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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尤其是作家兼翻译家，不仅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文学遗产，而已在外国文学翻译评论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榜样。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着郑振铎是怎样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地评论中国第一个外国文学翻译大师林纾（琴南）的功过：
我们看了这个统计（指林纾所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统计），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凭外，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匕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个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了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在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士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_原著者莎士比亚_及_原著者易卜生_呢？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雨果的《九三年》，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善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名著的，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善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存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的价值不谈，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其最大的是：
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
其次，再让我们来看一看茅盾又是多么细致地分析、比较、评论《简爱》的两种译本的。一本是伍光建译的《孤女飘零记》，一本是李霁野译的《简爱》。茅盾一开始便摘引了原文第一章的头两段来评比：
indeed,;butsincedinner（Mrs.
Reed，,dinedearly)
，，
wasoutofthequestion。
（伍译）那一天是不能出门散步的了。当天的早上，我们在那已经落叶的小丛树堆里溜过有一点钟了；不料饭后（李特太太，没得客人来，吃饭是早的，）刮起各大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的了。
（李译）那一大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之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夫人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茅盾指出，这两段译文都是直译，但有一同中之异，即李译是尽可能地移译了原文的句法的。如果细较量起来，我们应当说李译更为_字对字_；第二句中间的_indeed_一字，两个助词_so_以及_penetrating_一字，在伍译是省过了。然而这是小节。如果我们将这两段译文读着读着，回过去再读原文，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李泽更近于原文那种柔美的情调。伍译的第二句后半，_刮起冬天的寒风，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是绝不能出门运动了，_诚然明快，可是我们总觉得缺少了委婉。而所以然之故，我以为是和依照原文的句法与否有关。又原文中之_the
Withit…_一段，李译亦比伍译更为_字对字_，而且更为妥贴。除了’这样阴沉的云，和这样侵人的雨_在字面上也比_满天都是乌云，又落雨_更为切合原文而外，_寒冷的冬风刮来……_云云也比_刮起冬天的寒风_更合原文的意思；而这，也足因为伍译要避去欧化句法，所以这半句就不能_组织_的恰好。否则，这半句并不怎样难，以伍先生的译才一定能译得很妥贴的。
再来比较原书第一章的第二段：
Iwasgladofit:Ineverlikedlongwalks,，dreadful
Intherawtwilight，，and
Bessie,thenurse,
Eliza,John,andGeorgianaReed.
（伍译）这我却很欢喜：我不愿意走远路，尤其是遇着跟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手脚的冰冷，奶奶贝西的臭骂，已经够我害怕，而我的身体的孱弱，比不上伊里西，左珍纳，约翰他们三个，更使我自惭形秽了。
（李译）这是我高兴的：我从来不喜欢长的散步，尤其在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冻坏，怀着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觉得身体不如以利沙，约翰，和乔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曲，在湿冷的黄昏回家，在我看来是可怕的。
这一段一长句，因为原文的句法的关系，颇难译得好。原文的_dreadfultome_直贯句尾，李译移装在句本，好是好的，但文字稍觉累赘。伍译移在句中（_已经够我害怕_），我以为比较明快。自然，倘使我们逐字对照起来，伍译是省去了若干字的；_我不愿意走远路_中间略去了_从来_（never），_手指和足趾_简略为_手脚_，_被保姆毕西骂得忧伤的心_简略为_奶妈贝西的臭骂_，--这都是。
但是通读全句，我还是喜欢伍译。我以为伍译此句的神韵很好。_薄暮寒光中散步归来_似乎比_在湿冷的黄昏回家_多些韵味，而_humbledby
…_伍译的比较自由的成语（把humbledby
theconsciousnessof译为“自惭形秽”，我亦觉得比李译的_觉得身体不如……而受着委曲_似乎更见熨贴。
比较这一段的两种译文，颇有意思。第一，此句的伍译实在比第一段更为切近直译，这证明了直译方法的不容怀疑；第二，这又证明了直译方法如果太拘泥于_字对字_，便容易流为死板，使译文缺少了神韵；太拘泥于_字对字_，往往会变成死译，--这跟直译有相当的距离。久历译此句加添了些意义。_已经够我害怕_的一个_够_字，和_更使我自惭形秽_的_更_字，--这两字在译文中是互相呼应的，然而把原文的语气太加重了；我以为_更_字可以换为_也_字。
看，茅盾对两种译本的评论是多么公正．毫无成见，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动机是与人为善，措词是委婉中肯，绝无哗众取宠之意，更无损人利己之心。评论的目的，乃是总结翻译的宝贵经验，从而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个断发展。
前辈在外国文学评论方面，早已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受批评，毫无疑问，是更加困难的一个方面，前辈中也不难找到永久值得效法的楷模。他就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人旗手鲁迅，他虚心接受批评意见的事实，大量存在于他同翟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中。例如鲁秋白先生对于地重译的法捷耶夫《毁灭》，根据俄文提出九点商榷，他都欣然同意，回信说：_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以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读者和译者，都有很大的益处_。
关键词：文化负载词 文化差异 英汉互译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文化在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亦在各自的语言中打下了烙印。作为构筑语言的基本单位，词汇可以窥探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负载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负载词指的是语言词汇系统中客观直接反映该民族独有文化的一类词汇，它是文化差异在词汇层面的反映。不同文化世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方式，因而也就使得自己的语言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独特的风貌和民族特性，文化负载词就是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具体体现。
二、文化差异与文化负载词
（一）地域环境和生活习俗的差异
语言首先是对其所处客观世界的直观反映。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就会产生相应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语言。英国四面环海，航海和捕捞曾在其国民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词汇中的许多词语与水产有关系，有大量关于海洋、船只、鱼、水的词汇，如an odd fish（怪人），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 （不要班门弄斧），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挥金如土）等。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文化极其深厚，这充分体现在语言中，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挥金如土”、“气壮如牛”等。
（二）历史发展的差异
历史的发展会给语言留下深刻的历史烙印。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标志着某一历史阶段的词汇常会出现，比如中国近代史上的“”、“_”、“_”、“_”、“臭老九”等，这些词汇在西方文化中几乎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汇。此外，中西方语言中的词汇深受其文学作品、文学典故的影响，都很难在对方文化中找到与之对应的词，比如一些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小说而至今还在使用的“龙王”、“虾兵蟹将”、“马后炮”、“空城计”等。西方文化则多受希腊传说影响， 如“Penelope’s web”，“Pandora’s box”等。[1]
三、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
翻译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熟悉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建立文化对等。这里着重谈翻译文化负载词的五种方法：
（一）音译或音译+意译
当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时，可以采用音译的办法。例如：中国特有的东西，如饺子（jiaozi）、功夫（kongfu）、豆腐（toufu）、刮痧（guasha）；以及从外国传入我国的sofa（沙发），coffee（咖啡），laser（激光），ballet（芭蕾），hacker（黑客）等。为了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源语词汇所承载的信息，译者还可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比如粽子被译成：Zongzi，a pyramid-shaped mass of glutinous rice wr-
apped in leaves.
（二）直译
当一些词语或表达在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中概念意义与文化意义基本对称时，可选择直译的办法，词的概念意义和文化意义可以同时传递。[2]如：纸老虎（the paper tiger）；鱼米之乡（a land of fish and rice）；a stick-and-carrot policy （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直译并非死译硬译，它是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的联想或误解的情况下保留原文的民族色彩，为译入语提供新鲜、形象、生动的表现形式，便于读者了解异城文化。
（三）加注
直译加注是为了向译语读者介绍探语文化有关的文化知识，增进对源文的了解，以此来补偿直译带来的语义空缺。例如：华夏子孙：the offspring of Huaxia（“Huaxia”， or the short form “Hua”， was the ancient name of China. In ancient times people living in control China used to call their native land “Huaxia”， which is now used as a synonym for the Chinese nation or China.）又如：Promethean heat――普罗米修斯神火，普罗米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从奥林匹斯山上给人类盗来火的英雄人物。
（四）增译
增译是在译文中明示出源语读者视为当然，而译语读者并不知道的意义。例如：
While it may seem to bepainting the lily， I should like to add somewhat to Mr. Alistair Cooke’s excellent article.我想给阿利斯太尔库克先生杰作稍加几笔，尽管这也许是为百合花上色，费力不讨好。
此处先用直译传达出特有的文化形象，然后再说明其内涵意义。如果仅译为“多此一举” 、“徒劳无益”等汉语词语， 则文化内涵丧失殆尽。[2]
（五）意译
对于有些具有鲜明文化内涵的词，舍弃形象对喻义进行意译，译文反而显得言简意赅、简洁明了。意译不是逐字逐句翻译原文的形象色彩，而是舍弃原文的形象色彩，直接向译语读者解释原语词语在上下文中意义的一种手段。[3]例如：
It was another one of those Catch-22 situations， you’re damned if you do and you’re damned if you don’t.这真是又一个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做也倒霉，不做也倒霉。
文中的catch-22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若直接译为“ 第二十二条军舰”，汉语读者无法领会，不如译为“左右为难的、尴尬的”。
四、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既是一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由此可见，翻译不能单从字面上去寻求等值，在处理文化负载词语时，既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又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将附加在原语上的“超语言信息，即文化信息”传递过去。采用音译加意译、直译、加注、增译、意译等翻译方法，尽力使原语与译语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相当，从而准确地进行英汉互译。
参考文献
[1] 王晴.浅论文化负载词的英汉翻译[J].考试周刊，2012（58）.
[2] _，张四红.文化负载及其翻译[J].宿州师专学报，2000（2）.
[关键词] 翻译美学理论；文学翻译；美学分析
中国悠远的历史本身就蕴藏着深厚的美学基础。许多翻译标准的讨论也都涉及到对翻译美学的探索，如严复的“三难”准确概括了翻译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马建忠的善译等译理也是在信言与美言的讨论范围之列；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更是对严复“信达雅”美学造诣上的补充。可见中国传统译论同哲学与美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学思想成为翻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学翻译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更成为翻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
翻译美学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体现出翻译学跨学科发展的要求。傅仲选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第一部翻译美学专著。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美的再现等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研究。刘宓庆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进一步明晰了翻译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翻译美学以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翻译审美主体(读者和译者)、翻译审美意识系统、审美标准及其审美再现手段为研究对象，以“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同时，以针对性和相关性为指引，借鉴和吸收西方美学中的有关理论，丰富中国翻译美学的理论内涵。这种论述是翻译与美学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成功探索。其中对翻译审美意识系统的探讨等方面都采用了现代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着浓厚的美学学科特征。他的研究标志着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框架初具规模。
系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和毛荣贵的《翻译美学》等著作对翻译美学理论又做了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翻译美学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二、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
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归于过于应用，而翻译美学最大的应用莫过于在文学翻译方面的应用。虽各位学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对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奚永吉和他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一书，他认为文学翻译研究“必赖之于比较，求之于美学。”，而不同国家、民族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得其美不仅仅体现在文字的“表层结构和形态”之中，而更多的集中于作品的文化内涵上。所以他提出采用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统一的方法，对翻译美学比较范畴和途径进行分析，如对东西方译者译品、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译品、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译品、同一译者不同时期之译品、同一原著不同译者多种译品等比较，以期待在译介过程中能够彼此融合互通，达到翻译美文的目的。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观关注的是不同文化内涵中美学方式的不同表达。而许渊冲的“三美论”则是文学翻译中诗歌领域的美学探究。 “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就达到了意美的要像原诗一样有悦耳的韵律就是音美；还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就是形美”（《翻译的艺术》）在“三美”之中，许渊冲认为最重要的是求意美，次求音美，再求形美。也就是说，要在传达原文意美和音美的前提下尽可能传达原文的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只有三者兼备，才是好的译文。
如此看来，美学要素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将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中，用翻译美学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元文化来指导文学翻译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三、美学分析运用到文学翻译当中
翻译的起点是原文，翻译的终点是译文。译者要做的就是把原文中的美学要素转移到译文中去，不论是语言的形式，还是语言的内容。该内容不仅包括语音、语义、语言所反映的现实，还包括语言中所隐含的情态、韵味、意境等。而在文学翻译中英语作为西方语言的一种，必然反映西方美学的一些特点，所以强调理性、抽象思维、逻辑推理和空间结构，其形式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些修辞手法上，如对照的均衡美，比喻的形象美、简洁美，排比的气势美，诗歌的韵律美等等。中文的修辞手法反映的形式美，如对偶、排比等，比英文更明显突出;更重要的，中国古典美学还讲究中和、气韵、意境、美丑、情志、形象、形神、文质、虚实、真幻、文气、情景、动静、比兴等强调文字内在精神的美学要素。而这写美学要素极大的体现在文学翻译当中，如此对原文和译文进行美学分析，就是要保证原文的美学要素通过翻译尽最大可能转移到译文中去，以使翻译的艺术不断发展。如此，体现出美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结论
我国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有悠久的传统，美学理论对翻译及文学翻译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从美学角度不仅有利于了解翻译理论的形成，也有利于文学翻译批评。文学作品是译者解读原作的美并将其转移到译文中的过程，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要得到成功的译本不可忽视翻译理论的重大指导作用。而运用于文学翻译中的美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3]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4]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5]方梦之.译学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黄龙.翻译的美学观[J].外语研究，1988.
[7]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8]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8.
二、人物动作语言翻译
人物描写方式属于正面描写，人物描写的方式主要有肖像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和心理描写，采用人物描写方式，能以形传神，增强人物形象的鲜明性，揭示人物心理和性格，表明人物的思想品质。人物的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最主要的方法，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艺术表现方法。武松、林冲、李逵、鲁智深、张飞、诸葛亮等典型艺术形象塑造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人物的行动描写。一提起武松，妇幼皆知他景阳冈的打虎行动；一说到关羽，人们总忘不了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因为打虎这一行动成了武松勇气和力量的标志；而过五关斩六将的一系列行动，则充分揭示了关羽勇猛善战的英雄豪气。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精神状态的表露。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及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来揭示的。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可以窥见其思想和心理活动。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原文：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向老爹讨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
译文：Butcher Hu gripped the silver tight, but thrustout his clenched fist, saying, _You keep this. I gave youthat money to congratulate you, so can I take it hack?_
“I have some more silver here,” said Fan Jin,“Whenit is spent, I will ask you for more.”
Butcher Hu immediately drew hack his fist, stuffed thesilver into his pocket(杨宪益，戴乃迭译)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趋势。
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论文摘要：英汉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着翻译症这一诟病。文章首先介绍了翻译症。然后通过分析翻译过程中理解、表达、审校三个阶段翻译症的一些表现形式。总结出翻译症的根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一、什么是翻译症
英汉翻译把英语表达的意思用汉语表达出来，以达到沟通思想情感、传播文化知识、促进社会文明的目的，译文的基本标准一般为“忠实而通顺”。所谓的忠实指的是译文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并且尽量保持原作的风格；在忠实的基础上译文还应该修辞正确、逻辑合理、语言精简、文理通顺，即所谓的通顺。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行文结构与遣词造句的习惯也相去甚远，语际转换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这种矛盾不断妥协的过程。著名学者、翻译家余光中将其形象地概括为“比如英文译成中文，既不许西风压倒东风，变成洋腔洋调的中文，也不许东风压倒西风，变成油腔滑调的中文”。但在英汉翻译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英语的先入为主，矛盾对峙的结果往往一不小心西风就压倒了东风，译出来的文字便“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似通非通、诘屈聱牙”；让人看起来“看起来碍眼、听起来逆耳、说起来拗口”。尤今·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提到了这种现象，专门造了一个词——translationese。翻译症不但严重影响译文的质量，而且会影响汉语语言的纯洁性，不利于汉语语言的健康发展。
二、探寻翻译症的原因
英汉翻译是一项及其复杂的工作，理解、表达、审校三个翻译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处理不好都可能导致翻译症的发生。
(一)理解阶段
理解的过程就是对原文进行语言分析(比如词汇、语法结构等)、语境分析(上下文含义、篇章语体结构等)，并力求透彻领会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有时需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常识。
例1：Galileo’WaS.
原译：伽利略最大的荣耀是他在1609年第一个把新发现的望远镜对准了天空，以证实行星是围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围绕地球寻转。
分析：翻译只理解了原文的表层意思，机械地将glory理解为“最大的荣耀”，导致最终的译文令人费解。翻译时如果只考虑原文的表层意思，简单地依照字面意思理解，结果往往言不达意。通过例1的上下文可以看出，它指的是伽利略借助科学手段第一次用试验的方法证实了行星围绕太阳运转这一事迹。原文的正确译法为“伽利略最光耀的业绩在于，他在1609年第一个把新发明的望远镜对准了天空，以证实行星是围绕太阳运转，而不是围绕地球运转”。
例2：Itdoesn’tmattertomeaslongaSI.
原译：没有关系，只要有点东西放在我的肋骨和脊骨之间就行了。
改译：没有关系，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就行了。
分析：人的肋骨和脊骨之间是胃，－bone等价于getsomethingtoeat。这是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英美人喜欢幽默，翻译时要学会理解他们的幽默感。由于中英文化的差异，如果直接按照源语理解，往往语义不通，不合逻辑，不知所云，败坏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表达阶段
表达是翻译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正确理解原文这一前提外，还要依赖于对目的语的修养程度和对这两种语言的把握。
例1：T.
译文：学生们站在一起，当他们的名字被叫到时，就举举手。
分析：译文显得不够流畅。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句中的词语或分句之间需要功能词加以连接，而汉语属于意合语言，词语或者分句之间往往不需要词语来连接。所以在进行英汉翻译时，原文中诸如连词、代词、介词之类的功能词，往往需要略去不译。英汉翻译时，如果漠视这种差异，见when就译成“当……时候”，每遇修饰语就用“的”处理，将导致翻译僵化，翻译症严重。
例2：AnditiSC，，
原译：它被许多人想象成这样子：普通人的思维活动根本无法与科学的思维过程相比，这个思维过程必须经过专门训练才能掌握。
分析：例2将“itisimagined”的被动结构机械照搬，译文“它被许多人想象成这样子”读起来别扭。译者忽略了英汉两种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汉语比英语更习惯于用主动语态。这种情况如果不采用一定的变通手段，化被动为主动，而是刻意忠实于原文的表层形式，译文就显得不地道。
例3：Ihavesoughtlove，first，－，
原译：我追逐过爱，首先因为爱能带来狂喜——我宁愿牺牲我所有的余生来换取这片刻的幸福。
分析：可以改译为“我追逐过爱，首先因为爱能带来狂喜——我宁愿倾我一生来换取这片刻的幸福”。由于语言结构体系的不同，英语语言具有相当的清晰性、分析性和逻辑性，而汉语则模糊性、跳跃性和圆融性见长。如果忽视了这种特点，认为中文不够精确，不够科学，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味地借助一些词加以规范，向英文考虑，译文往往不伦不类，适得其反。仔细分析一下，“我所有的余生”并不比“我的一生”精确多少，而且汉语中的余生常指老年人的晚年，或者大难后侥幸保全的性命，这和原文的意思想去甚远。
例4：I，
原译：这件事如同板球赛一样重要。
分析：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译文“息有”翻译症，其实不然。是不是患有翻译症，有时关键还要看翻译的目的和接受者是谁。如果接收者文化水平不高或对“板球赛”不甚了解，那么这种表达肯定很难理解。但在英国板球是人们最热衷的运动，板球赛是男女老少都关注的事，所以有时这样的异化翻译还能更好地传达异国风格。
(三)审校阶段
审校是初步译好原文后，进一步全面查实工作的一个后期阶段。译者细致地通读译文草稿不仅可以对内容的忠实性、问题的切实性、译语的可读性进行甄别、查证、修改、点定，还可以进一步解决理解、表达阶段尚无定论的问题。纽马克主张，译者应根据文本的难以程度，花费翻译所用时间的50－70％来审校自己的译文。
通过以上对翻译各阶段中翻译症的一些表现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翻译症产生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还是上述三个阶段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解阶段未透彻理解原文、表达时片面强调忠实，从形式上照搬原文而忽视汉语的遣词造句特征，审校工作不认真。
三、如何减少、避免翻译症
(一)篇中求句，句中求字
1、吃透原文。对原文的理解不能见字不见句，只见树木不见树林，需要结合其篇章语境、情景语境和社会语境。此外，对英汉两种语言在体系、文化背景、思维习惯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译者一定要增强责任心，从开始阶段就要摈弃不求甚解、得过且过的作风。
2、用汉语的思维和表达再现原文。在透彻、准确表达原文的基础上，应摆脱英文的字面束缚，充分考虑英汉语言在表达形态上的种种差异，用汉语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重构译文。
(二)要掌握合理的翻译技巧
科学合理的翻译技巧可短时间减少翻译症的发生。
首先要把握合理的翻译标准尺度。翻译症的发生就是翻译标准走了极端。忠实和通顺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一定要统筹兼顾，把握好尺寸。
其次要灵活运用转性、变态、增补、省略等多种翻译手法，以达到变中求信、变中求顺的目的。
(三)养成良好的审校习惯
审校是翻译的一个重要环节，译者一定要谨慎，切实把好这一关。建议译者最好放一段时间再来重新审查自己的译文，如果还不行，可以寻求他人帮助。
一、功能翻译理论
二、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作为目标读者，适用于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阅读。这一阶段的儿童，世界观和价值观处于萌芽时期，对于阅读一般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期待。儿童文学的语体要求其语言不但要富有意义，而且要听起来悦耳，读起来愉快顺畅。訛譹因此，儿童文学可以归类为表情性文本，兼具操作功能，具有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应该以目的语读者儿童的反应为最高目标，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语言，必要时可以牺牲对源语文本的忠实，但也不能一味地为追求可读性而丧失源语文本的审美价值，译者应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权衡，创造出一种适当的译语文本。
三、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儿童童趣的一种再创造。任溶溶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和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本文以任先生2006年翻译的译本为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同时从词汇、句法、语音层面入手，分析儿童文学翻译所应采取的策略。儿童的语言正处于学习和发展的初步阶段，与成人相比，词汇量比较有限。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儿童的语言接受能力和水平，如果使用过长、过难或者过于生僻的词语，势必会对儿童造成阅读障碍，使得儿童丧失继续读下去的兴趣，无法引起儿童心灵的共鸣。即使译文再精彩，却超越了儿童的接受能力，这样的译文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在此句译文中，任溶溶将kissed巧妙地译成“亲亲”，符合儿童的认知，同时使用叠词，既朗朗上口，又充满童趣。如果译成吻，则显得文绉绉，不符合儿童的表达习惯。
1、加字法
即在单音节词前或后加字，使之成为包含这个语素的双音节词或短语。
例：天下事有难易乎？(《为学》)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之分吗？
2、替换法
有些词，在古书里常用，但在现代汉语里已不用或不常用，或者有些词所表达的意思古今说法不一样，这就要用今天的说法去置换古代的说法。
例：将兵与备并力逆操(《赤壁之战》)
“将”换成”率领”，”并”换成”合”，”逆”换成”迎战”。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游褒禅山记》)
“瑰”换成了”珍贵”，”观”换成了”景象”。
3、拆分法
有些词在文言文中使用，在现代汉语中也使用，但词义已发生变化，有的扩大缩小了，有的已发生了转移，这时翻译的时候就要使用拆分法。
例：率妻子儿女来此绝境。(《桃花源记》)
“妻子”在这里就要拆分成”妻子儿女”。
4、补充法
文言文中有较多的省略成分，在翻译时要将原文省略句中省略的成分增补出来，使句意完整，然后再翻译。
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促织》)
“以一头进”前省略了主语”华阴令”，”试使斗”前省略了”上官”，”才”前省略了”促织”，”责”后省略了宾语”之”，翻译时要补上再翻译。
5、转述法
用符合现代汉语习惯的词语来表述用了某种修辞格的词语。
例：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五人墓碑记》)
“缙绅”是古代大臣上朝将手板插在腰带里，这里是借代用法，译为”做官的人”。
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过秦论》)
“云”、”响”、”景”都是比喻用法，要译为”像云一样地”“像回声一样地”“像影子一样地”。
6、保留法
古文中的专名如人名、地名、年号、国名、官职名、朝代名等一律照抄，不必翻译。
例：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
这里除了”予”、”除”之外，都可保留不译。
7、删略法
指删去那些只起语法作用而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或某些表敬称或谦称的词。
例：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论战》)
句中的”之”是个音节助词，可不译出来。
张良曰：”谨诺。”(《赤壁之战》)
句中的”谨”表谦称，也可删去不译。
8、调序法
古汉语中句子成分的位置与现代汉语有一些不同之处，常构成倒装句，应调整成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句序后再翻译。
例：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信陵君窃符救赵》)
这既是一个谓语前置句，又是一个宾语前置句，翻译时谓语和宾语都必须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上，可译成”您关心别人困难的品行表现在哪里呢？”
9、变通法
主要用在直译后很别扭，或根本就无法直译之处。
例如：”秋毫不敢有所近”一句，直译为”连秋天里鸟兽的毛也不敢接近”，这话读起来不顺，听起来别扭，如果变通一下，译为”连最细小的东西都不敢占为已有”意思就明白多了。
10、点义法
古人在文中好用典故，翻译时不必将典故照抄出来，只需点明典故在此的含义即可。
例如：谭嗣同对梁启超说：”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析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这句话中提到了程婴等四个人，翻译时无法把他们的故事也放进去，但如果全部删去则又影响文意，这时翻译出该典故在这里的含义--我要像杵臼、西乡那样为维新变法这个理想而死，以报答皇上；您要像程婴、月照那样为维新变法这个理想而出走，以图谋将来--就可以了。
11、凝缩法
对古文殊的语言现象--互文见义，互文同义这些用了繁笔的文句翻译时要加以还原，用简笔的形式翻译。
例：通五经，贯六艺(《张衡传》)
这是互文同义，可译为：”精通五经六艺。”
12、扩充浓缩法
古文中有些句子言简而意丰，有些句子言繁而意单，对这些句子就可用扩充或浓缩的办法来翻译它。
例：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论积贮疏》)
关键词 互文性；轨道交通；公示语；翻译；标准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B
Intersexuality Theory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Teaching//
WANG Wei
Abstract In translation classroom， based on an empirical study，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translation of public signs of rail transit systems
in Beijing and Tianjin lacks unified standard， which will be incompa-
tibl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he region. This paper aims at providing a unified translation criterion for the rail transit public signs in light of the theory of intertextuality.
Key words intersexuality； rail transit； public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standardization
1 互文性与翻译教学
在笔者所讲授的“时文翻译”和“非文学翻译”课程中，通过访谈法得知，在应用文体的汉英翻译实践中，学生主要遇到的难点有：1）受汉语思维影响，在英语译文中拷贝汉语句法词法；2）缺乏语境观念，选择具体单词句式存在误区。这两大难点导致大量中式译文的产生。笔者认为，在教学实践中引入互文性理论，可以有效提升汉英教学质量，增强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在语料方面，本文选用轨道交通公示语为例，论述互文性的实用价值。
就翻译单位而言，英文轨交站名是较长的“短语”[1]，属于卡特福德（Catford）分类的第四层级，也就是纽马克（Newmark）认定的翻译“操作单位”[2]。依照潘文国的分类，汉语轨交站名是一种较长的“辞”[3]，即词和短语。由此可见，英汉站名处于相同语言层级。
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克里斯蒂娃（Kristeva）提出并论述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语篇都是对另一个语篇的吸收转化。互文性这一定义取代了互主观性，诗学语言被解读为至少是双重的。”[4]她还区分了水平互文性和垂直互文性。前者指某一语篇参照或直接借用其他语篇；后者指构成语篇的直接或间接的语境，包含语篇、语式以及话语等方面内容。哈蒂姆和穆蒂（Hatim & Munday）指出：“语篇成分依存于其他语篇才能传达意义，而互文性就是传辞达意的加工机制。”[5]
因此，京津轨交公示语和香港地铁公示语存在水平互文性关系，虽然不能直接借用，但香港地铁公示语英语译文可以为京津地铁站名英译提供参照标准。轨道站点名称作为公示语的一种，在实际应用中主要起到指示和提示的功能，即提示乘客到达站点或换乘站点，因此，译文必须清晰明了，而不能含混不清。英译轨交站名必须发挥指示功能和传信功能，明确告知乘客车站信息。
2 相P研究
广义而言，京津地区现有地铁系统（subway system）、
规划中的北京地铁平谷线（即郊区通勤列车，commuter rail）以及规划中的京津冀城铁（inter-city rail）均属于轨道交通系统。通过分析现有的京津轨道交通公示语的英译名称，发现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并且缺乏统一技术参数标准。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纠正，会阻碍交通一体化进程，并且与京津冀地区的国际化定位严重不符。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从目的论和互文性视角为京津轨道交通公示语英译提供统一标准，有效提升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内涵，在语言文化领域为这一重大国家战略提供技术支持。
吕和发认为：“公示语是用于公共场合对社会民众传达提示、警示、要求和限制等意图而使用的特殊用语。”[6]公示语在实际应用中主要具备四方面功能：指示性、提示性、警示性和强制性。王树槐提出地铁公示语翻译遵从“习惯原则、简洁醒目原则、译名从实原则、因况省译原则、通俗易懂原则、足够清晰原则、委婉礼貌原则”[7]。本研究把互文性理论运用到公示语翻译实践中，参考香港地铁（MTR）公示语的翻译标准，为京津轨道交通公示语翻译提供统一的翻译标准。
3 语料转写与分析
论文摘要】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_”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3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YChineseincelebratingLunarNew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橄榄树)，纸老虎(papertiger)，_()等等。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RevolutionagainstQingDynasty)等
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one''''shead(笑掉大牙)；1eadadog''''s1ife(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力大如牛(asstrongasa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1]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_
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2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1、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渊源
庞德从传统中主要发现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庞德也强调世界文学的概念。他主张一个抛开时代国界的普遍标准：一种世界文学标准。他这种追求超越国界与时代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他重视翻译的内在动力。他常常从翻译中或者借助翻译发现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庞德作为一代文坛领袖他所从事的翻译实践绝不仅仅是为了翻译的目的，而是要从翻译中解决他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传统诗学涵盖了所有关于诗论、词论、书论、画论、美学等等的内容。中国的汉字、雕刻及审美趣味对庞德的诗歌创作及翻译理论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因为庞德从中国传统史学中摄取了大量养分，他的诗歌创作和翻译理论一直强调意象（image）和语势（energyoflanguage）。他认为译文一定要洞察入微，巨细无遗，不要放过一个细节，一个物象。同时译文还要善于捕捉语言之势。如何用艺术手法惟妙惟肖的再现大千世界的纷纭物象是庞德是贯穿始终的理论追求。因此其诗歌创作与翻译理论深深根植与中国传统诗学中。西方社会步入20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出现了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这些矛盾和现实境况使得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变得日益焦虑不安迫，使他们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重大怀疑。庞德正是这样一位焦虑者与批判者，在怀疑与批判的过程中他将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儒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孔子所提倡的“善”旨在社会与人之间建立秩序。这种秩序或者和谐通过相互感染以及伦理来传播，而不是像基督教那样用惩罚来达到。他把复兴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在到中国。鉴于此他的文学生涯重要部分就是翻译《大学》，《中庸》，《论语》和《诗经》。
2、其翻译理论对当今翻译实践的意义
庞德提出了几条翻译的目标，其中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翻译要用鲜活的语言，忌用“翻译腔”；二是忠实于原文，不仅忠于原文的意义，还要忠于原文的意境。这里所说的“气氛”是指文本内与文本之外的联想意义，这个观点与庞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是相互呼应的。他认为语言的能量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犹如连接线上溯古代下接当今。他的翻译理论直接影响到他的创作。在他的代表作《诗章》中，语言的界线不再明显。《诗章》中，英语、希腊语、中文、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交织使用。关于诗歌翻译庞德还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将翻译看作诗人训练的必要部分。庞德说翻译为诗歌艺术提供模式。在早期的意象主义运动时期，庞德在翻译上注意呈现细节、单个的词。这些细节不单是印在纸上的黑白字体，而且是雕刻的意象。这些词仿佛刻在石头上，这种对翻译的看法给了翻译家更大的自由。他常常希望翻译或写作中所采用的拼合与并置的方法能创造出新诗的建构方式，让词语发出能量。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不应过分强调字词直译，而是要更多地再现方程背后的感情。庞德在1910年一本书的序言中就古诗翻译发表看法，不仅要求是词和精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认同感。那就是说，现代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认同和意识到古人的精神内容，并从他们的思想与言语中吸取某些时髦的东西。庞德的翻译思想还体现在对《华夏集》的翻译实践中。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并不强调对原文意义的忠实或是某些词意义的忠实。他重视诗的节奏意象和变化。他不通中文，而且在费诺罗萨的笔记相当粗糙的情况下进行加工翻译，这反而给他探索自由诗结构以最大的自由。结果《华夏集》的语言在他所有译文中最简朴，最不受古语影响。换言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它的语言最当代化。尽管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极大的差别，庞德的译文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这主要是通过诗歌中实质性的内容获得的，或者说通过诗歌中狭窄的意象成分以及保留中国地名。对物象的关注构成了庞德翻译理论的核心，庞德正是用这种东方式的“物象”向传统的注重“抽象概括”的西方文化进行挑战。在今天的翻译界“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庞德汲取异质文化精髓为其所用，以翻译为武器向强势文化挑战的理论追求，对当今的译学实践给予无限启迪。
关键词 文化词目 《中华汉英大词典（上）》 翻译
一、 引言
《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以下简称《中华》）是在陆谷孙教授亲自带领下，编写团队耗时15年完成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旁征博引”的集大成之作，于2015年8月出版。在收词方面，《中华》体现了中国浓厚的文化积淀；在释义方面，《中华》尽可能地保留了中国丰富的文化意象。
其文化特色获得多方好评： 黄源深教授表示其文化词目的选择带有“中国印记”，张柏然教授提到了《中华》在收词原则上的“大中华”特色；[1]黄福海也认为《中华》收录的词语具有“中国特色”（徐明徽2015）。
文化词目是指“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的情况”（李明一，周红红2011）。参考纽马克（Newmark 1988）的分类方式，本文将文化词目分为日常生活文化词、思想精神文化词、自然环境文化词、历史专有文化词等。日常生活文化词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服饰、食品、建筑和出行工具等，如旗袍、粽子、胡同、轿子等。思想精神文化词指神话传说、节庆习俗、哲学宗教、社会历史、审美情趣、价值判断方面的词语，如端午节、临时抱佛脚、助纣为虐、黄梅戏、三从四德等。自然环境文化词包括动物、植物领域两个方面，如梅兰竹菊、龙凤、熊猫等。历史专有文化词指具有特定历史背景的专有名词，如孔子、嵩山等。
以《中华》《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以下简称《新时代》）、《汉英词典》（以下简称《汉英》）、《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以下简称《新世纪》）的A部为例，各类文化词目的收录情况，如表1、表2所示。
由表1可见，《中华》A部的文化词目总数远多于其他三部词典，且四类文化词目在《中华》中的分布相对均匀。
由表2可见，《中华》A部词目中文化词目所占比例高于其他三部词典。《中华》对文化词目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二、 《中华》的文化词目翻译观
文化词目的翻译难度较高，情形复杂。
一般来说，双语词典中文化词目的释义主要有表3所示的处理手段。
除了以上五种主要手段外，还有另外三种――节译（abridged translation）、字母缩略（acronym）、通用定译（common translation）。因为汉语（特别是成语）中经常出现同义反复的现象，故汉外词典编纂者会考虑使用节译。字母缩略在汉外词典中是把汉语专有名词中各单词（语素）读音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文化词目做此处理的例子极为少见。通用定译为直接采用早已约定俗成的翻译，如节日、节气、景点名称等。
然而，这八种译法并不是相互隔裂的，它们互相重合，共同构成词目释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陆谷孙（2015）为《中华》文化词目的翻译提出了“超越等值”和“文化漾溢”这两个翻译观。
1. 等值理论视角下的“超越等值”
对于文化词目的翻译，学术界普遍推崇等值原则。等值翻译观的代表人物奈达（Nida）认为，在翻译中，动态对等是恰如其分的对等，即实现意义、风格的对等，而非只是形式的等值。衡孝军、王成志（1995）总结了奈达和哈特曼（Hartmann）的等值翻译观，将成语和谚语的翻译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分为词译、直译、意译和功能Φ取；平华、陈楚祥（2001）把等值原则作为双语词典翻译的基本原则，体现为语义等值、语体等值和语用等值。雍和明、彭敬（2007）建议在习语的翻译中根据等值的不同程度使用直译、意译、直译+意译、意译+解释/转译（transferred translation）等方法。
文化词目翻译的最基本要求是实现语义等值，即保持词目的核心语义，使其相对稳定，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胡同”在《中华》中的英译为 “hutung or hutong； lane； alley； small back street； bystreet”。“胡同”在《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中的解释为“巷；小街道”，而“巷”在《现汉》中的解释为“较窄的街道”。由此可见，[大]和[街道]是其具备的两个主要语义特征。“lane”在《韦氏大学英语词典》（以下简称《韦氏》，2013）中的释义为“a narrow passsageway between fences or hedges”，“alley”的释义为“a narrow street”，bystreet的释义为“a street off a main thoroughfare”，结合“small back street”可得[big]和[street]为这些释义重合的语义部分。所以，《中华》在翻译“胡同”时做到了语义等值。
兹古斯塔（Zgusta 1983）提出，“对应词必须是在译语句子中实际出现的实际词汇单位”，也就是与源语词目对应的目的语词语可以直接应用于目的语语境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目在目的语文化中没有等同的意象，使得部分词典仅采用解释的翻译方法。比如《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对“粽子”的释义就是解释：“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 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这样虽便于理解，但不利于使用。《中华》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释义中提供语用等值的翻译。例如，“锅贴”在《中华》中的英译为：“[Chin Culin] guotie， pansticker [panfried Chinese dumpling with a minced meat or vegetable filling]。”该释义提供了音译和直译，并加以解释，让词典使用者在理解的同时能够直接运用。
语体等值主要体现在源语和目的语的修辞色彩一致上。比如，成语“锦上添花”常被误译为“to gild the lily”，但两者在语体上并非对等。前者的意思是在好的基础上更好，为褒义，而后者《韦氏》释为“to add unnecessary ornamentation to something beautiful in its own right”，为贬义，其含义更接近于“画蛇添足”。《中华》很好地遵循了语体等值的原则，采用了直译和意译，将“锦上添花”译为“（to add flowers to brocade） to improve on perfection”。“画蛇添足”在《中华》中的释义为“（to paint a snake and add legs to it） to ruin the effect by adding something superfluous； to overegg the pudding； to gild the lily”，除了直译和意译外，还进行了恰当的替换，实现了语体的等值。
《中华》的“超越等值”是在实现语义、语用、语体等值的基础上“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陆谷孙2015）。这尤其表现在对成语、俗语等的处理上，《中华》倾向于使用先直译后意译，有时再加替换的方法。直译表达字面意思，意译实现比喻含义的传递，替换考虑到使用范畴。如“班门弄斧”的释义在《中华》中为：“（to show off ones axe before the door of Lu Ban[鲁班]―the master carpenter） to show off ones meager skills before an expert； to display ones lesser skills before a connoisseur； to teach ones grandmother to suck or roast eggs。”圆括号内的解释很好地阐述了该成语的中国文化意象，其后的两个意译引导读者的理解和使用，最后的替换扩大了其文化适用阈。“害群之马”的释义为“（an evil horse in the herd） person harmful to a group or society； black sheep”，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词目的含义和用法也常常需要例证的辅助才能变得更加清晰。”（李明一，周红红2011）文化词目因其复杂的文化内涵而更需要例证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工具。如《中华》中“春节”的例证为“～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family members reunite at the Spring Festival”，这样的例证在其释义“Spring Festival； Lunar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的基础上说明了春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对释义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可见，《中华》对文化词目释义的处理十分恰当。它将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文化接受程度及理解程度纳入考虑范围，对文化所做的解释或注释更加详实。这样的处理方式和“超越等值的翻译”是一致的。
2. 文化翻译观下的“文化漾溢”
韦努蒂（Venuti 1995）在前人的基础上归纳出翻译的两种策略――异化（foreignizing method）和归化（domesticating）。异化将读者带到国外，归化将读者带回家。也就是说，异化更注重文化交流，归化便于文化理解。这两种策略也适用于文化词的翻译。与韦努蒂的主张一样，胡开宝（2006）认为文化词的翻译应侧重异化的方法，这样可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黄建华、陈楚祥（2001）则认为在翻译文化词时，需要在“洋化”和“汉化”中寻求平衡，同时尽可能实现释义的多样性。同样地，万江波（2006，2016）也提出，翻译文化词要求同存异，归化与异化双管齐下。《中华》在翻译文化~时也考虑到这两种翻译策略，根据文化词的不同情况使用归化、异化，以求最大程度地传播中华文化。
异化因为旨在将源语言文化传播出去，所以会借助音译、直译等翻译手段。例如，《中华》将“黄鹤楼”直译为“Yellow Crane Tower”，其后还增添了方括号，里面内容为“originally built in 223 on Mt Sheshan （蛇山）， Wuhan， Hubei Province”，提供了黄鹤楼的历史背景，包括建造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这样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
归化涵盖解释、替换、意译等手段。如《中华》中“藏龙卧虎”的释义为“（hidden dragons and crouching tigers） talented people who remain obscure to the undiscerning eye； undiscovered talent”，其中使用了直译和意译。再如，“饺子”的释义为“jiaozi， halfmoon or Chinese dumpling， tortellini [usu with minced meat and vegetable filling]”，前一部分是音译，中间部分为解释，后一部分为替换，即《中华》前言中提到的“涵化”或“文化漾溢”。这样结合归化和异化的好处，在于将两种不同文化的类似意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他们能“在两种文化间穿梭摆渡”（陆谷孙2015）。
可见，《中华》格外注重文化间的互通有无。它首先通过异化向读者展示中华文化；在不便于理解的情况下，借助归化来阐释文化意象或者寻求对应文化的意象，“扩大语词的文化适用阈”（陆谷孙2015）。除此之外，相比其他词典，《中华》更注重使用解释性、补充性的注释。
三、 思考及建议
虽然语料库语言学和词义分析工具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词典的学术性，但是主观因素还是不可避免，词典编纂者需要采取“积极的批评态度”（王馥芳，陆谷孙2006），对词典的评价也是如此。作为一本足本汉英词典，《中华》在编纂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如 “不僧不俗”的完整释义为“not one thing nor another； neither fish nor fowl”，缺乏直译；“带h貂褂”的完整释义为“highest ceremonial or formal dres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也缺乏直译。这样处理不便于读者理解中华文化。另外，“黄鹤楼”条的例句用的是“手持绿玉杖，朝别～”，这句诗相比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后者更广为人知，也更利于中华文化词目和文化意象的传播。
因此，笔者在观察、分析《中华》的文化词目翻译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两种处理方法，希望能更适用于双语词典文化词目的翻译。
（1） 直译（+[解释]）+意译（+替换）
（2） 音译+[解释]（+替换）
第一种处理方法比较适用于成语、俗语。先将词目逐字直译；然后再进行意译；若词目的文化信息含量过大，则添加解释作为补充性信息。此外，虽然纽马克（2001）认为，双语词典想要在目的语和源语之间找到完全对等的对应词的做法是不现实的，但是笔者认为，双语词典应该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对应词。因此，如果目的语中存在可能文化意象不同，但与词目的语义、语体相近，不会影响读者对词目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的对应词，应优先使用，之后再使用替换使词目的释义更加完满。《中华》在这个方面做得颇为恰当，如上文所提及的“班门弄斧”。虽然最后所做的替换可能有语体不符之嫌，但是不难看出，该词典编纂者们在文化词目翻译中所做的辛苦耕耘。然而，如果不能同时满足如上条件，则对应词的替换就不是必须的。如《中华》对“暗度陈仓”的处理：“（to dispatch armies to attack Chencang in secret， a tactic by Liu Bang [刘邦] in defeating Xiang Yu [项羽]） to feign attack； to make a feint； to do sth secretly while ostensibly doing sth else [eg to commit adultery]。”这其中并没有英语对应文化词的替换，但也是可以接受的。
第二种处理方法比较适用于其他类文化词目。首先将文化词目音译，然后做出解释，对于替换的选择同第一种处理方法所述。《中华》中 “宫保鸡丁”的释义为“gongbao chicken [Sichuanstyle stirfried diced chicken with chili sauce and peanuts]”、“孔子”的释义为“Kong Zi， Confucius[551479 BC， philosopher， politician， moral teacher， and founder of the Confucian School]”，这样的处理方式十分得当。但是《中华》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上文中提到的“胡同”，释义就不够完整，建议改成“hutong [a type of narrow street or alley，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northern Chinese cities， most prominently Beijing]； lane”，这样不仅包含了英语文化中相似的意象，而且通过解释保留了这个词的中华文化内涵。
除了上述两种主要方法之外，还可以用一些视觉辅助手段（如插图）提高释义效率。
文化词目释义中使用插图可以起到具象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释义的负担，有时还利于区分含义十分相似的词语，因为有些抽象的文化概念需要依附于有形的实体，而这有形的实体往往只用语言难以完全描述清楚。所以，即便插图会占据词典宝贵的空间，还是值得尝试，况且这些词目所占比例极小。如对“饺子”“鼎”“中国结”等的释义就可借助插图。但是，包括《中华》在内的大部分汉英词典都没有做到为这些数量并不多的文化词目配插图。笔者建议今后可考虑补充。
四、 结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汉外词典的使命之一是“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周明伟（2014）曾提到，“我们缺少权威的翻译和权威的”，而词典正是权威的翻译和的最好载体。《中华》文化词目的翻译传达了陆谷孙教授“超越等值”和“文化漾溢”的理念，在保证核心语义相对稳定、词目使用便利、修辞色彩基本一致的同时，力求使中华文化意象能够被词典使用者理解、应用和传播。
此外，在对《中华》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直译（+[解释]）+意译（+替换）”“音译+[解释]（+替换）”是汉外词典处理文化词目较好的选择，还可以酌情加上插图。这样可以为汉外词典编纂中文化词目的释义提供参考，既保留了文化的多样性，又促进了文化间的沟通，有利于中华文化更好地被理解、更好地走出去。
附 注
[1]以上评论均来自2015年3月31日在上海市举行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专家研讨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联合主办。
1. 衡孝军，王成志.等值翻译理论在汉英成语和谚语词典编纂中的应用.中国翻译，1995（6）.
2. 胡开宝.论异化与《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文化限定词的翻译.外语教学，2006（1）.
3. 黄建华，陈楚祥.双语词典学导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1.
4. 惠宇主编.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5. 李明一，周红红.双语词典编纂导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6. 陆谷孙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7. 美国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韦氏大学英语词典（影印本）.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8. 万江波.双语词典的翻译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万江波，陆谷孙.“打了梅香，丑了姑娘”英语怎么说――俗语译谭.英语世界，2016（6）.
10. 王馥芳，陆谷孙.词典编纂中的“主体因素”.外国语，2006（3）.
11. 吴景荣，程镇球主编.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6.
12. 徐明徽.搞七念三、钓鱼执法、官本位，《中华汉英大词典》怎么译？.http：∥/newsDetail_forward_1316903， 20150401.
13. 姚小平主编.汉英词典（第三版）.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纂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15. 周明伟.建设国际化翻译人才队伍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2014（5）.
16. 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
17.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18.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Hertfordshire：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19.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关键词:习语;文化;翻译
Abstract:.
Keywords:idioms;culture;translation
如果说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瑰宝的话,那么习语便是这个瑰宝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习语的出现汇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情、国情,地理风貌,历史背景,文学作品,风俗习惯,凝聚着无数语言使用者数代的智慧和心血,它承载着无数难以言表的超乎语言之外的信息与哲理。习语的翻译可谓语言翻译者的一大难题,如何在形似与神似,字面与字外,本国与异域之间寻找一种调和与平衡,确实是翻译者所难以逃避的两难抉择。
作为英汉翻译者来说,英汉习语的对译是一项挑战,同时也是增进自我的翻译修养和英汉两门语言的素养的极好的锻炼机会。那么如何才能做好英汉习语的翻译呢,我想,以下几方面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翻译者要对英汉两国的文化有个全面的了解。那么,什么是文化呢?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EdwardB,Tylor)曾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界定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或者,也可以说文化是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关键词】政论文翻译；译者主体性；表现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关注中国。作为阐释国家政策方针等重要内容的政论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多个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口吻严肃，语气坚定，行文简洁，旨在解析思想，阐发观点，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具有准确性、政治性、时效性、单义性、客观性、完整性等特点[1]，因此政论文翻译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王弄笙指出，政论文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利益甚至国际关系，因此对译文的要求极高[2]。
1970年代功能派目的论在德国兴起，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的翻译策略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在注重译文功能的同时，目的论强调译文在译语环境中的可读性以及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语际连贯，即连贯、忠实原则，但连贯、忠实都必须服从于目的原则。[3]功能目的论强调对文本的分析，认为对文本分析有助于发现翻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人们对翻译的深入研究以及“文化转向”的提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因此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本文将从词汇、句法、篇章、修辞四个层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政论文汉英翻译中的体现，以期改进翻译技巧，做出更好的译文。
1 政论文汉英翻译策略
词汇
选用正式词汇
作为阐释、解析国家政策、方针、指导思想等重要内容的文件，政论文和法规文件一样也是正式文体，所用词汇语句严肃、正式，尽管某些场合下政论文中有较口语化的表达。在英译时应选用正式的词汇与结构，才能更好表达原文的意义和语气。此时，译者主体性就得以发挥。
例：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译文：Anyone who attempted to change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opted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 would not be countenanced by the people； he would be toppled.
原句中“老百姓不答应”和“被打倒”有一定口语特点，但翻译时没有用表面对应的词汇来处理。所用的“countenance”和“topple”都是比较正式的词，更好地表现了原文严肃认真的态度。
词义准确
由于汉语词汇语义较宽，也较模糊，而英语词义范围相对较窄，在汉英翻译时需根据语境仔细推敲。若只据字面意思翻译成表面对应的词汇就可能造成误译，甚至影响国家政治事务。因此政论文翻译中，译者必须发挥主体性。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4]
译文1：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keep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n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译文2：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可以看出两种译文主要区别在于“independent”和“separate”，前者与原文“独立”表面对应，但仔细考虑就能体味出“independent”有某种政治上独立的意思。“separate”虽不是“独立”的直接对应却能准确表达原文意义，即香港特别行政区单独定税，而非独立于中国。
由此可见，政论文翻译要求译者不仅有纯熟的翻译技巧还要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充分了解国家政策、方针、思想，这些都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词语搭配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自身特点及文化内涵差异，它们在词汇搭配上大有不同。汉语词汇语义较宽泛，搭配灵活，而英语词汇语义具体，搭配严格。政论文汉英翻译时译者要根据语境选择符合英语行文特点的搭配，以更准确地表达原文。
例：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突出地提，切实地抓。
译文： We’ve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quality， but only in general terms. That’s not enough： we have to give it priority and take practical steps to ensure it.
汉语中“突出地提”和“切实地抓”都是可行的搭配，而英语中名词占优势，若使用对应的副词和动词翻译不仅搭配不合理也显得突兀。因此译者需改用名词结构，这样语义清晰也更符合英语行文特点。
句法
定语的处理
汉语是竹式结构，英语是树式结构，汉语趋向左延伸而英语则是趋向右延伸[5]。汉语政论文语言严密，前置定语较多。而英语中前置定语较少，趋向于使用后置定语及定语从句，符合英语右向延伸的特点。汉英翻译时若使用前置定语要注意用词简洁，使译文简练，也要根据行文需要调整汉语前置定语的位置，符合英语“短-短-长”结构特点。
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译文： A new situation will emerge in which socialist ideology and culture will flourish.
“新局面”的前置定语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由于找不到一个简练的能完整表达原文的前置定语，若硬译译文就会生涩难懂，因此译者使用定语从句使译文结构更清晰、表意更清晰。
并列结构的处理
英语每个句子只有一个谓语动词，通过词的形态变化表达意义。而汉语词类划分不明显，动词使用频繁，汉语又追求语言形式美、节奏美，常常使用多字字短语或叠词，因此汉语语篇中多并列结构。这在政论文中尤为常见，译者在处理并列结构时既可根据需要改变其结构使其符合英语特点，也可保留并列结构保持原文平衡。
例：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
译文： We shall accumulate new experience and try new solutions as new problems arise.
汉语用“积累”、“遇到”和“提出”三个动词构成一个并列结构，英译时改变了并列结构形成主从句。
汉语无主语句的处理
英语是形合性语言，每个句子都有完整的主谓结构。而汉语是意合性语言，主要靠语义实现连贯和衔接，主语可有可无。汉语政论文中无主句很多，英译时必须合理处理，补充主语或改变句子结构使译文符合英语行文特点。
例：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译文： The basic line should be adhered to for 100 years， with no vacillation.
汉语原句隐含主语是“我们”，此处译者用被动语态来处理，译文更简洁，更符合英语特点。
篇章
Halliday（1985年）指出，语篇衔接手段包括指代照应、省略、替代和词汇衔接。汉语是意合性语言，语篇的衔接主要靠语义连贯实现，连接词使用较少。而英语是形合性语言，语篇衔接和连贯主要靠词的形态变化和衔接手段实现。[6]翻译时要尤其注意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根据汉英语言的不同特点灵活处理。
例：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
译文： If the current policies were changed，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would suffer. So the people， primarily the 800 million peasants， would never agree to their being changed.
汉语原文缺乏衔接词，主要靠语义连贯实现，而英译时添加“if”、 “so”连接词实现语篇衔接，更清晰地表现语义层次。
修辞
比喻的处理
刘宓庆（2006年）指出，“汉语重实，重形象，多具体的表现法” [5]。不难发现，虽然政论文是一种严肃的文体，但也借助大量比喻，使语言更形象生动。而英语中的比喻较少，且与汉语又很少完全对应，翻译时要考虑文化差异，灵活处理以免造成误解，如可改换喻体或利用英语文化中相近的又符合语境的形象来替换原文形象。
例：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
译文： Price reform will be the hardest nut to crack， but we have to crack it.
本例中原句把改革比喻成“难关”，英语中没有对应的比喻，为保持语言的生动性译文改变喻体用“hardest nut”，达到了与原文相近的效果。
拟人的处理
拟人在汉语中很普遍，而现代英语中除诗歌外已很少使用。“一些非人物的机构、地域等名称常被拟人化，被视为发出动作的主题。”[4]这一现象在政论文中尤其多见，译者应根据汉英拟人手法运用的不同对译文进行灵活处理，避免其僵化。
例：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译文： Great progress was mad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he army.
汉语的主语由非人物性的“国防和现代化建设”充当，英译时不能机械地将其作为主语。译者使用被动语态将拟人化的主语转为非主语，避免了不合英语语法的结构。
重复的处理
重复是汉语的一大特点，汉语倾向于重复词汇或句式以求表述准确或增强说服力。汉语政论文中常出现重复，使表达准确、读者听者深刻领会。而英语词汇形态变化丰富，忌重复。单其昌（1990年）指出“英译文中不要总是用一个词汇或短语，若用得太多，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因此用词要多样化”[7]。在政论文翻译时译者要灵活处理重复的词汇或句式，使译文符合英文特点，更易于读者理解。
例：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译文： The world needs peace. The people want cooperation. Nations aspire for development. Society seeks progress. This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汉语重复使用“要”，译文却使用“need”，“want”，“aspire for”，和 “seek”四个近义词来处理，避免单调重复，符合英语词形变化的特点。
2 结语
【关键词】目的论视角下；英文歌曲；翻唱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在电影《珍珠港》中，雷夫与丹尼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二战初期，两人一起加入美国空军部队。受训期间，雷夫与军中护士伊芙琳迅速坠入爱河。此时，美军决定派出精英部队前往欧洲，抵抗_德国的侵略。雷夫自告奋勇前往参战，将伊芙琳托付给丹尼照顾。不久之后，欧洲传来噩耗，雷夫的飞机在空战中不幸被德军击落，生死未卜。伊芙琳与丹尼在相互勉励伤痛的过程中，萌生爱意。但在1941年12月7日，雷夫突然出现在伊芙琳与丹尼驻扎的珍珠港。正当三人不知如何面对这个难题时，日军也准备偷袭珍珠港。雷夫与丹尼这对好朋友和情敌只能将儿女私情暂时抛在一旁，共同为自由、正义而战。
There You'll Be作为《珍珠港》的主题曲，表达了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牺牲在战场之后对他无限的怀念以及永远的爱恋。
一、目的论在英文歌曲汉译中的体现
连贯原则又称篇内一致原则，歌者只有很好地理解译词，才能更好地演绎出来，只有当歌曲被听者理解，才能达到译者的目的，让歌曲传达的感情在歌者与听者之间流动。要达到连贯性，必须考虑接受者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
忠实原则即使目的语听众能产生与源语听众相同的感受。因此，译者在将英文歌词翻译成汉语时，不但要正确传递原文的意思更要使原作的字间之意、言外之情得到表达，令读者最大限度地获得原文的意境情趣。
原文：There You'11 Be
When I think back on these times， and the dreams we left behind
I'll be glad cause l was blessed to get， to have you inmy life
When I look back on these days， I'll look and see your face
You're right there for me
In my dreams I'll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ies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a place for you， for all my life
I'll keep a part of you with me
And everywhere I am there you'll be
Well，you showed me how it feels， to feel the sky Within my reach
And I always will remember all， the strength you gave to me
Your love made me make it through，oh，l owe so much to you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Cause I always saw in you my life， my strength
And l wanna thank you now for allthe ways，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 me
You were right there forme， oh， yeah
（歌词重复部分有删减）
译文一：有你相依
当我想起从前还有那些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
我很高兴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有你是多么幸运
当我回忆过去眼前就会浮现你的脸庞
你总会在那守候着我
在我的梦里我总是看见你驾着飞机直冲云霄
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我会珍藏对你的记忆
不论我到哪里你都会如影随形
你让我知道触摸到头顶的天空是什么感觉
我会永远记得你让我感觉到的精神力量
你的爱让我坚持到底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在你身上我能感到力量和生命的意义
我对你感激不尽
此译本将原歌词的意思、情感都翻译出来了。如“In mydreams I'll always see you soar above the skies”将其处理为“在我的梦里，我总是看见你驾着飞机直冲云霄”，电影中雷夫的飞机不幸被德军击落后，伊芙琳十分悲痛，但只能在梦中“看见你驾着飞机直冲云霄”。这一意象与原歌曲及电影相符，表现了女主角的悲痛之情。完美展现伊芙琳对雷夫的怀念以及爱恋。目的语读者在看到这段歌词翻译之后，也能像源语读者一样理解电影中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的深切哀思之情。
因此，不论是从连贯原则还是忠实原则，译文一都很好地表达了原歌词的情感以及意境。但是，若从“可唱性”看的话，译文则没有传达歌曲的音韵之美。译文若要达到“可唱性”这一目的，则需再现原作音美，甚至创造新的音美形式，调动读者的听觉想象，产生和原作品听众相同或相似的听觉效果。
译文二：排山倒海
以为断了这份爱就能笑着醒过来
太不明白你在我心中地位无可取代
我会等着你我会等着你
张惠妹翻唱的这首《排山倒海》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较为成功地复制了英文歌词和韵律之间的完美结合。从情感上看，《排山倒海》同样表达了原歌曲的情感基调。从意境上看，原作中的意象，如“face，dream， skies”等，都在中文歌词中找到了对应，“脸，梦，晴空”等。具体看来，“I'll be glad cause l Wasblessed to get，to have you in my life”，译为“你在我心中，地位无可取代”；“When I look back on these days，I'll look and seeyour life”译为“空缺永远都会在，只能想着你的脸”，均体现了伊芙琳想起过去和雷夫在一起的幸福，以及如今二人永世不得再见的痛苦。
此译文在某些地方并未完全忠实于原文，例如“之中谁来守护你寂寞的帆”，“情愿接受命运的无情试探，要像珍珠焕发全新的光彩”等，“”，“帆”，“珍珠”都是原歌词中从未出现的意象。但作为歌曲的翻译，此译文较好地传达了原歌曲的感情基调和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可唱性”这一目的原则，完美展现了原歌曲的音韵之美在目的语言中的传递，这是译文一无法做到的。
翻译文化信息等值理论及英汉互译
This paper use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fluencing equivalent translation,presents the difference in culture and thinking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language and expression,and discusses equivalence of cultural message in transl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不同语言是不同文化的载体,所以在商务英语的翻译,只有注重文化信息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传递,克服异国文化的障碍,做到文化信息的对等,才能准确的翻译传达信息。文章通过翻译理论分析影响等值翻译的文化差异,比较英汉文化思维差异及其在语言表达上的具体体现,探讨了对翻译文化信息等值理论的理解及其在英汉互译中的具体运用。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因此,商务英语翻译不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差异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商务英语的翻译。所以要使不同语言间顺利交流,必然需要解决的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间题、达到等值交流沟通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商务英语翻译的目的。
1. 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差异并存
商务英语的涵盖范围很广,根据应用的不同场合可以分成不同的语域,比如经贸英语、金融英语、经济学英语、会计英语、法律英语、广告英语等。每个语域又有不同的特点,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行业,团体,功能等因素而产生的各自的变体及其规律,运用的翻译方法也尽不同。此外,各种语言的组成特点、使用特点也有很大差异,如汉语的逻辑性往往是用合理地调整语序来反映,强调的是观点;而英语则注重结构形式,以紧凑的结构来体现思维的逻辑性。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传达信息而不是追求形式的对应。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语言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要想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翻译的人员既要熟悉专业知识和语言特点,又要注意文化信息的等值传递。因此,在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翻译人员不仅要遵照一定的国际商务英语翻译原则,还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兼顾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文化传统,注重文化信息的传递,在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克服文化信息的不对等对商务英语翻译效果的障碍影响,变文化差异为文化对等等值,在对等的基础上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灵活再现。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目的语中,对等的标准难以完全做到。
2. 文化差异影响商务英语翻译的几个因素
文化差异的原因还在于东西方民族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的不同。只有对文化差异做一定的了解,才能在中西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做到文化等值。
不同的文化导致对事物认识的差异
文化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导致中西双方对同一事物含义理解彻底颠倒。即中西文化中都有翻译物的实体,但由于汉英民族因所生活的地理位置、环境的不同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自然条件各异,所接触的客观事物也会在种类、数量、与人类的疏密关系等方面有所不同,由此而产生的情感色彩和文化内涵也必然各异,最终导致原语的实体却与译入语的实体意义有所出入或者彻底相反。如果直接按着字面意思翻译,则不仅会导致沟通困难,还会贻笑大方。但是,在实际商务英语翻译中这样的实例举不胜数。汉语中的龙是权威吉祥的神兽,而英语中的dragon虽也为似龙的动物,但却是指凶猛邪恶的怪兽。由此中国家的龙与西方的dragon虽然都存在于各自的语言体系中,显然不是同一物体。英语中tiger多指强悍威猛的动物,与我国的“龙”虽有相似,却也不完全相符。因此有人建议把“龙”翻译成“Long”则更为贴切。再如,金鸡牌曾在海外大遭贬低,而追其原因竟是因为“金鸡牌”被译成“Golden Cock”,而“Cock”词在英语中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官,还有谩骂人的意思。而当“金鸡牌”被译成“Golden Rooster”以后,其产品也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此外,“东风”在我国多带有春天温暖的含义,而英语中的“东风”则指的欧洲大陆北部而来的寒冷之气,而英语的“西风”则可为英吉利海峡带来春天,所有中国的“东风”与英国的“西风”实为一个概念。同样的道理,汉语的“红茶”在英语中翻译成“black tea”,汉语的“赤砂糖”译成“golden sugar”却被人广为接受。在英汉互译时,汉语的“爱人”经常被译为“lover”而招致误解,殊不知“lover”在英语中实指“情妇或者情妇”。东西方的酒文化也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中国盛产“白酒”,若按字面意思翻译成“white wine”则不正确。因为“white wine”在英语中的实体为白葡萄酒,由此和我国的白酒则相差十万八千里。
文化差异导致颜色词语用功能不同
众所周知,颜色是人类最基本的认筹之一,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各自的文化也为颜色赋予了不同的寓意,进而造成了颜色含义理解的偏差。举例说来,在中国红色代表喜庆、吉祥,蓝色代表清新、纯净,绿色代表生机或者狭隘,白色则为禁忌。而在西方国家,红色与血腥通常挂钩,蓝色则有忧郁的含义,绿色则为初出茅庐、没有经验的意思,白色则标志着纯净空灵,与婚姻、天堂等美好事物相连。
数字代表意义上的文化差异
在我国,“6”和“9”被赋予了吉祥好运、长久美满的美好寓意,在历朝历代、行行业也广泛应用,深受大家的喜爱。在古代,为了博得美好的彩头,皇帝统治者惯用带有数字9的日子来举办重要的仪式,下级则多用含有“jiu”音的语句来奉承上级,以便和“长久”的“久”取得关联。现代,我们仍保留了在带有9的日子里来举办婚礼、公司 开业等大事。带有数字9的电话号码、车票号码更是深受欢迎,经常被人高价争抢。数字“8”在中国也同样深受欢迎,是大吉大利的取向,只因其音和发财相似。而在西方国家,中国的“6”“8”“9”则无太多积极意义,像“666”这样在中国大吉大利的连体数字,在英国人看来竟然是魔鬼的象征。西方人多喜欢数字“7”,其所代表的含义与地位和中国的“8”很类似,代表着胜利、进去,正如着名的七喜商标则是采用的此数字命名(7-Up)。数字“3”童颜得到西方人的青睐,被灌于积极的含义。而数字“13”则被西方人认为是很不吉利的数字,这和圣经中的耶稣被他的第十三门徒出卖脱不了干系。即使在近代,西方人民仍旧忌讳数字“13”,甚至许多楼层、公交车编码不会设置此数字。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罕见或者根本不存在。由于地理、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语言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局限于原语与译入语在含义的不同,还有原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别罕见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例子也是较为常见的。如汉语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中的人物在英语中不存在,只能按着意译见此谚语翻译成“Two heads are betterthan one.”。再如,本论文由英语提供整理,提供论文,英语论文,论文,英语论文,留学生论文,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
大家所熟悉的美国运动系列商品Nike,此词取自希腊神话中胜利女神的芳名,有着胜利和吉祥的含义。而中国无此类人物,于是翻译人员模仿其音节,最终取“耐克”命名,既和原语音似,又给为此商标见了了坚牢耐用的形象。若只按着字面意思将“Nike”翻译成“耐姬”则不仅使得此词面目全非,也势必会影响此商品在中国的销售市场。
3. 实现商务英语翻译文化信息对等的方法
要做到文化等值,就必须对两种语言的文化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具体体现在译入语中寻找“对等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必须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对文化上的差异做些调整。对于汉英词语的指称意义翻译一般有四种方法,即直译法、意译法、音译法、音译和意译结合法。
直译是商务英语翻译甚至是任何翻译必要的首选的方法
直译法是我们常用的一种翻译方法,但不是所有的词句都适用此法,对词句入围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当译入语有多个同义词时,译者要慎重选择此法;当译入语可读可通、符合逻辑性时才可选用此法。需要强调的是直译不是硬译死译,只适合小部分词汇、语句的翻译。直译虽然适用范围小,但是可以有效的传达原语的文化,有助于我们了解源生原味的异域文化。如“darkhorse”直译成“黑马”,中国的传统招呼方式“吃了吗”的翻译“have you eaten”也得到了西方文化的认可。再如前文说到的“金鸡牌”若被直译成“golden cock”虽表面意思符合,但是“cock”一词多意且有着明显的污秽信息,所以在直译时需慎重考虑。
意译也是商务英语翻译时必不可少的
意译法是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是适用范围最为广泛的方法。因为文化差异,若直接将原语按着字面意思直译,则会受到译入语文化的限制,造成译入语不通顺或者不被接受。此情况下,只有舍弃字面意思,将原语的语义和特点带入译入语。前文介绍的许多例子用到的都是意译法,比如“7—UP”若直译成“七上”,则韵味全失,而参考商标“7—UP”的内涵译成“七喜”则不仅不失其韵味,还朗朗上口。再如汉语“龙”翻译为“Long”也是选用意译来传达中国的图腾。
音译法音译法是指用音位为单位,在保持译入语符合本地语言组成规则的基础上,将原语的发音直接引入到译入语中。音译法更多的被运用到外贸商品进出口的宣传上,比如美国的“Cocacola”。音译法的另一个应用较为广泛的领域即是外来词的引入,比如中国的功夫,则被译成“Kongfu”“,气功”为“Qigong”;英语的“sofa”音译成“沙发”,“poker”音译为“扑克”后,也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和使用。
音译和意译结合法
音译和意译结合是指在英译中既保留原文的发音又能体现原文的指称意义,以谐音又谐意的方式达到功能相似。如“Goldlion”译为“金利来”“,Fiyta”译作是“飞亚达”都是采用此法。
4.总结
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更多注重的是意达,这就要求译者选用适当的翻译方法,在客服异国文化障碍的前提下,保持文化信息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传递。
参考文献:
[1]_,郜丽娜.论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05).
[论文摘要]成语作为英汉语言的精华，带有浓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积淀，它的产生和使用在各自的文化中表现出各自的特色，成语翻译历来是翻译的难点。文章从英汉文化差异的视角，阐述文化差异对英汉成语翻译的影响，探讨如何灵活运用英汉成语翻译策略，以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
成语（set phrases）是习语（the idiomatic phrases）的一种，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使用过程中提炼出的语言结晶。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著名著作、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
进行英汉成语互译，要处理语言和文化的矛盾，不仅要译出原语成语的形象、喻义、修辞，也要译出其文化含义。如成语“守株待兔”，是中国的一个古代故事,若译为stand by a stump waiting for the appearance of a hare,会令人大惑不解。若译为stick to old practice and refuse to have a change 或是trust to chance and windfall，虽然其意表达出来了，但成语的文化特征已是荡然无存，因而也不可取。可见, 处理英汉成语互译的关键是运用文化差异的视角。
二、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那么作为语言的核心和精华的成语更是文化的结晶，集中的体现了各自文化的差异。英语和汉语作为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现的是两种完全迥异的文化。
文化的最早定义是来自英国人类文化学家泰勒，他下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通过比较，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四方面。
（一）地理环境文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中国属于典型的大陆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耕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土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显得至关重要，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和土地和农业生产相关的成语。如“挥金如土” “面如土色”“瓜田李下”等等。西方受海岛狭小范围的限制，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为了生存发展，航海业和渔业十分发达，英语中有很多关于船和水的成语，如plains ailing(一帆风顺)to go with the stream(随波逐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等等。
（二）风俗习惯文化
风俗习惯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在成语当中有较多的反映，特别是在动物形象上。龙在中西文化中代表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象征着吉利，汉语中与龙有关的成语一般都含褒义。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但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是一种长着翅膀，能够从口中喷火的怪物，令人感到恐怖。因此，在西方文化中，dragon通常是邪恶的代表，a dragon就常被用来形容飞扬跋扈、令人讨厌的人。
（三）文化
与有关的成语也大量地出现在英汉成语中。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佛教关的成语有很多，如“借花献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影响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在人们心中，god具有无上的法力。英语成语中有许多与god相关的成语。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人们诅咒一个人常说god damn you ,危险过后常说god bless you。
（四）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指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是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汉语的典故成语多出自《四书》、《五经》或神话传说，如“东施效颦”、“名落孙山”等。英语的典故成语多来自《圣经》，希腊罗马神话或《伊索寓言》等，如：achilles’ hell，a pandora’s box等。
三、英汉成语的翻译策略
一些翻译理论家，如兰博（lam bert）和雷恩（robins）认为：与其把翻译视为一种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不如把翻译看成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由此可见文化必须纳入到英汉成语翻译的研究范围，王佐良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人们全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成语翻译更应遵循这个原则。奈达说：“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鲁迅先生讲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为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就成语翻译而言，就是能直译的就直译，不能直译的就意译，尽可能在译文可读性和保留原语文化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确保在最大程度上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现给译文读者，达到“文化传真”的目标。实践当中，英汉成语翻译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一）直译法
直译法，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wall have ears（隔墙有耳）；竭泽而渔（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 fish）;前人栽树，后人乘凉（one generation plants the trees under whose trade another generation rests）。直译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原成语的比喻形象、民族色彩，可以丰富译语的词汇，使读者体验到一种新鲜感。
（二）直译加注法
有些成语，其历史典故文化比较浓厚，直译之外，还需加必要的注释。如a don juan 唐磺。 意为风流浪子。don juan是英国诗人拜伦作品中的人物，他是一个勇敢、风流的骑士。现在，他经常被用来指代具有这些品质的年轻人。这类成语如果不加解释地直译出来，译文读者一般很难理解其寓意。再如，汉语成语“班门弄斧”：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如在译文中不加后半部分解释语，只译lu ban,恐怕大部分英国读者不知道lu ban 为何许人，自然对这一成语的理解会产生疑惑。
（三）意译法
意译法指翻译时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达形式的方法。当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直译加注释过长，会破坏成语的简洁性和可读性时，就用意译法，灵活传达原意。如英语成语two friends are hand in glove with each other(亲同手足)， to snap and snarl at a kind-hearted man(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汉语成语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很多情况下在英语中难以用直译法体现，也常采用意译法，虽难以保全成语的文化特色和形象，却能简洁地反映出成语的喻意。如事实胜于雄辩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背黑锅hold the bag，汉语口语中“背黑锅”的说法意指某人干了坏事而责任却落在未干坏事的人身上。英语中把这种情况说成“捧着布袋子”（hold the bag），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人讲hold the bag既可能是同犯错误的人，也可能是没有牵连的人。
（四）直译加意译法
应注意到，直译和意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为保留原文形象，并使译文畅达，英汉成语可部分直译，部分意译。如成语“东施效颦”，如意译成dong shi, an ugly woman, knitting her eyebrows in imitation of the famous beauty xishi only to make herself uglier,英文读者会由于不知道西施是何许人而无法理解其含义。若采用直译加意译的方法，在上文之后加上意译“blind imitation with ludicrous effect”,其意便一目了然了。在英语中有这样一句成语“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在这句成语后面，译者会加上一句“even the wise are not always free from error”，正好对应了汉语成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五）回译法
有一小部分成语，本来自于源语，翻译时可采用源语的成语，如以眼还眼an eye for eye，鳄鱼的眼泪 crocodile’stears，武装到牙齿 armed to the teeth等。
四、结束语
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成语具有较大的文化信息负载量，是英汉民族语言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正如lotman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的。”在翻译成语时，关键是把握好汉语和英语各自的文化，运用文化差异的视角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恰当的译法，尽可能了解民族语言与文化，深刻理解成语本身的意义，才能使成语的翻译达到最高的境界。
[1] 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leiden; 1964
[2] peter newmark.翻译问题探讨[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3]包慧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金惠康，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5]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6]鲁迅，“题未定”草[a]，鲁迅杂文全集[c]，洛阳，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影响
一、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意义广泛的概念,它涉及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可以是抽象的,比如社会习俗、道德伦理等。文化也可以是具体的,比如人或物。翻译是帮助人们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一种活动。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一种语言”和“另外一种语言”都各自折射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把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的对比交融和信息转换的过程。因此,翻译不仅仅是翻译语言,也是翻译文化。由于任何一种语言都局限于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它们各自在其历史中形成了独有的表达方式。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和代表东方文化的汉语所承载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无疑是迥然相异的。这种文化差异必定会给翻译带来困难。而翻译的任务恰恰就是要尽可能地消除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下面笔者将从具体几个方面探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一)习语。习语通常包括成语、谚语、俗语以及典故等。由于地理、历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英汉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往往是翻译中的难点。为了形神兼备地传递其中的文化信息,为了能够反映其特有的文化特色,译者应当充分了解英汉习语中所含的文化内涵。英汉地域环境差异与习语表达方式密切相关。英国是一个岛国,航海业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以农业为主,人与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喻花钱大手大脚,英语是spend money like water,而汉语是“挥金如土”。英语中有许多关于船和水的习语,在汉语中没有完全相对应的习语,例如:to take the wind out of one’s sail(先发制人),all at sea(不知所措),between the devil and deep sea(进退两难);While it is fine weather mend your sail(未雨绸缪),等等。而汉语中就有许多与河流、土地和农业有关的习语如:过河拆桥、拔苗助长、五谷丰登、春华秋实等。
(二)动物词。汉语和英语中,有些动物词含义是相同或相近的,但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通常一种动物的概念相同而其文化内涵却有明显差异,甚至意义相反。动物词常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部分动物词具有不同的褒贬含义,因此在英汉两种语言翻译中应该注意到该词的文化内涵,避免出现歧义。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心理对不同的事物有着迥异的价值取向。对于动物所引起的词义联想及文化内涵是十分明显的。“龙”在英汉两种文化中意义完全不同。在中国,龙代表吉祥,神圣,权利。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与在中国享有的地位不同,在西方人看来,“dragon”是一种凶残的怪物,是“邪恶,不幸”的象征。与龙有关的词语都带有贬义色彩。如:the old dragon(魔鬼),dragon’s teeth(相互斗争的根源)。鉴于龙与dragon存在着文化信息上的差异,有些带有龙字的汉语不能译为dragon。如“望子成龙”就不能直接译成“to hope that one’s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而应意译为“to hope that one’s son will become somebody”。
(三)委婉语。委婉语是汉、英语言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同时也透射出、价值观念等的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在委婉语中有所反映。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委婉语的使用上也存在许多差异。生、老、病、死等禁忌事物,如果直接表达,给人的感觉是粗鄙、无礼;反之如果间接表达,就是委婉语,给人的印象是含蓄、有礼。在翻译时要注意。1、有关“死亡”的委婉语 。语言禁忌中关于死亡的委婉语大量存在。由于英汉文化背景不同,所反映出对死亡的说法存在很大差异。如:pass away(逝世),go to west(归西了),to be at peace(平静了),to end one’s days(终其天年),to run one’s race(寿终正寝),final sleep(最后一觉),to have found rest(得到安息),to go to heaven(进天堂),to be called to Cod(被召唤到上帝那))等。与之相对,汉语中有:“到极乐世界去了”,“谢世”,“不在了”,“走了”,“归天”,“长眠”,“与世长辞”。对特殊人物还有专门术语,如:和尚死了叫“圆寂”,皇帝死了叫“驾崩”,执行公务而死叫“殉职”,为正义而死叫“牺牲”等。
(四)数字词。数字是语言中的一个特殊领域,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数量或顺序的词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数字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各自语言中所包涵的文化传统、、以及对数字的感知取向不同,数字被赋予的文化涵义也不尽相同。笔者主要针对中西方对数字不同的传统观念、英汉语言中数字包含的内涵意义以及在英汉文学及生活中碰到的有关数字的翻译,来探讨由此而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数字文化。
在英汉数字习语中,数量词有实义和虚义之分。在翻译数字时,要根据实义和虚义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步登天。Reach the sky in one step.
Three removes are as a fire.搬家三次等于失火一遭。
结语:语言、文化、翻译三者的关系紧密相连。汉英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承载不同的文化内涵。翻译涉及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由文化差异造成的现象再所避免。翻译是文化交际的桥梁,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离不开翻译活动。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播,民族特色的集中体现。由于受到中西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译者在英汉互译过程中就要转换视角,对语言现象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剖析,才能领悟到文化负载的信息,依据语境正确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传达出原文的内容和神韵,使译文通顺流畅,符合译语读者的语言习惯。
要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译者要具备对两种文化的领悟、感应能力以及对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作为构筑文化交流桥梁的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做到既尊重别国文化,也尊重本国文化,在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有效的翻译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文化,也有助于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归化还原增色―减色 陌生化技巧
国内翻译界借用西方文论研究翻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已取得瞩目的成果，但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译界普遍认同归化还原增色―减色法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理论的适当运用，存在质疑。本文旨在对翻译研究中与陌生化理论的运用相关的某些误区和缺陷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陌生化技巧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限度。
一、翻译原则的演变――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
随着对翻译现象的探索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高度，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在内的一系列翻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人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忠实地直译”，尤其在涉及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于是，直译？还是意译？哪个更恰当便成了译界争论的焦点。
古今中外，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直译意译之争。但以往，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所谓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或意译(free translation)都是针对源语语言形式的处理方法。“直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与主要意义、符合恰当原则，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常规对应语”。“意译是为了不违反恰当原则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符合译入语规范的非常规对应语”。直译和意译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实际上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译的译文，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译的译文。当译者意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他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时，文化必将成为翻译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一旦文化被纳入现代翻译的视野中，直译意译之争就被归化和异化之争所取代。归化异化之争可以看作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和扩展。
旷日持久的归化异化之争随着新原则的不断提出，愈演愈烈。其中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影响颇大。其基本原理是：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因此，一首较平常的英语诗译成汉语后，往往要比原作更富于文采，这就是还原增色翻译；反之，汉英文学翻译可酌情采取还原减色翻译法。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技巧的运用，值得讨论。
二、“陌生化”理论的要义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而陌生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可以增加对艺术形式感觉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与“陌生化”话语相对的“自动化”话语，是指那些过分熟悉、已不再引起人们注意的语言。
陌生化与变形有联系，都是将习见的事物换一种样式呈现，以取得最佳艺术效应，但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意象的方式。通过变形，作家往往能获得独创性的形象。如果说变形着重于“改变”事物常形来创造的话，陌生化则倾向于不用习见的“称谓”来描写事物，而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体描写出来，以产生一种奇特的新鲜感。例如，“柱子上挂着一个挂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称谓”写法，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可《红楼梦》以从未见过挂钟的农村老妪刘姥姥的陌生眼光来写王熙凤堂屋里的挂钟，收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的心理基础是作家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感觉，而以事物给人的第一刺激反应作为构思方式，所以它能激发读者的新奇感。
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陌生化”理论重视接受者与表现客体之间的“距离”。什克洛夫斯基曾以列・托尔斯泰的创作为例揭示“距离”的审美意义。他认为，托尔斯泰最常用的手法，是他对事物视而不见，“像初次见到那样来描写事物，”其目的是给人一种“距离”感，使读者感受作家描写的新奇。欣赏者的新奇感是需要“距离”的，习见的东西不美，是因为“距离”太近或消失了“距离”。对于欣赏者来说，有些东西看似平淡，有时
也能在偶然之间给人以新鲜感，因为人们暂时脱开生活实用的约束，把它放在适当的“距离”上去观赏的缘故。
三、“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是在原作所指向的艺术空间里创新。对于注重形式的译者来说，再现原作的“陌生化”的修辞手法，可保存原作异常的写作手法。而翻译修辞的出奇出新与“陌生化”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使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业已丧失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正是译者的再创造。例如上文译例中出现的“黑太阳”、“黑色的玫瑰”。“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可使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形式保持一定“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我们认为，“陌生化”手法移用于文学翻译，恰好是译者的再创造。
既然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那么距离于翻译的意义何在呢？文学翻译需要“距离”，译者只有同原作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克服原作的“抗译性”，发挥创造性。我国传统译论讲究“神似”，是针对“抗译性”（或称为“不可译性”）采取的对策。“神似”是一种再创造。对付“不可译”，只好再创造。“神似”需要“距离”。“神似说”承认“距离”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意义。“距离”说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
在文学翻译中，“形”与“神”难以兼得。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形”与“神”很难掌握平衡。实际上，文学翻译是“有得有失，以得补失。”而“距离”的审美意义由此可见。
那么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到底有无产生间离效果？能否算是对陌生化技巧的应用呢？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译语异化才是“陌生”的。其实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译者把异国的东西照搬过来确实可给人以“奇异”感受，如将“Among the blind，one-eyed is king.”译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为王”，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样极度归化的陈词滥调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译语的异化无疑会造成浓重的翻译腔，读者在看厌了翻译腔浓重的译文之后，偶见带有汉文化色彩的巧妙译作(即运用了归化还原增色法的译文)，同样会得到新奇的感受。同理，汉译英的“归化还原减色”同样可以说是“陌生化”的应用。
在当今学术界，人们普遍认同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或承认它包含有许多艺术因素，至少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二度创作。文学翻译既是艺术，就摆脱不了艺术的规律。由于“距离”的存在，译文，哪怕是最忠实的直译，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形。中国传统译论追求这种变形尽可能地小，但敢于创新的译者以“距离”为美，其译作往往发生更大程度的“变形”，以致于使人感到陌生或惊奇。事实上真正艺术化的译作，无不是陌生的、奇特的，与原作有一定距离的，因而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不很忠实的。
文学翻译虽是“再创造”，但译者的“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者在运用“陌生化”手法时，须考虑译文与原作的整体和谐性，细部的背离应置于整体的把握之中，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须把握“陌生化”的度，归化过甚（淡化过甚），易于淹没原作的间离效果；异化过甚（增色过甚），则会失去读者。
对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来说，陌生化是一种新的境界。我们提倡文学翻译的“陌生化”是为了探索翻译的艺术手法，更新文学翻译的观念。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喜新。“距离”是一种审美现象。“距离”使得文学翻译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距离”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传统译论忽视“距离”的存在，过于强调“忠实性”，容易把译者意识统治得太死，在方法论上容易单一化。而由“距离”产生的“陌生化”，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不断探索翻译艺术新的表现手法。
［1］Gentzler，Edw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Heller，［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5.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文学形象；翻译；叙事学；语用学
译文：ButcherH,,saying,__
“I,”saidFanJin,“Whenitisspent,Iwillaskyouformore.”
ButcherH,(杨宪益，戴乃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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