、领悟是体验、感受的实质性的提炼、升华。第二，无论体验、感受还是省思、领悟都要真切。不真切的虚浮的体验、感受不可能实现同情性的理解，由此，省思、领悟的基础就不牢靠，就不可能有质的转化；不真切的浮幻的省思、领悟就不可能实现创造性的阐释，尽管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这也仅是知音而已。
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在对文学经验的真切的体悟方面做得是很不够的甚至几乎是没有做的。
具而言之，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只有真切的体验、感受，能够写出好的鉴赏的篇章，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知音，却并没有任何创见；一是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缺乏真切的体验、感受，而是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诠释现当代中国文学，“表面看来，它似乎是新的，但对西方文论来说，它并不能提供新的观点，而仅仅是为西方文论原有观点提供佐证而已”。[8]p123这样，现当代中国人在现当代中国关于生存的体认、生命的情怀则完全被遮蔽了。对于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这种只有对文学经验的体验、感受甚至连此都没有而只有照搬照套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研究是没有效用的，无所助益的。只有以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认、生命情怀来真切地体悟现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才有踏实的根基。
现当代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者不是没有真切地体悟的能力，或者说是不愿意花时间费功夫地真切体悟，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理性意识，只是随兴致所至拈其一点随意发挥之而已。
（三）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经验）的背离
文学理论的研究同文学研究和批评一样，与文学实践有着绝对亲密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对文学实践的影响甚至引发的关系；一是文学实践对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的基础性的决定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以唯物主义哲学观导之，第二种情况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模式，即从对文学实践的反思、抽象而渐次形成一种理论范式。一个作家创建一种文学创作的样式受到文学爱好者的认可、接受而继之以摹仿创作，由此，一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则出现了。于此，文学研究和批评则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总结和抽象，其结果则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型。之所以这是一种通常的研究范型，是因为这样一种从具体归纳抽象理论的工作易于操作，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其极端典型的例子，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里的诗话、词话的理论研究范型，即通过对古典诗、词的鉴赏品评而展开的理论总结工作。这是一种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范例。在理论层面上，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表述的是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在自己的哲学的思想框架之内提出“莎士比亚化”的理论主张，而反对“席勒式”的创作样式，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很好地反映了历史的现实，而席勒的作品则因趋于哲理化没有像莎士比亚的作品那样描述现实而被马克思的思想系统所排斥甚至否定其意义。[3]p571-575然而，对于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的建设，以从文学实践到文学理论的视角观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不能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理论研究的资源，因为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并没有真切地体认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情怀，从文学实践本身看，现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自始则存有偏差而“失真”。
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创新
一、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课程体系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十分漫长而经典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如果单纯从大学高等教育这一方面来看，课程体系的建设就是一项历史性、经典化的活动，
并且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将直接影响到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发展的步伐，但是如果从创新课程体系角度来讲，就远远超过了教学层面和理论研究层面，
而应该是一种经典文化的传播行为和文学史研究行为，明确这一点是创新课程体系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因为它的严肃性，更加明确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化教学过程中，
创新课程体系、建设全面的、系统的课程结构应该十分慎重和严谨，需要站在更高的视点看到更远的视野，特别是在教学内容的取舍方面，需要教学者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筛选，
只有这样才能让教学实践更加质化、经典化。
而创新现当代文学课程体系的第一步，就是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现当代文学跨越的时间越长，新增的文学信息内容就越多，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教学负担，
需要讲授的内容越来越多，然而上课的时间却越来越短，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要求教学者不得不在教学中分清主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尽量做到让学生自主探究、总结简单、浅层的文学知识，
对深奥的理论概念，由教师讲解或分析，这样一来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教学压力，解决了教学时长不够用的难题。
第二步就是要科学整顿现当代教学课程体系，简单来说，对课程体系的创新是从整体上把握教学方向，为后期的教学提供指导，这要求教学者要从传统的理论基础教学过渡到多层次穿插教学，
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需要安排不同层次的学习，这样一来“术业有专攻”，将现当代文学的精华进行广泛的传播，使更多的学生从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获得理论知识和人生经验。
二、不断改革创新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模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对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设置的创新等等，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门课程的特点来看，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打破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界限
根据传统的教学观念来看，通常将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看作是中国的现代文学，将1949年之后的文学发展看作是当代文学，这样的划分方式在1980年左右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质疑，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明确的分界将会被打破，逐渐提高文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将文学的历史特征发挥到极致。
（二）在教学过程中坚持经典教学
传统的教学模式求全贪大，并无法做到精细，而在未来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将经典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作为教学赏析的重点，加大对知名作家的研究力度，努力使学生学会中华文学的精髓，
并从这些名家名作中总结人生哲理，提高文学素养，培养自身高尚的道德情操，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对经典文化进行合法辩护，而应该是对经典文化进行全新的分析研究和阐释。
进而要做到对教学内容的大胆淘汰，对一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作品和作家进行删除，更好的突出经典作品和文学精华，另外还要对教材之外的文学信息进行补充和增加，对特定的文学经典进行全新定位。
（三）实施分级上课，循序渐进地展开教学工作
上文中也提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级教学，在具体教学过程中，需要学校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课程，将此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三、实现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教学体系的创新离不开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革新，传统教学理念的改变是进行创新的第一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更加侧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努力培养出具有高素养的专业人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大胆的尝试讲座法、问题讨论法甚至课题研究法都是可行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一）重视对学生分析能力和文学理解能力的培养
中文系的学生需要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提高学生文学阅读能力的重要载体，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一些必读书目，一方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另一方面使学生完成一定的阅读量，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训练对作品的敏感度。
（二）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教师努力实现教学多样化的本质目的是创设一个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使学生积极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是提高教学效率和课堂质量的重要方式。
另外教师可以采用任务式教学法，通过提前布置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积极完成教学目标。
例如在进行“寻根文学”教学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对其创作的背景进行分析，进一步总结出寻根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发展的过程。
（三）重视创新思维，重视知识的系统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学传递内容已经不单纯的是理论知识，而是学习者自身建构的产物，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教师可以采用话题教学法，简单来说就是围绕某一话题展开，话题的选择就是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或者教学重难点，教师进行提问，学生进行总结回答。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各大高校中文系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各大高校对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完善教学体系是未来当代文学课程建设的关键，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当代文学教学质量、课堂效率的重要途径。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真实的教学活动中，其实可以根据时间的划分，简单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现代文学，二是当代文学；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各大高校的现当代教学水平，
加快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就必须要全方位、立体化的建设课程体系，创新目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对现当代教材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关键词：现代性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
现代性理论内容包含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尼采、海德格尔以及阿伦特等众多名人的著作和理论，从中可以发掘出现代性的本质，具有现代性的价值。通过本文对现代性理论以及它在我国现当代文学转型的作用进行分析，从而加快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进程。
一、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现代性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内陆，对当时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研究方向和思维方式产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都发挥着显著的成果，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为明显。中国现当代文学利用现代性理论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产生了众多的理论成果，引起了一次次的学术讨论，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和学术视野的重要转型，但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理论和话语出现分歧与混乱的困境。现代性理论渗透到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的各个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未来发展，现代性理论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著名学者温儒敏对现代性理论作出了统摄性的认定，这说明现代性理论不仅可以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对研究领域所产生的方法论和意义具有革新的作用。现代性理论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焕发生机，绽放出了不一样的色彩。
二、分析现代性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
（一）“现代性”命题的出现和发展
我国最早利用现代性理论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状况的人物是李欧梵，他参与费正清主编的著作《剑桥_史》，并对其中中国现代史的部分进行编纂，利用一句判断语说明了1895年到1927年这些年间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作品名为《现代性的追求》，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部分充分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进一步向人们强调了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独特性原则。现代性理论以启蒙和思考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大陆，命题以人道主义和人的现代化为核心，呼吁人们相信20世纪时期四个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当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大都体现着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这也为之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基础。启蒙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针对当时人性以及人道主义被摧残和压迫的现象所进行的抵抗，揭露和批判这一行为的错误性，扶持正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启蒙现代性的内涵更加深入，也为现代性理论注入了新的力量。启蒙现代性的思想体系流传至今，也依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二）遭到质疑的“现代性”
现代性理论在我国传播这一时期必然也会受到我国自身存在的“中华性”和西方的思想观念所质疑。现代性理论具有十分明显的阶段性，从康熙时期一直追溯到法国的启蒙思想，如今已走过两百多年，之后也一直处在发展的趋势。不过，现代性理论在我国国内的发展看起来却并没有那么顺利，现代性话语真正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在批判者现代主义理论出现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之后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我国的现代性理论是世界所独有的，时空分离定义体现在我国的时间和空间二者相互纠缠，使不同时段的现代性处在同一个空间之中，创造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景象。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致使中国社会出现转型，那么当时的文学领域出现改变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和思想受到冲击，各自发生着变化，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当时的精英意识、启蒙思想和理想主义遭到质疑，知识阶级开始出现严重分化现象，阻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而那些依旧肯定启蒙思想的人们对文学改变自身以适应市场的现象进行批判，最后引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
（三）利用“后现代性”
将“现代性”进行重写陈晓明被称作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发起人，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陈晓明对其进行了详细地阐述。陈晓明认为现代性依然存在，面对现代性理论和后现代性理论二者的相似之处，最重要的内容体现在解决中国与西方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所占据的危机。陈晓明指出中国对西方的文化思想大多都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进行的中体西用，没有将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全盘接收。另一位学者张颐武曾提出“中华性”，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面对这一局势，张颐武所担心的是全球化有可能会毁灭本土的文化。
综上所述，现代性理论传入中国，在中国的文学领域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转型。现代性理论存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型之中，使中国的文学释放了更强大的力量。面对现代性理论这一重要思想，中国应当积极发挥它存在的积极作用，从而带动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中国文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禹建湘．禹建湘20世纪乡土想像中启蒙与现代性的悖论［J］．中国文学研究，2011，04．
一、对家族意义的肯定
福贵一度想把女儿凤霞送走，却还是没有忍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贯穿小说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说：“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余华看似受到西方荒诞派的深刻影响，实质接受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可以用一种纯朴的方式传达出对家族和亲情的眷恋。他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里说道：“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因而，余华在创作了一些以暴力血腥折射人生荒诞的作品之后，笔触一转写下了《活着》。《活着》是充满温情的，主人公福贵一直在努力做的就是维系家庭的幸福并延续下去。为了整个家的生存，从锦衣玉食中跌落的福贵开始耕作；为了守住去而复返的家珍，他懂得怜爱妻子；为了儿子的学费，他一度想卖掉女儿，却又因为渴望家庭完整而放弃；他为了让饥饿的外孙苦根填饱肚子，煮了一大锅豆子。尽管一切努力最终化为泡影，但家族的记忆成了他活着的支柱。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精神：“乃以‘应该’如此。至于如此之必无结果，‘道之不行’，则‘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坚守行动的目的的正确性，而并不以行为最终的结果衡量。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转向之后的余华在《活着》中表现出的‘个人立场’和‘民间立场’也是传统边缘话语再次运用的明证。”福贵和春月这两个人物因为“家族”的存在得到了沟通，他们都展现了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儒家家族主义的珍视与坚守。
二、在有所作为和顺应天命中徘徊的存在观
三、在创作中汲取传统文化精华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离散文学和先锋文学纷纷以朴实追忆的姿态复归传统，企图在刚开启改革从而充满着迷惘与焦躁的文化中找寻传统文化留下的印迹，《春月》和《活着》从而跨越了时空，通过对儒家和道家的辨析与徘徊找到了契合点。在文化与资讯日益多元的今日，找寻传统文化带来的遗产与精华，应当是文学作品中仍旧大有可为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往往着力于从西方文论和作品中找寻灵感，如对魔幻现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模仿和应用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纳和弘扬则相对薄弱。然而只有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华民族的特质，为当代文学作品提供了西方话语所不具备的民族品格。从而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从世界文学之林中脱颖而出，形成自己本土的现代性。“比起那些跟在外国文学后面亦步亦趋的作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与智慧的作品无疑更具有重要的民族文化意义。”那些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大多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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