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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裁判认为：双方所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第六条虽只约定对承包人延误工期进行处罚，对发包人延误工期可顺延工期，但对是否赔偿并不明确；该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十二条约定，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的，不仅需顺延工期，而且还需赔偿承包人由此造成的损失。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由发包人承担延误工期损失，具有合同根据。
同时，根据建设工程合同“通用条款”第十三条及第三十六条，双方虽对工期顺延及索赔程序进行了约定，但并未明确承包人未提出工期顺延或未按约定程序索赔或不及时索赔的法律后果。据此，某投资公司认为某建筑公司在工程交工后予以索赔不应支持的合同根据不足，不予采信。
案号：(2014)民一终字第3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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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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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裁判认为：合同工期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和实际施工能力，经过协商约定的完成某项建设工程所需要的时间周期，合同当事人应当对建设工程的工期作出明确的要求。合法有效的默认须有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或法律规定。案涉合同约定的工期中并未说明包含冬歇期。根据青海省冬季施工情况，因需面临无法施工的客观条件限制，确存在冬歇期。
《西宁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2014年冬季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和《西宁市城乡规划和建设局关于2015年冬季建筑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指令冬季停工时间，经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监理单位、某冶金建设公司三方协商，确定两次停工累计200天，应自约定工期中予以扣减。
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372号
生效裁判认为：某铁路公司未按照《施工协议》的约定限期完成S2（S2塔楼位置除外）地下室结构封顶部分施工，但双方签订的《施工补充协议》已明确约定：“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工程延期，双方都不再追究本协议签订之前的工期。”根据（原）《_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现参见《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因双方已就《施工补充协议》签订前的延误工期问题达成合意，某置业公司无权追究铁路公司在该期间的工期延误责任。
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1156号
生效裁判认为：由于案涉专业分包单位系由某文化传播公司指定，虽然某核工业建设公司与指定分包人签订专业分包合同，但分包合同实质内容系由该文化传播公司确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其对于分包单位工期延误亦存在过错，并根据各方过错程度酌定该核工业建设公司对工期延误承担60%主要责任，即承担工期延误500天的违约责任，该文化传播公司承担剩余4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1241号
生效裁判认为：虽然《总包合同》约定总承包方应在导致损失或支出的事故发生后28天内提出工期索赔申请，并提供工期索赔资料。但双方于2009年9月15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某地产公司、某建筑公司须承担因各自原因造成工期延误的责任。
因此，即使该建筑公司此前未按《总包合同》约定的时间和程序提出索赔申请，但双方此后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明确了双方应承担因各自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责任，故该建筑公司仍可据此请求该地产公司承担相应的工期延误责任。
案号：(2017)最高法民终402号
生效裁判认为：超合同工期的原因有工程量增加、交地延迟、拆迁补偿等原因导致的村民阻工、洪水灾害、设计变更以及施工作业面复杂等多种因素，同时也有承包人施工组织不合理、措施不科学、擅自停工等原因。且由于双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事实存在交叉，不能区分各自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具体时间段。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根据已经认定的各自原因导致延误工期的时间，认定发包人承担主要责任，某建筑劳务公司承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
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912号
生效裁判认为：某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以抵扣方式一次性向业主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1707134元，有购房合同、交房结算单、延期交房违约金支付单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能够形成证据链条，证明置业公司因迟延交付房屋给5#、6#楼业主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事实，且该部分支付证明均形成于2016年底前后，即某建设公司撤场之后不久，对该部分损失一审判决未予确认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根据案涉合同有关因承包人原因导致工期拖延，承包人一并承担“不超过合同总造价的百分之一”的违约金和“因工期延误给发包人造成的相关损失”之约定，该建设公司亦应承担因其迟延交房给该置业公司造成的上述损失。
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375号
生效裁判认为：案涉《桩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竣工退场日期为2015年5月30日，由于施工质量问题，案涉桩基工程至2016年6月15日才补桩完成，逾期380天。但某房地产公司主张工程逾期210天，本院予以确认。按照合同约定，工期延误违约金应计算为元（31317519元׉/天×210天）。因《桩基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该违约金条款不能当然被采纳。但因某建设公司施工质量存在问题，导致案涉工程工期延误并造成损失，该建设公司应向该房地产公司支付适当的工期延误损失。
由于该房地产公司在该建设公司开始施工时未取得施工许可证，对案涉工程肢解发包，存在过错，本院参照工期延误违约金的数额，酌定该建设公司、房地产公司各承担百分之五十的工期延误损失责任，故，该建设公司应向该房地产公司支付工期延误损失元。
案号：(2019)最高法民终589号
生效裁判认为：某冶金建设公司、某环保科技公司均认可实际交工日期晚于合同约定的交工日期。一审中，两公司提交的工作联系单、会议纪要等证据，可以证明造成案涉工程工期延误既有冶金建设公司的原因，也有环保科技公司的原因。
环保科技公司提交的施工进度表、会议纪要、工程联系单等证据，无法证明仅因冶金建设公司导致的工期延误的具体天数，其主张冶金建设公司支付317天工期延误导致的违约金和管理费，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案号：(2021)最高法民终750号
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某水电开发公司原因造成某建设公司工期延误损失，不属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权利行使范围，故该建设公司主张将工期延误损失确认为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于法无据。
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455号
生效裁判认为：在2011年3月初，某建筑公司就施工中的问题向某置业公司发函反映，但该置业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问题解决的时间。在施工过程中，该建筑公司就该置业公司指定材料、品牌、型号、施工工艺、分包工程配合等问题向该置业公司发函，但置业公司未及时答复，拖延的时间从几十天到167天不等。在2011年3月至2013年10月，该建筑公司多次发函要求置业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进度款。
某置业公司对施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不及时解决，是造成工期延误的主要原因，即使因工期延误导致其对商品房购房人支付违约金、增加的监理费等损失，亦应由其自行承担。
案号：(2018)最高法民终857号
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施工总包合同》约定，上述两项工程系甲指分包工程，某建筑公司对两项工程负有管理义务。原审中，某商业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建筑公司未尽到管理义务。根据上述建筑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对于非因建筑公司原因导致《承诺书》项下工程未按时完工的，该建筑公司不承担责任。
原审判决基于该商业公司与甲指分包单位存在纠纷、该商业公司未按时支付工程进度款以及更换分包单位且更换分包单位的竣工资料直至2018年9月10日才移交该建筑公司等情形，认定《承诺书》项下工程未按时完工并非该建筑公司原因所致，该建筑公司不应承担该商业公司所主张的工期逾期违约责任，并无不当。
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364号
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双方《意向协议》的约定，某建设公司是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但同时约定，某房产公司另自行分包土方、幕墙、消防、通风空调、防火卷帘等部分工程，由该房产公司、该建设公司与分包工程的承包人共同签订合同，该房产公司为此支付给该建设公司分包工程合同总价2%的总包服务费。
2011年期间，该房产公司作为发包方、该建设公司作为总承包方就部分分包工程与多家分包单位签订《施工分包协议》，约定发包方另行确定分包单位，纳入总承包管理范围。
发包方与分包方约定工程造价计算规则，工程款也由发包方直接支付指定分包方。总承包方主要负责审查分包方的安全生产资格、审批施工方案、协调工序安排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督、指导和检查工作。对于因分包工程延误造成涉案工程不能按期验收的责任承担问题，双方未有明确约定。
但从该房产公司直接指定分包单位，该建设公司负有约定的管理义务并收取部分总包服务费的模式来看，该房产公司应对分包工程的工期延误承担主要责任，该建设公司亦应承担一定责任。
案号：(2015)民一终字第104号
生效裁判认为：双方之间的《工程承包合同》中并未约定提供施工设计图纸系承包人某建设公司的义务，且从某建设公司提交的有监理及发包人代表签字的报告单等证据来看，案涉工程存在初步设计与实际施工情况差异较大、装机容量增加、业主资金不到位等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且监理对某建设公司关于工期延期时长及损失赔偿的报告单进行了确认，由此可见工期延误并非该建设公司的原因造成。某水电开发公司要求该建设公司承担工期延误的违约责任，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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