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怎么写范文(汇总4篇)

社会评论怎么写范文 第1篇

关键词：审美艺术批评诗化批评审美品格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以及注重审美艺术的批评是三种主要的批评模式。其中社会学批评占主导地位且贯穿始终，它强调文学与社会活动的关系，认为文学再现生活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下形成，因而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功用和历史意义；文化学批评则侧重于探询这一时代文学现象中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构成与表现，极力展示文学现象中的地域文化特征及其意象与故事的文化原型，与社会学批评一样，也是一种从外部研究文学的批评；而审美艺术批评则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尊重艺术感受和审美经验，显示出纯正的审美艺术情趣——一方面，它继承了以中国古代诗话、词话为代表的依赖主观直觉的传统印象式批评方式，同时它还吸纳、内化了西方现代文学批评观念，在中西合璧的基础上创造出既具有民族文论底蕴又含纳现代意识的独特批评模式——在文学因审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学化，并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日渐疏远的现代文学史上，审美艺术批评以其对批评审美纬度的自觉维护，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批评模式，并将其融入到现代批评范式的建设之中，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因此，对审美艺术批评进行深入的理顺和廓清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同时可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镜鉴。

由于批评界始终未能给予审美艺术批评以清晰的、统一的界定，而审美批评这一概念又过于宏疏，因此笔者试图用“诗化批评”这个概念来命名。如何理解“诗化”呢?它意指一种具有强烈的诗情诗性的批评方式。如果说，一切诗的热情都必然被理性所穿越，必然积淀着诗人对世界的理解的话，那么，审美艺术批评显然开始于诗的热情，也伴随着诗的热情。从诗的运作方式来说，诗本身就是瞬间的直觉和印象，这与审美批评对文本的切入方式相贴近：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抒情美。这与审美艺术批评优美的随笔文体相吻合；而诗常用的赋、比、兴等修辞手法在审美艺术批评中随处可见。因此，“诗化”是审美艺术批评所具备的区别与其他批评模式的杨心质素，用诗化批评来命名审美艺术批评模式，是具有切实的理论可行性和创新意义的。那么，诗化批评究竟该如何界定呢?它具有哪些独特的审美品格呢?

所谓诗化批评，是指区别与社会学批评和文化学批评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它站在尊重艺术规律和审美感受的立场上，以个人的瞬间直觉和印象为切入点，注重个人的主观批评，采用语言优美的随笔式文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批评发端于周作人，中经沈从文、梁宗岱等人承续，在李健吾手里成熟，并在唐湜的批评中发扬光大。本文拟从文学批评的立场、在文本中的切入点、批评文体及语言四个方面进行界定，并探讨其审美品格。

一、从批评的立场看，不同于社会历史学批评注重发掘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及政治内涵以满足自己的期待心理，从而达到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亦不同于文化批评注重研究人类文化问题在文学领域的现状，追求文化理论的文学例证化；诗化批评从个人的审美感受出发，倚赖自我的艺术感受、审美经验，反对以先验的理论和凝固的标准来剪裁文学。诗化批评不是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肢解，也不是蛀虫式的文字考据和索引，更不是套用空洞的理论或外在政治观念将其作为相互攻讦的工具，而是全身心投入作品，以自我的存在去感悟、拥抱另一个存在尽量去体验作品的艺术世界以及支持这艺术世界的作家心灵世界。

社会评论怎么写范文 第2篇

舆情评论，是舆情研究和新闻评论的某种结合，它的诞生与发展和舆情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日益深刻的影响密切相关。舆情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织的总和。①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舆情呈现中找出民意焦点诉求，将多元化的个体性智慧更好地筛选、收集，形成合力并为政府施政提供借鉴，则是舆情研究的关键。

舆情评论的选题

在以上主要选题标准下，“麦牙堂”的选题类型可总结为新闻事件、公共话题、热点现象三种。

新闻事件，指已经成为新闻的事件，即当前社会中已经被各种媒体报道或传播的新近发生的事实。往往由连续的单个新闻事件组成，通过连续的、立体化的事件性新闻还原事件的整体面貌和来龙去脉，展现社会事件的真实状态和矛盾构成。②这一类型在“麦牙堂”专栏中最为常见。如《地方民意缺席，暗合公众偏见》，以深圳公务员上街为市民擦鞋引发的一系列新闻事件为案例，包括该志愿活动中刻意强调公务员身份的诸多细节、深圳方面对舆情反应的后续回应、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缺乏客观调查和现场还原等，从中梳理如何疏导舆情的智慧。

公共话题，是指一定范围内为人们所广泛知晓、关注和热议，并与社会公众利益紧密相关的话题。对公共话题的评点较为强调舆论传播研究。《舆论喧嚣后的一场“误伤”》围绕“房婶”这一话题，通过对身处舆论场中的政府、媒体、房婶个人、普通公众各方的舆情表态、心理、利益诉求的分析，系统阐释“房婶”这一话题如何得以构建，以从中找到舆情疏导的突破口。

舆情评论的论证方式

所谓论证就是把材料和观点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说理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分析问题的过程。论证是新闻评论写作的重要环节之一，评论如何展开，论点如何得到阐释，文章结构如何安排，如何把自己的观点论述得无懈可击、令人信服，都要靠严密充分的论证来实现。④

“麦牙堂”评论的论证方式较为灵活。常见的两种论证方式，一是遵循“舆情整体趋势及其热议焦点、原因分析、处置建议”的论证方式，二是针对某一问题直接亮出观点，继而用材料层层加以证明的论证方式。前者的逻辑是从事实的呈现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后者则是“说服”的理念——“我这样说是对的，我拿证据来说服你。”文无定法，无论选择何种论证方式，关于舆情的整体态势的研判、舆情关注焦点、影响舆情走势的原因、舆情建设的建议等几大核心问题都会融合其中，这是“麦牙堂”舆情评论的主要论证逻辑。

其论证严密性则主要体现在：

围绕一个中心，聚焦论证。《用工荒中应有不慌智慧》，集中论证广东面对用工荒难题，如何做到“不慌”——媒体、政府应有效引导舆论，疏导舆情；《科学决策需要听取民意更要争取民意》，集中论证公共决策中如何在听取民意的基础上争取民意，论证争取民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媒体舆论未成合力，供暖议题难产智慧》，直指媒体未能充分发挥“社会协调者”功能，致使“议题”缺乏黏性与合力，难以产生公共智慧。

社会评论怎么写范文 第3篇

这印象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界批评和研究同时代作家作品，在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达到了两个小高潮，此前此后都不曾有过。

这里仅以上述两个时期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与研究为例，但暂且不展开介绍具体的批评与研究论著，而仅限于当时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读解这部作品的一般态度和方法――他们的批评与研究成果与读解作家作品的一般态度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模糊印象”。

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涌现了不少对《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的精辟论著。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卷》（1979年4月印刷，内部参考用书），西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评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1版），孟广来、牛运清先生合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就是很好的见证。还有不少专著没有收入上述三本评论资料集，如周天先生《小说第一部》（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12月1版）、阎纲先生《与小说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刘建军、蒙万夫、张长仓先生合著《论柳青的艺术观》（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1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大写的人》（1982年12月1版）、徐文斗、孔范今先生合著《柳青创作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1版）、蒙万夫先生等著《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1版）、周天先生《论的艺术构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1版）。其他单篇论更多。上述这些围绕《创业史》的论著，时隔五十和三十多年之后读来，还感到不无启迪。

我不想造成误会，说上述两个时段是柳青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黄金年代。我不敢做这种大判断。那两个时段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整体状况的混乱与严峻是无需多说的。我只想强调，在上述两个时段，尽管外部环境混论而严峻，尽管现在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批评家不太容易体会当时整个社会思想的禁锢，但当时的批评家和研究者们对当下文学投入的精力和热情，尤其在研读具体作品时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细致入微的方法，朴实贴切的语言，相互论难的坦诚，和与之相应的专业水准，以及这一切所显示的那一代学者评论家们对我国文学事业由衷的喜爱和关切，着实令人不胜神往之至。

也许，这跟那两个历史时段政治上一度出现的相对宽松、思想文化领域虽然经过多次严酷风暴但仍然葆有去“古”未远并且对将来亦然寄予厚望的健朗质朴之风有关，也许那时候可谈论的精品力作不多，评论和研究的大量资源集中投放于少数作家作品，容易出F精耕细作的局面。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从“五四”到1940年代末，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批评家，但长篇小说研究与批评领域并没有出现这种批评氛围。1980年代中晚期“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来，评论界像前辈们当年那样以“搏虎之力”钻研某一部作品，始终将共同关心的问题本身置于眉睫之前，悃衔藁地表述各自的见解，开诚布公地交流彼此的观点的景象也日益罕见了。个别优秀论著不是没有，尤其对相关的文学史实的考证，因为时代关系，更有不少突破性的收获，但这一切暂时还很难形成气候，譬如可以让类似当年山东大学或西北大学中文系那样的学术机构再编出一部类似《评论集》那样高水平的单本小说评论集。1990年代以来，天津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等推出过不少新时期以来涌现的重要作家的评论和研究资料，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用心且颇见才识之作，但整体气象还是良莠不齐、功力不足、公心不够。

长篇小说研究更是如此。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人们研究一部成熟的长篇所持的标准十分清晰，就是看它的立意是否高远，主题是否深刻，信息量和整体气势是否巨大，反映社会生活达到了怎样程度的真实性，结构布局是否巧妙缜密，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饱满，细节和场面描写是否到位，语言是否鲜活、丰富、精准并富有创造性。因为批评的标准十分清晰，就很难掺假，很难将廉价的褒词送给明显粗糙单薄虚假幼稚的作品。这是那两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所显示的一般态度与方法，至于在这过程中产生的“现实主义”“写真实”“人民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思维”“人物性格”“典型”“介入生活”“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现代派”“意识流”“人道主义”“异化”“主体性”“小说叙事模式和语言变革”等文学观念层面的思考，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命题，至今还无法绕过。

磨刀石和锋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长篇小说批评标准清晰稳定，一方面源于批评家们的文学修养与敬业精神，同时也因为有了《创业史》等作品的砥砺，批评标准才一再获得来自作品的验证与矫正，益发可以落到实处。在围绕柳青《创业史》的批评与创作的良性互动中，涌现出张钟、严家炎、何西来（当时笔名何文轩）、杜书瀛、李子云、阎纲、张炯、黄曼君、余恕诚、陈辽、吴中杰、孔范今、徐文斗、蔡葵、卜林非、蒙万夫等一大批关注当代文学发展的优秀学者和批评家，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后来继续研究当代以至现代中国文学，有的转向古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都成果斐然，成为一代名家。这跟他们当初深入热忱地研读像《创业史》这样带着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造体温的杰作时所获得的文学体验是分不开的。对文学学科的学者来说，有没有这种体验大不一样。

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文艺理论越来越深奥，我们的文学观念越来越翻空出奇，我们的批评话语越来越花样百出，而我们对一部长篇小说的评价标准也越来越模糊。我们似乎总喜欢绕开上述清晰的评价标准，不屑再去谈论长篇小说的立意、主题、气势、信息量、真实性、结构布局、人物形象、细节和场面描写、语言包括作家的生活积累与艺术修养等基本问题，而喜欢另外借来或者制造出许多高深莫测的话题和同样高深莫测的理论话语。因为高深莫测，就不难为所欲为，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吹捧任何一部作品，最终导致批评生态急剧败坏。何以至此？我觉得不妨深思，再深思。

社会评论怎么写范文 第4篇

社会公德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遵守的基本道德，如尊老爱幼，遵守交通秩序，爱护环境，礼貌待人，言谈举止文明……但有些人却损人利己，乱仍垃圾，乱写乱画，在居民区里大声放音响……

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姥姥家，看见一辆车来了，车刚停，門刚开，就有许多人争着要上，我和妈妈好不容易挤上了车，看见有座，我和妈妈就坐下了，车开了一站，只见上来一位，腿脚不便，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时，那位老人看看没座，就扶着座椅把站在我近旁。我想：这位老人腿脚不方便，应该把座位让给他。于是，我对那位老人说：“老爷爷，您坐我的位置吧。”老爷爷说：“没关系，我过说：“您是老人，腿脚又不方便，还是来坐会儿吧。”那位老爷爷要过来，可是腿脚又不灵便，走一两站就下了！”走几步就得停一停，我连忙扶着他到我的座位上坐下。

老爷爷坐下之后，对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现在像你这样的人真是太少啦！”“没什么，没什么，尊敬老人，帮助别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我说。

从那天起，我才知道帮助别人之后是多么的快乐，知道了那些帮助别人的人在帮助过别人后心里有什么滋味。仅仅是那样一件给老人让座的事，却使我明白了许多许多。

为了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那就先从小事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