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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日社会老龄化现象
【摘 要】世界老龄化问题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显而易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是现在及今后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会并且已经给人类社会生活造成深刻影响，同时也成了世界各国的重要问题之一。
【关键词】中国;日本;老龄化现象;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作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主要发展特征之一，在全世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先进国家来看，7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首先成为人口零增长国家，步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从1994年开始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也成为了世界老龄化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我国也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的征兆。
一、中日社会老龄化现状
步行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老年人的身影。日本已成为了老龄化现象非常明显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超过20%，也就是说，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根据5月29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版老龄化社会白皮书》，至10月为止，日本的总人口达到了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大约174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而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822万人，占总人口的。老龄化比率比去年增长了1%，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白皮书中也同时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日本后期高龄者将会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比率甚至可能上升到。
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到6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出生率非常高，除1960和1961年外，每年的出生率都达到30%以上，因为长期持续的高出生率，儿童人口的比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减少，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年龄人口类型是年轻型。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1975年开始到1990年为止，人口出生率剧减到以下。儿童的比重明显下降，成年人口的比重则大幅增加，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开始从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9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实施，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同时，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提高，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也快速发展，导致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普遍上升，平均寿命达到了70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亿，占总人口的。中国的人口年龄构成已经向老年型转变，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老龄化的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并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人口老龄化改变了抚养比率。从我国情况来看，1990年，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个老年人，到20，抚养的老年人口变为人，预计到2025年，会变为人，2050年，甚至会达到人。而同样的在日本，到2025年，每个劳动人口将要抚养一位老年人。而且，看护老人也将成为一个问题，例如，谁来抚养老人。从日本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8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孩子接近60岁，孙子接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同时老去，该由谁来看护老人呢。也就是说，看护者自己也将面临老年问题。
第二，人口老龄化会减缓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个重要因素，即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老年人口变得越来越多，劳动人口就会减少，养老负担也会日益加重，如此下去一定会引起生产资金的减少，因此，极可能会延缓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老年人还在工作的话，年轻人的就职机会就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也会变的越来越严重。
第三，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也会增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化，各方面的费用也会上升，给各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带来巨大的压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今后如何养老，如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日益加重的问题。
第四，人口老龄化会逐渐改变现有的产业构造。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儿童的不断下降，年龄构造上的变化会引起消费需求构造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老年人口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社会就必须提供老年用品。于此同时，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习惯，接受新商品、新服务的能力较低，就会给新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开拓带来极大的困难。
三、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知晓其原因。通常与老龄化一起出现的词语还有少子化。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老龄化才变的越来越明显。不难理解死亡率的下滑是因为医疗技术的发展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少子化是为什么呢。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女性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等都深受其影响。男女平等的观念、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等都给予女性认识理解社会的机会。但是，世界仍然是男性主宰的世界。女性为了获得跟男性同样的成绩，就要必须付出几倍的努力，如果生孩子、休产假的话，就很可能与外界隔离，还有可能连原来的工作位置也不在了。不想要孩子的女性开始增多，另外孩子的抚养费用越来越高。因此，首先要完善改革社会部保障体系。调和各方面矛盾，为了不给现在的年轻人增加多余的负担，也为了现在的老年人和将来的老年人可以安度晚年，更应当加快改革。
其次，必须从政策方面来考虑。在了解其原因和影响之深远的基础之上，找到有用的方法。这正是身为政府应该做的事，应该将民众意识往积极正确的方向引导。同时，在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上呼吁正视老龄化问题，听取民众意见，唤起民众的积极性。增加国库投入，延迟老年人退休，导入继续雇佣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也日渐浮出水面，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中日两国虽然在人口、政策、经济、文化、传统等方面有很多不同，但是各国应基于本国的基本国情，政府与民众、企业一起协力合作来谋求其根本方法。
耸立的楼群和大厦，川流不息的奔驰和宝马，忙碌的道和行人，充满灰尘的天空和阳光……
都市人高高的天桥上，忙碌地赶往工作地点。每天，，生活就应该像，走到哪里，忙碌的身影都对的不屑一顾，不也并在高高的天桥下面是些人：卷着铺盖的民工……
从四面八方的穷乡村到城市寻求苦力活的民工，每天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天桥下面。劳累了的，总会里铺一张席子，睡，这里才是的安居之所，这里才是的世界。是的，在无亲无故得城市，是贫苦的劳动人。没钱，却在用结实的身躯努力去挣钱。摆脱贫穷，家里年迈的母亲和还在读书的孩子，也等待好日子来，等待可爱得阳光能够照射到贫困的角落里来。
是的，在等待。建筑工，炽热的阳光下，黝黑的肩膀上，扛着一袋袋晒的滚烫的水泥地搬运着。高级白领的丰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奢望过，也不那到底是一中怎样的生活。但等待的理想。理想的，又仅等待，还在拼搏，在用劳累的肩膀努力地生活的机会。
年初时，CCTV-1曾经播放了《民工》这部电视剧。看了以后，我感慨良久。剧片生动地再现了民工生活的艰难。世代都在外打工却转变生活状况，但依然着那分，等待。同于“养羊，娶媳妇，生孩子，再养羊”的牧羊人，安于现状，努力拼搏中等待阳关普照。
曾经见到过在外打工的民工，也听到过民工的故事，在城市中受着冷漠的眼神和歧视。但每年的打工潮开始时，仍然背起沉重的包袱踏上艰难的旅途。抱怨社会的不公，对未来抱有希望，可爱，另人敬佩的执着的等待啊!
农民工，上帝给与生俱来的财富，但却阻止对幸福的，对阳光的等待。为民工们执着的等待，我敬佩，永远赞扬!
abstract: mobile news has been a market favor recently. mobile operators, services providers and content providers are all entering the market for easy share. in comparison with marketing enthusiasm, coolness of the academia is a little outdated. market reports include nothing but customers’ income and cpi while papers are talking about complaints on tech-inadequacy made years ago. mobile news catches their eyes only for it is commodity and servi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side of coin is overrated while the other under. mobile news is more of a piece of text to be consumed meaningfully than a commodity for sale. to spotlight the whole research, this paper introduces “agenda-melding” theory, which derives from “agenda-setting” theory but inherits mor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it believes that media use helps people meld their agendas with that of groups. then it comes up with several research questions, that is, what people get out of reading mobile news, which group they meld with through mobile news reading and what separate mobile news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edia and if there is an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after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 total number of 19, the result and analysis part starts with peoples’ perception of mobile news. people like its concise and precise text and get accustomed to a habit of passive and asynchronous reading. in other words, people research on interested topic of mobile news and join public discussions so as to be part of topic community, which bring sense of togetherness. media functions as skin, helping individuals to sense the environment and holding them from dilapidation. however, this i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find that on mobile news.
key words: mobile news/mobile newspaper/mobile paper; agenda-melding; topic community; social interaction
一、手机报的定义、要素及 发展
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上统计，目前手机报的付费用户已经超过四千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8%(china mobile,2008)，它惊人的市场扩散已经吸引了业界和学界的双重关注。在手机报带来巨大市场收益的同时，对它的研究却稍显单调。本文通过对现有手机报研究 文献 的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业界集中分析着手机报的市场扩散，而学界多从内容产业链，技术更新，盈利模式三个方面切入，无论是前者强调的用户对手机报的采用（adoption），还是后者站在传者（sender）角度进行考察，都只注意到手机报的商品（commodity）和服务（service）属性。与此同时，外文文献则局限于手机制式的不同，或因年代久远，并没有真正考察到中国手机报的近期使用情况。
也正因为如此，本文针对手机报的文本属性展开了研究，作为待消化吸收的文本（text），手机报兼具报纸信息全面和手机便携、可移动实时接收新闻的优势。读者对手机报内容的内化和消费、手机报在读者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手机报区别于其他媒体、让读者对它青睐有加的原因等都成为了本文本次研究的着力点。
中国大陆手机报始于2003年7月18日北京好易时空公司和中国妇女报联合推出的《中国妇女报•彩信版》，它采用包月订购的方式，每月费用20元（陆云红，2005），年费为240元，比纸版《中国妇女报》高出53元，这样的手机报纸当时是仅面对小众推出的，但时隔5年，手机报已在各运营商的年度财报中成为“广受瞩目”和“发展迅速”的业务：据中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2008年的中期报告显示，手机报付费用户超过4024万户（china mobile，2008）比07年同期增长了168%。在中国手机用户达亿之际(china mobile,2008)，除去数量庞大的体验用户群体，即以套餐的形式接收手机报的读者，如中国移动的“动感地带”和北京联通的“新势力”用户，尽管市场渗透率还不是所有手机业务中最高的，但手机报的读者数量也“已经超过了任何中国任意单一平面媒体的发行量”（王建宙，2007）。至此，手机报惊人的市场扩散和丰厚的行业利润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目光，与此同时，它也为学界关于手机是否成为“第五媒体”的讨论引进了新的内容 (成文胜,2005)。
二、从“议程设置”理论到“议题融合”理论
“议程设置”理论最早是由麦克姆斯（m. e. mccombs） 和 肖（d. l. shaw）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它在选民对当前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发现了一种高度的对应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大众传播有着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尽管第一次的理论提出是以验证大众传播对受众“有强效果”而闻名，但之后的研究在逐渐加入时间，空间和人口统计学等变量后，发现媒体对受众的强效果不再那么“明显和直接。” 这是因为“议程设置”理论实际上没有延续之前的研究传统??将“个人 政治 态度形成与媒体、与社会互动”联系起来看，如群体归属(berelson, 1966)、二级传播中政治领袖的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等。麦克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1976年的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没有明确政治态度、不属于明显政治群体的个人”，它把原有的“二级传播“模型简化到只剩两极??媒体和个人(mcclurg, 2004)。这使得议程形成机制得以发挥作用、并表现显著，但它对“媒体如何影响归属于各群体中的社会人”这一问题的回答终究是不完整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99年肖，麦克姆斯，韦佛还有海姆（b. f. hamm）一道发表了《个人，群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individuals, groups, and agenda melding: a theory of social dissonance）(shaw, 1999)，这是继“议程设置”提出27年之后，又一次具有纪念意义的理论进化。
“议题融合”理论认为个人加入群体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加入群体议程来完成的。个体通过一定的“媒体”来和希望归属或已经归属的群体发生联系，这个“起连接作用的媒体”（medium of connection/communication）可以是人，更可以是一般的大众媒体。通过这一“媒体”，个体得以全面了解该群体的议程，在将个人议程与该群体议程最大化地一致后，完成对该群体的归属，进而实现宏观的社会整合。“议题融合”的6个阶段包括：渴望加入群体、对于群体议程的了解程度、需要引导、使用媒介、第一层议程设置和第二层议程设置。
这6个环节中，使用媒介是最为显性、最易于考察、也最引人注目的环节。作为研究美国新闻史的专家，肖（d. l. shaw） 针对这一环节提出：媒介发展史上，不同的媒介使用对应的是与不同的群体的“融合”(shaw, 2006)??他的观点亦得到了其他文献的佐证??在报业时代，人们的地域观念明显，对当地或全国产生归属(palmgreen and clarke, 1977; jeffres, 2007)；在杂志时代，人们以阶层划分群体，像中产、小资或白领、蓝领；在广播和电视时代，人们成为大众，各自观影或收听，冥冥中以分散离质的形式构成整体；在新媒体时代，人们以空间作为区隔，更多是以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形式集结(rheingold, 1993；rheingold，2003)。
1.从个人方面看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压力过大，学生因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用于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被无形挤占，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生活自理能力缺失，对日常生活不能很好地安排和规划，客观上需要有人对其学习、生活进行照顾。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各方面机能发育还不成熟，自律意识、学习意识较差，在抵御不良诱惑、处理与其他同学的关系上能力相对不足，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父母在校住宿的小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督，很容易因为外界的诱惑或交友不善而误入歧途，耽误学业、影响健康成长，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家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陪读。
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陪读现象的发展。很多中小学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以成绩论输赢，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应试现象层出不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教师课堂教学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生作业多、练习多，休息时间少、娱乐时间少，很多学生不堪重负，精神压力过大，家长看到这种现象深感无奈，为了帮助孩子很好地面对现实，缓解学习压力，只好走上陪读的道路。
4.从社会方面看
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是陪读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每年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毕业学校，只有在中小学打好基础、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将来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学校，因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会选择陪读。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性格各方面发育还不成熟，自制能力不强，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时，缺乏判断识别，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现象所迷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长选择陪读，既可以监督孩子的日常学习，又可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二、陪读的利弊审视陪读
作为我国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和产物，牵涉家庭、人员众多，影响面积广、范围大，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陪读现象，既要看到陪读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入思考陪读的不利影响，才能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提供有益借鉴。
1.积极意义
（1）陪读为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今中小学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部分孩子因天赋、性格、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感学习吃力，久而久之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而产生逃学、旷课等现象，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长选择陪读，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课后指导和帮助，对课上学习情况进行及时回顾总结，及时帮助孩子消除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疑惑，巩固学习效果，而且课余时间多陪同孩子，可以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及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和嗜好，从而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另外，家长陪读，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和生活规律，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成长。
（2）陪读有利于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和交流
陪读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和孩子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家长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进步中。通过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书，可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消除代沟，更好地取得孩子的信任，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全方位了解孩子的性格、认知、爱好、兴趣，深入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克服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鼓励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通过陪读，家长也可以在指导孩子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人生的体悟，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共同进步。
2.消极影响
陪读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的弊端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陪读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陪读包含着家长对孩子的一种亲情。从道德伦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真挚无私的爱。但陪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偏袒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孩子处在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的安逸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对父母、对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这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十分不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会勇敢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甚至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利于形成吃苦耐劳、独立思考、遇事果敢的良好人格，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
（2）陪读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中小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独立生活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能力，是在后天的培养锻炼中形成的，而陪读会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一切都加以包办，孩子的依赖心理、等靠心理严重，缺少自己动手、动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将来即使走向社会，由于缺少困难挫折的考验历练，缺少逆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独立性的养成上严重缺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
（3）陪读对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更好地适应社会、拓展发展空间、把握人生机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小学生学习之余，开拓自己交往空间，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十分重要。而陪读会对中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陪读环境下，孩子学习之余的交往空间缩小，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与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同时，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刻意把孩子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孤僻怪异，不愿、不会甚至不敢与其他同学相处和交流，在集体生活、大局观念、团队意识、适应环境等方面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将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4）陪读对孩子良好心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逐步增强。在陪读中，如果家长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以致超出孩子的能力承受范围，甚至不惜牺牲现有事业坚持陪读，无形之中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下去，就会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或者达不到家长的目标要求，孩子就会觉得对不住父母付出的心血而深感愧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内心焦躁，影响到学习和身心健康。据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每年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患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已成逐年增加的趋势。如何缓解孩子压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已成为教育学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5）陪读对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学习品格是学生获取新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孩子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塑造。陪读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形成，陪读过程中，孩子一旦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开动脑筋认真思考，积极求索，而是走捷径，去求助身边的家长。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在学习上产生依赖心理，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6）陪读在一定程度上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东移和军事力量的转移，亚洲已然成为全球热点地区之一。特别是2013年，争端和南海冲突不断升级，朝鲜半岛南北紧张对峙，亚太地区的和平安全面临着新的考验和冲击。在亚太新形势下召开的第十二届香格里拉对话因此成为中西方媒体发声、试探并进行角逐的重要平台。所谓“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谁拥有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点，“谁就有可能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把握先机和主动”[1]。在西方国家主宰的、“专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国际会议上，中西方媒体通过报道框架的塑造分别建构了什么样的“中国镜像”？中西方媒体如何通过报道折射出其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这些都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一、理论阐释
一般认为，框架理论源自人类学家贝特森（Bateson）。1974年，高夫曼（Goffman）将其引入到文化社会学。此后“框架理论”被逐渐引进到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中。“恩特曼（Entman）提出框架的四种功能，即界定问题、确认问题成因、定出一种道德判断、给予解决方案和改善方法。”[2]“甘耐姆（Ghanem）将媒体的框架分为四个维度，即新闻涉及的话题的取舍；新闻外在表现；新闻认知上的属性；以及新闻中的感情属性。”[3]“在新闻报道中，新闻框架也同样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新闻材料的选择，包括新闻来源和消息来源两个方面；二是新闻材料的建构，主要指报道对象的圈定、报道内容的表现以及报道数量、版面位置和主题基调等。”[4]本文将在框架理论的指导下，采用文本分析法，从报道的标题、主题和结构等方面来做_和西方三大通讯社英文报道的对比分析，通过研究中西方媒体所塑造的不同报道框架，找出中西方媒体所建构的不同“中国镜像”，进而挖掘出其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及其舆论导向。
二、研究概况
（一）标题分析
梵・迪克在其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表示，“标题是消息文本的纲要性概述”[5]38，“标题和导语一起概括了新闻文本的内容，表达了它的语义宏观结构”[5]54。因此，从新闻标题中，不仅能够了解新闻的主要内容，而且能够对发生的新闻事件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
（二）主题分析
遮蔽现象构成了我们生存的基本现实。[1]23长期以来，我们对议程设置功能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但是却忽略了议程设置功能隐含的另一个效果：议程遮蔽。遮蔽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遮蔽有两种状态：[1]23作为拒绝的遮蔽和作为伪装的遮蔽。前者是指拒绝者完全不显示自身。关于它我们只能是说它存在，它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遮蔽;后者是指由于众多存在者彼此遮盖，相互掩饰，使存在者显示的不是自身而是他物，这是一种存在者意义上的遮蔽。因而，无论是从存在者层面还是存在论层面上讲，客观的现象世界是一个遮蔽的世界，而遮蔽现象是一种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但是仅仅强调遮蔽现象的普遍性会使我们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潭。为此，海德格尔又提出了一个相对应的概念：无蔽（解蔽）。无蔽就是敞开，无蔽是通过语言在与遮蔽相斗争的过程中得到的。但是，由于遮蔽无论在存在论上还是在存在者层面上都是一种现实存在，无蔽在与遮蔽斗争的过程中并不纯粹就完全达到无蔽或者敞开，而是在无蔽中有遮蔽，敞开就是遮蔽。[2]87
就海德格尔在存在者意义上的遮蔽而言，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存在者意义上遮蔽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通过语言，但是更主要的是通过媒介认识现实世界从而力图达到解蔽。媒介的每一次报道和传播行为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次解蔽，其目的就是全面展现客观现实，寻求客体真实。媒介是我们现实世界中遮蔽与解蔽之间转换得以实现的中介。但是同时，媒介的任何一次解蔽都意味着遮蔽，这不仅在于对某一种事件的解蔽意味着对其他事件的遮蔽，同时也意味着媒介在解蔽的过程中始终无法达到现实世界的真相，它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一种“符号真实”，[3]15而这种符号真实遮蔽了客观真实。
一、媒介议程设置起源、发展的另一种想象
关于媒介议程设置的理论想象最早起源于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当中。洞穴比喻中囚徒看到的只是自己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投在墙上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最后他们会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柏拉图的本意是在解释理念论。但是，实际上，在洞穴中，火光成为了一种建构现实的媒介，正如在现代传媒介入人与真实的客观环境一样，我们通过传媒所认识到的世界，正如洞穴中囚犯通过火光投影认识的“现实”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客观真实被火光（媒介）建构的“真实”遮蔽了。
此后，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外部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认为我们尤其应当注意的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楔入在人和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4]11而这种虚拟的环境是由于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介入造成的，它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做现实环境本身。[4]11而实际上，这种“自认为的真实”是一种被媒介建构的真实，或者是“象征性现实”[5]204而媒介建构的真实和客观真实总是有一定的偏差。由此，客观真实被媒介建构的现实所遮蔽。
继李普曼之后，美国政治学家科恩论述道：（报纸）在告诉读者怎样想这一点上大都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6]13这暗含着另一层的遮蔽。
真正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假设的是麦库姆斯和肖。他们经过实证研究发现，媒介认为重要的事情，反映在公众那里也成为公众认为重要的事情。这就是议程设置的核心观点。然而，这也形成了另一种想象：媒介没有报道或者没有受到媒介重视的事情，它很难引起公众的关注，进入公众的议程。也就是说，媒介报道或者不报道、凸显或者弱化某一议题及其属性的行为，限制了公众对该议题的认知。由此，媒介起到了让议题遮蔽或者凸显的作用。
从议程设置最初的理论想象――洞穴比喻到媒介对虚拟环境的构建，最后到议程设置理论的明确提出，这中间固然是议程设置理论不断走向明确化和发展、丰富的历史，但是同时也隐含着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随着媒介介入我们和客观世界之间，我们不得不依赖媒介认识客观世界，媒介成为构建现实的强大力量，这意味着媒介有可能成为控制我们接触客观现实的手段，而媒介控制的结果就是，媒介在凸显一些事实的同时，也遮蔽了一些事实。
二、媒介议程遮蔽现象
（一）媒介议程遮蔽现象产生原因
1.媒介依赖、媒介控制到媒介遮蔽
媒介依赖理论考察的是媒介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与对媒介的依赖性之间的关系。媒介依赖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受众依赖媒介提供的信息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实现他们的目标。[7]28媒介依赖理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与环境本身的分离导致媒介介入人与环境之间。由此，媒介依赖实际上被嵌入了人――媒介――环境这样一个脉络当中。媒介成为人与环境接触的中介。随着媒介影响力和重要性逐渐增加，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也就越来越高，媒介成为我们认识环境的重要渠道。
随着人们对媒介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就个体而言，个体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来对整个世界进行认知，那么，媒介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控制个体的有效手段。正如学者单波提出“媒介即控制”一样，人也被异化成为媒介控制的对象。媒介不仅仅设定了人类生存的自然，而且设定了人的思想、感知，形成了虚拟世界。[8]41就社会整体而言，媒介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系统，成为沟通社会内部及社会与个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媒介承担着信息传递的功能。但是，在这种关系中，媒介实际上也成为控制人们认知环境的工具，因而大众传媒具有视野制约效果。
实际上，无论是媒介依赖还是媒介控制，对于我们来说都暗含着技术带来的负面效果。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负面效果越来越强，但是也越来越隐蔽。正如尼尔波兹曼提出的“技术垄断”一样。在技术垄断的社会中，技术成为控制的重要手段，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9]12，当技术（媒介）垄断了我们的认识，技术（媒介）所提供的世界图像就成为“真实”的图像，而真正真实的世界被（技术）媒介提供的图像所遮蔽。对此，鲍德里亚认为，“传媒更是一马当先，它滚滚生产出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了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令现实与表征的界限益发可疑起来。[10]221“模型比真实更为真实”[10]221，“媒介如此成为一个比真实更为真实的真实，而现实成为媒介的模仿和表征的结果”，而这都是“建构使然”[10]221。这样，悖论产生了：我们创造媒介、依赖媒介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媒介认识客观世界，寻求真实。但是，在寻求真实的过程中媒介也带来了遮蔽真实的危险。我们的每一次对真实世界的追求最终却以遮蔽的面目实现。
2.媒介资源的稀缺性
媒介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同时也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资源的稀缺性是以下几个原因形成的：一方面，媒介本身是某一种稀缺资源（例如电视波段、频率）的受托人，因而其本身也表现出资源的稀缺性;另一方面，媒介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具有文化属性，而这涉及到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等，因此，媒介总是掌握在少数权力精英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很难接触、使用媒介资源，因而对于大众来说媒介是一种稀缺资源。除此之外，从微观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媒介其版面、波段、节目时间等等都是有限制的，这种有限性和无限世界中的无限事件相比较，其具有有限性，因而是一种稀缺资源。
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了实现资源利用效果的最大化，媒介机构在进行信息生产的时候只能够将最重要的、最紧迫的事件予以选择、加工和传播。这就是媒介的把关作用。媒介在把关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对一些事进行解蔽，对另外一些事进行遮蔽，最终我们能够在媒介上看到的都只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可以说，把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媒介一边解蔽，一边遮蔽的过程。
（二）媒介议程遮蔽现象的作用机制
议程设置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关于议程设置的想象。媒介在进行议程凸显的同时，也是对议程的一种遮蔽，而这种凸显/遮蔽现象贯穿于议程设置的始末。也就是说，媒介议程遮蔽现象的作用机制和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是同步的。
针对媒介议程设置的作用机制，研究者主要将其归纳为三种模式：其一，是0/1效果或者感知模式，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报道或者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的感知;其二，是0/1/2效果，或者说是显著性模式，即媒介对少数议题的强调和突出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其三是0/1/2/3……N效果或者优先顺序模式，这就是说针对一系列议题，媒介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给予不同程度的重视会影响公众对议题重要性顺序的判断。[5]196此外，属性议程设置告诉我们，媒介可以针对某一议题属性的凸显或者弱化，从而引导受众对该问题的思考。这说明，媒介议程设置已经不仅仅能够告诉公众想什么，而且还能够告诉公众该怎么想。“告诉人们想什么”体现客体显要性的转移，即传统议程设置或者第一层面议程设置，“告诉人们怎么想”是第二层面议程设置或者属性议程设置的通俗表达。[11]48
因此，借用议程设置机制，媒介从“告诉人们想什么”的层面和“告诉人们怎么想”的层面实现了对议题的双重遮蔽。
首先，媒介通过报道或者不报道对现实世界进行遮蔽。现实世界是纷繁复杂的，而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受到自身能力和精力的限制。媒介成为人们沟通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介按照一定的价值立场和原则对现实世界的事实进行选择，但是由于媒介资源的有限性，只有那些符合选择标准的事实才能够进入新闻报道和传播，而那些没有被选择和报道、传播的事实，尽管它是现实世界真实存在的一部分，但是，在媒介构建的环境中，它被拒之门外。换句话说，它被媒介所遮蔽了。
其次，媒介通过对少数议题的强调和突出，遮蔽了大多数议题，尽管有时候这些议题很重要。关于媒介的一个重要比喻就是媒介是聚光灯（李普曼语）。媒介所照射（关注）的地方或者议题就被凸现出来，放在公众的生活当中。媒介的每一次行为都只能是对大千世界中众多议题中的少数议题进行突出和强调，而大多数议题，由于处于一种“灯下黑”的状态当中。受众难以在媒介中寻找到它们的影子，因而，也很难想象它们的存在。在媒介构建的想象中，这些议题消失了。
再次，媒介通过对某些议题显著性顺序的强调，将一些议题放在末端，有可能形成对议题的遮蔽现象。例如，传统的报纸就具有非常明显的顺序性。当一个议题，媒介不得不进行报道，但是又必须限制其影响力的时候，在版面处理上就有可能将该议题放在不容易被受众注意到的地方。同样，对于议题顺序的排序，搜索引擎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搜索引擎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对信息进行遮蔽与呈现的功能，因而拥有对搜索结果进行干预的权力。[12]搜索引擎对信息（议题）的遮蔽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价排序来实现的，因而，因其结合了资本和权力的因素显得更为复杂。而同时正因为如此，其对议题的遮蔽更具有直接性。
最后，媒介对某一议题属性一个维度的强调，造成公众对该议题产生偏差，影响公众对议题真相的认知。当新闻媒介报道一个客体时――以及当人们谈论和思考一个客体时――客体的一些属性被突出强调，而另一些属性则被一带而过。对议程中的每一个客体来说，都有一个属性议程，而这个属性议程会影响到我们对该客体的理解。例如，在关于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其发生原因究竟是人祸还是天灾，这关系到一些人的利益。而此时，媒介对天灾的强调就有可能影响公众对真相的认知。
在属性议程设置这一层面上，媒介能够引导公众思考，因此，媒介在这个层面上对一些议题属性的遮蔽是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关系到媒介框架理论。在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介框架存在是一种必然，媒介通过一系列价值观念和原则对事件进行定性，而这会影响公众对议题真相的认知。[5]210例如，在封建社会农民的反抗行为在统治者眼中就是“叛乱”，但是，当其被纳入另一个正义的框架中时，就是“起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就是因为预设的框架是不同的。同时，这也启示我们，媒介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场域，而媒介遮蔽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三、总结
媒介议程遮蔽是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一个负面的、但又是隐蔽的影响。它客观存在着，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媒介议程遮蔽的产生原因在于媒介本身的重要性和媒介能够进行议程设置的可能性，正是这种设置议程的可能性使得其成为控制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渠道和手段，最终的结果就是媒介通过控制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形成对真实世界的遮蔽。而实际上，媒介遮蔽并不仅仅是媒介内部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在具体的媒介遮蔽运作机制中，还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外部的权力关系成为媒介遮蔽现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本文从大众传媒媒介议程遮蔽来论述媒介遮蔽现象。在大众传媒时代，媒介的议程遮蔽现象主要通过议程的设置和对信息的控制来进行，最终影响到我们对真相的认知。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一思路看待新媒体同样能够发现新媒体时代媒介依然存在着遮蔽现象，并且显得更加隐蔽。这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探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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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但是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及研究内容
研究对象与性质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尚未明确地提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而这些问题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和学科建设是尤为重要的。根据对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总结，笔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和社会学科的总称。它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体育现象，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并交叉形成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哲学，体育政治学，体育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运动心理学等等学科。所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实际上是一类十分庞杂的旨在关注和考察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群，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而且随着社会和体育的进一步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研究内容还会有所增加和深人。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性质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又有研究方法的研究。从宏观和整体上探讨体育社会现象和体育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用实践和理论手段开辟和探索体育运动的未知领域，解释和说明体育现象，预见其产生和发展变化，解释体育活动各种基本形态和规律，增进对体育的认识，为体育研究提供一般原理性的指导理论等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体育基础理论科学如何直接应用于体育活动实践，解释不同对象本身的特殊规律，为体育的各种活动提供多样的、实用的原理和方法的研究以及对体育改革与发展进行战略研究，为国家制定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措施提供依据，则属于应用研究。而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探讨则属于研究方法的研究。
研究内容
体育概论体育概论从宏观上、整体上研究体育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任务是论述关于体育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基本原理，解释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阐明体育的本质、特征、功能价值以及体育的目的、任务和实现体育任务的原则和途径。
体育哲学研究体育哲学是以一定哲学观点研究体育实践与体育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根本性的问题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性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的学科。主要研究内容有:关于体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内容问题;关于现代体育科学的体系结构问题;关于人体观、健康观的历史发展及对体育的意义问题;关于中国传统哲学与体育的研究;关于体育与价值体系的研究;关于现代社会大体育观的研究;关于体育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关于体育热点与难点问题的研究;关于哲学在体育史及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等。
社会体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群众体育学，是随着体育运动实践的发展，尤其是以健身和娱乐为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兴起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探讨各种群众性体育活动及其组织管理过程的规律。社会体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现代社会与社会体育的关系;身体锻炼的科学化研究;不同社会体育对象与群体的研究;不同社会体育领域特征的研究等。
学校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是研究学校体育现象、本质、规律及其管理的一门学科，它是兼有基础理论、并侧重指导全国各级各类普通学校体育工作的以应用为主的学科。其基本的研究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研究学校体育本质，包括产生与发展;与学校德育、智育的关系;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学校体育内部各项工作的相互关系;学校体育的目的与任务等;(2)研究学校体育的构成与实施问题。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训练;运动竟赛以及校外体育;(3)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与评价。包括系统整体管理与评价和各分项管理与评价。(4)研究学校体育条件。包括体育师资，场地，器材，设施，图书资料，经费以及校园内外的环境等。
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体育领域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它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及体育事业的经济性质;体育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问题等。
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管理学是研究体育管理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与体育经济学相比，它主要侧重探讨体育事业优化的、最佳的管理方式和方法，着重于对经济管理中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体育管理体制研究;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及社会体育管理研究;体育产业的经营与管理研究;系统科学与体育的关系研究;体育发展战略研究等。
体育法学研究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以及他们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新兴学科。研究内容有:体育法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体育法一般理论的研究;体育法制定和实施的研究;体育各领域法规制度的研究;国内外体育法的研究等。
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来研究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并试图以研究成果推进体育健康发展的一门应用理论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的广泛，从体育与各类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体育行为;从接近人类极限的竞技体育到儿童的游戏，几乎无所不包，主要内容是:关于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体育文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的研究及各种体育社会组织的研究等。
1 .体育史学研究体育史学以体育与运动的全部历史为其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体育起源问题;古代体育的哲学和文化特征;各项体育运动史;奥林匹克史;体育思想观念的变迁;体育法制史;体育人物研究;体育考古学;体育史料与文献的研究等等。
比较体育研究比较体育是对体育进行跨文化研究的社会学科。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师资和体育干部的培训、体育科学研究现状等。
体育美学研究体育美学是揭示体育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应用学科，其主要研究内容有:体育美学的学科性质;体育美的本质、特征、分类及形式;体育运动中的真善美;关于人体美、运动美的研究;关于体育美的创造和欣赏;关于体育运动中的审美教育等。
体育伦理学研究体育伦理学以体育活动中的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以研究体育道德产生、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理论学科。研究主要包括:关于体育道德的本质、体育道德的作用及范畴的研究;关于体育道德教育的研究等。
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研究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研究的体育科学领域。主要研究:奥林匹克运动对现代社会的贡献;运动员的研究;社会环境中的体育运动;体育运动与传播媒介等。
运动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探讨体育运动的心理学基础，研究人在体育运动中心理活动的特点及其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内容包括:人在体育运动中认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情感和意志表现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人的个性差异与体育运动的关系;掌握运动知识、形成运动技能的心理规律;运动训练和竞赛过程的心理规律;以及运动竞赛和体育锻炼对人的身心的影响等规律。
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个体育院校陆续开展起来，开设了一些体育人文社会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比较体育学等，而且，在这个时期，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比如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广州体育学院等专门的体育院校成立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与此同时，很多的综合大学的体育院系，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体育学院也成立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心。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审批了5所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1所非体育专业学校的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华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又批准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和沈阳师范大学四所学校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建立对于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国内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相关的学术期刊不仅有各个体育院校的学报的专栏，还有一些专门的刊物比如:《体育文化导刊》、《体育科学》、《体育与科学》、《中国体育科技》等等，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研究和讨论的平台。
尽管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科研和学科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建设还很薄弱，存在许多不足，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目前存在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学科名称具有模糊性。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的总称，但是在名称上往往让人误以为是体育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学科。这种学术概念名称的不规范，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学科体系划分上的不合理及学科地位定位上的一些混乱，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和走向成熟。
2)理论研究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比较完善理论体系。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借助其他交叉学科的理论对体育现象进行应用性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近乎空白，在形成系统的理论所需要的科学积累上很不充分，对学科的发展极为不利。很多学科，包括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等比较受关注的学科，其研究，仍然处在简单地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初步阶段，而且在学科交叉结合上，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
3)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非常薄弱。目前对于体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体育社会科学还没有比较独立的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将普通的研究方法和体育社会现象的独特性相结合形成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研究方法。
4)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属性混乱。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有学者主张体育人文社会学科被分散在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理论类、教育学类、经济学类、管理学类、伦理学类、美学类等不同的类别中。这种以知识源流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虽然可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但它忽视了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体育学术领域)主张，以体育人文及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都应属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到目前为止，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属性仍然没有一个定论。而学科属性的混乱会影响到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整体性的发展。
5)体育人文社会学科高素质研究队伍的缺乏是制约学科发展的关键因素。按照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组建研究队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队伍需要由以下几方面专业训练的研究者组成: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统计学、教育学、体育学等。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交叉学科群，从某一个单一学科角度去研究体育学会受到学科局限，不能获得全面、系统地认识。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目前在体育研究领域不管是哪一学科都普遍缺乏高素质的研究人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在二级学科下面很少能进一步专业化，比如体育社会学，在学科的下面就没有再进一步划分出子学科，比如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等。
6)学科设置有很大的随意性。有些学校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大多数课程是依据师资状况和学校、教师甚至学生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和系统性规划，课程的变动性大，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也从而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整。
3、思考与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在今后的发展中，改革的基本对策为:
1)建立结构合理的组织机构，灵活应讨各方面的功能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机构，应建立起具有相对独立性、层次分明的教学、研究型的组织机构，且这些机构应具有一种既有普通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指导，又有参与体育实践调研活动资格的灵活体制，保证研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政治学中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对城邦制度的研究和分析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流派，那就是政治制度学。从此之后，追求良好的政治制度就成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学家、思想家和学者们的努力方向。学者们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观念，对良善制度的组成要素也就有了不同的界定，例如柏拉图认为:城邦的至善与城邦采取何种政体息息相关于是，在古希腊历史上曾经存在和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政体，便成为柏拉图分析和探究的对象。通过对不同政体的特点、产生和衰亡以及政体中个人的品德(quality)等问题的探究，柏拉图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政体理论，同时有力地论证了由哲学王统治的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在后世的政治学家那里，构建一个理想的政治制度似乎已经成为必须达到的理论高度，莫尔的乌托邦、安德里亚的基督城社会制度、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鸡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等，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当然，这些制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大特点，那就是侧重哲理思辨和历史考察，缺乏定量的研究方法。
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对于启迪思想、制度设计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例如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对于宪法的制定和发展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对主权归属的探讨、对国家权力元理论的不断探索，才使得宪法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随着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探寻更具应用性和更加实用的政治体制建设就摆在了政治学者的面前，尤其是随着行政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对定量研究的需求更是越来越大。同样，对于宪法研究也是如此，随着宪法一般化模式的逐步建立，宪法规范研究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哲学思辨和历史分析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遭遇了一段低迷期。但是在行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价值判断的忽视也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走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很显然，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实现传统研究和行为主义研究相结合的新制度主义再次大行其道。在新制度主义之后还兴起了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元理论的分析，其对既有现实生活中的价值理念的消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度有待完善的国家而言，更多的是具有参考意义，而不是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学者们对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更加推崇个性化，使得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多样而呈现出派别纷繁复杂的特征。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研究对象来说，这样的情况或许不是缺点，毕竟，目前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议会政治或社会政策的绩效和产出问题。但是，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必然会出现问题。这种理论的不完善会带来理论解释的困惑，甚至导致理论的实际适用性产生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逻辑上对当前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各种流派进行考察，进而形成适合我国实际的制度分析框架。如何整合不同学派的观点，进行理论创新，进而针对我国这样一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进行理论重构和设计，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对现有制度研究的流派进行综合归纳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既有概念上进行重构和分析。
可能也有人会产生疑问，制度的研究虽然古已有之，而且在当今的政治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研究修宪建议过程不是选择程序这样更为严谨的范式呢?毕竟制度的松散性不利于展开更为严谨的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修宪建议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宪法修改程序这样的具有非常严格规范要求的研究对象来讲，它又具有非正式性。这种非正式性对于吸引众多主体参与并展开更加充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程序化这样一种界定更为严谨、范畴更窄的研究范式，对于优化修宪建议的过程存在一定的不足。二是对于我国而言，中国_作为执政党本身就为确保修宪建议的政治正确性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也确保了这一过程的秩序性。如果再将修宪建议从整体上实现程序化，实际上有可能会导致修宪建议这一过程趋于僵化，进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具体的每次过程的秩序化实际上通过具体组织机构的提前明确就能解决，而且这样的小程序是会受到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的，因此修宪过程中采用更加灵活的制度很有必要。
二、新制度主义与修宪建议制度化:修宪惯例、公民利益与社会文化
传统制度主义侧重于对静态的国家基本制度的分析，主要从法律文本出发，分析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但是文本中的制度和现实中运行的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而言，制度在现实运行中会遵循文本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在此基础上也会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和景象。因此，只分析文本，并不能完全呈现出重要政治制度在现实中呈现的真正状况。但是对于制度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制度的文本规定，还包括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制度和实践中的制度都非常重要。因此，制度主义的发展必须走出只重视对静态制度的分析阶段。
传统政治学重视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存在过分重视政治制度之嫌，政治制度并不是政治活动的全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欧美等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趋于稳定之后，特别是随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研究的焦点。政治学对制度的分析也就不再拘泥于制度本身，而且强调制度对公民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政治学者不再完全把制度看作政治活动要改变和完善的对象，而是关注在特定制度之下，制度如何塑造其他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并以此为视角来寻求对这些行为和现象的解释。
新制度主义是试图通过对实践中的制度分析来完善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并探寻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实践中的制度以及如何把制度用作解释一些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关键变量。正是观察制度的视角和方法的殊异，新制度主义内部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分析路径对于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启示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中重要的理论流派，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理解历史制度主义:一是以历史来观察制度，二是以制度来观察历史。后者指主要通过观察一段时期内重要政治的变迁来看待相应时期的历史，也就是把制度变迁作为历史变迁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前者指的是通过制度的过往形态来理解制度的现状，强调过去的制度实践对现有制度的塑造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路径依赖理论，即以前的制度实践和路径选择会对之后制度的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观察制度的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差异应该与各国之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关。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要研究修宪建议的制度化，应该重视历史和环境对修宪建议的过程的影响。基于此，笔者在分析修宪建议时，确定了从修宪建议的起点宪法修改的政治理论以及推动宪法修改的现实因素出发，去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出现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修宪建议的特殊性执政党主导修宪建议的历史传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而分析我国《宪法》修改建议的发展历史，并做了相应的分析和评价。在修宪建议制度构建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延续性和观念到实践转化的制度构建的重要性，基于这样两个特性对相关的程序做了设计。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启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影响中观察制度，也因此长于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起点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首先是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甚至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会自然演化出一些行为规则以及更为正式的制度，而且个人会有意识地根据自我利益来设计制度或者对制度设计提出要求。其次，制度会塑造个人的行为。制度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一系列行为规则，在不同的规则之下，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在规则之下，个人的某种行为的风险、成本与收益是明确的，个人会根据计算的结果来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如果改变规则，也就可能改变个人的计算结果和行为策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个人的利益动机，也就是根据是否有利于促进自我利益最大化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以及在规则之下采取何种行为，并不强调个人的规范动机，即根据是否正当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与个人利益切实相关的领域内更具解释力和适用性。
宪法中的重要内容是有关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与公民个人的自我利益切实相关。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宪法修改显然意味着宪法规则的某种程度的变化，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民的切身利益。在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以及实际进行宪法修改的过程中，应该分析所希望进行的宪法修改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有助于进行这种分析。宪法修改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影响不仅关乎着公民切身利益的维护，而且关乎到宪法的运行和权威问题。因为公民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行为也会对宪法修改和运行提出要求，如果宪法规则不能有效包容公民对自身正当利益的维护行为，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在有些情景下，个人对自我正当利益的追求可能使其没有足够动机来遵守宪法规则，也就是说宪法规则可能对公民提出了过高的道德要求。当然，宪法也应该能够限制公民对不正当利益的追求，而不能无限度地回应公民的任何利益诉求;反过来，如果宪法规则能够与公民的正当利益追求相一致，那么两者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宪法修改建议的提出应该评估所提出的修改建议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的影响。具体到修宪建议的制度化，相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包含这一评估过程，而要完成这种评估，则需要公民有效表达自身的正当利益和诉求。这需要完成相应的表达和参与机制，以使公民的正当利益诉求能够进入修宪建议的形成过程中。
(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启示
关键词媒介模式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
一、议程设置理论阐释
议程设置的思想来源于李普曼《舆论学》中“虚拟世界”(也称为拟态世界)概念。他认为大众媒介的报道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构成一个由媒介所绘制的图景，引起人们的优先关注，进而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196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首次在政治学上提出了议程设置的概念，他用一句非常形象的话语对议程设置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新闻媒介在告诉读者该怎么想上大都不成功，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上却异常成功。”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思威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对李普曼和科恩的思想进行了假设性推论和延伸，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验证，并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标志着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诞生，后来，他们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第一次研究的结果。他们认为：大众传媒主要是通过根据事实的显著性进行优先的选择和进行报道来影响公众，为公众设置讨论和关注的议题，从而通过影响公众对媒介报道事件的理解和解读，最终达到影响公众认知的目的。
麦库姆斯和肖之后的传播学者也在他们的基础上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如.韦弗在1976年的调查，日本学者竹下俊郎在1982年和1986年进行的调查等。他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在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和受众的“议程设置”中有高度的相关性。其后的研究揭示出了“议程设置”的三种作用机制：“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和“优先模式”，将“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从宏观领域引入到微观领域。
二、大众传媒的再分类
传统的议程设置研究中，没有根据受众的特点和个性进行分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与此相对应的，也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分类研究。无论是麦库姆斯，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无一例外地将受众和媒介作为整体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和论证。笔者认为。在复杂的传播研究系统中，每一个不同性质的因素都会发生作用，麦库姆斯和肖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在研究中没有考虑到实验的严密性，没有对主客体进行细分，所以他们得出的相关结果和真实情况仍然是有一定差距的。这种差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误差，而是由于实验设计的不严密所造成的。为了避免干扰，笔者根据媒介的性质和其受众主体的特点，将传媒进行了区别于以往媒介划分方法的分类：
第一类是以中央电视台和《_》为代表的主流权威媒体。
这些主流媒体，主要承担着党和政府喉舌的责任，发挥着喉舌功能。此类媒体在采访和报道中要坚决贯彻党性原则，即在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着力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方针，要通过宣传报道引导公众认清是非，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类媒体代表着社会主流阶层的利益诉求。
第二类是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精英媒体。
这类媒体的主要受众是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的人，他们对于社会事务(尤其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非常关注，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如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大学教授等。他们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拥有认识社会、理解社会以及改造社会的意愿，这类媒体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反映社会实情，促进民主化进程，为自己所代表的阶层赢得更多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力。这类媒体代表的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诉求。
（一）暗示效应人的大脑具有可暗示性的功能。这种功能能够唤起观念，使人将所接受的外来信息经过思维加工并付之于实践性的行动。而且，人的思维还具有这样一个特点：人对于某一见解、计划或目的具有强烈的信念和期待时，会对其进行多次的深思熟虑并深深地植于自己的潜意识中，最终变成自己积极行动的向导和源泉。这样，我们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所认为的个体行为就是一种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下，通过暗示能够引起他人的行为变化并产生的连锁反应。“跟风”最初是源于暗示的。这种暗示是这样传递的：“风”以一定的方式向个体发出信息，个体无意中接受这种信息，从而作出相应的心理乃至行为反应———“跟风”。例如，在我国，各种媒体长期以来宣传某某产品的效果如何如何好，老孺皆宜；某某做法有益于人们的健康，能够延年益寿，等等。这些不遗余力的宣传，对于“跟风”现象的形成自然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盲目从众和模仿从众是指在大众化行为或潮流的引导下，个体的观念与行为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对多数人而言，偏离的恐惧是其与群体融合的心理反应。所以，当个体看到很多人参与一件事时，可能会不由自主参与进去，因为他们唯恐因不参与而会被别人视为异端，受到排斥和打击。“跟风”方面的从众行为是这样产生的：受外界环境的刺激和暗示后，人们开始萌发从众心理。在此心理的驱动下，个人的认知、反应及言行等也逐渐向公众或多数人的舆论靠近，最后表现出与之相符合的行为。从众心理往往来自于人们不够充足的自信心。缺乏自信心而使得个体不能确定自己的思想行为的正确性，从而产生了转向群体寻找依据的心理，以期来支持或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或者是虽然能够肯定自己思想行为的正确性，但往往因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随大流思想，或者因个人的行为不能扭转大局而从众。因不能扭转大局而表现出的从众是屈从，尤其是这种屈从能给个体带来某些利益时，从众心理更容易产生。在我国，这种行为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是起落无常。从众的同时，还存在靠模仿讨好受众的行业通病。如大同小异的娱乐类节目的泛滥，小孩上兴趣班跟风等现象都程度不同地存有模仿的成分。
（三）特殊感染“跟风”得以扩展的另一重要“助推器”是特殊的感染。人具有主观能动的特质。这一特质使得人们在做决定时会反复思考，最后采用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或途径去行事。因此，在从众现象中，有些个体想以某种与群体不同的方式行动，但面临着脱离群体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个体便会处于内心的矛盾和冲突中。群体中人们的号召以及行动方式的感染是解除个体这一心理病痛的“一剂良药”，在其诱使之下，内心辗转、犹豫不决的个体最终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这种方式行动。这种感染的机理具体表现为：个体会观察并学习这种行动，内心不由自主地减少了阻止其以某种方式行动的限制，渐渐解除了思维方面的约束。即以榜样解除内心约束，在这里我们称其为行为的特殊感染。“跟风”者的“跟风”行为常常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发生的。人们通过“跟风”解除了内心约束，尽情释放了内心的欲望。而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处于某种信息不对称的社会状态而使得人们缺少足够的用来做决策的信息。在这种趋势下，人们只好去参照周围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做决策依据。
（四）去个性化去个性化是“跟风”得以扩展的人们心理变化的最高层次。去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个体自身同一性意识的下降以及自我评价和控制水平的降低等方面。处于这一层次中的个体已经基本丧失了其同一性和责任感，在正常且单独的条件下不会做事情，只能依附于群体之中，让大众行为牵着鼻子行动。具体表现为：丧失其个体性的个体会不由自主或不得不融合于群体当中，在社会行动方面毫无自主性可言，几乎丧失其自控力，完全在群体行为的主导下行动。去个性化多出现在当中，主要表现为由群体中极少数人的社会行动引发整个群体的行动,一般都具有较大的破坏性，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但去个性化也适用于对“跟风”现象扩展的解释。因为，处于去个性化状态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唤醒水平”，容易对社会中的一些心理行为产生内部认同，而且即便是以后脱离了原群体，这种认同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行为或行动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和维持。正是人们的这种去个性化，导致了“跟风”现象的延续和扩大。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对于“跟风”的扩展作用是相互关联，相互承接，互为因果和目的的。首先，“跟风”来源于暗示效应。人们由于对一些事物或现象或行为缺乏足够的认识能力和鉴别能力，因而对于能够引起其跟随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从而为“跟风”的扩展创造了条件；其次，人类所具有的他人取向是其盲目跟从的原动力，促使“跟风”不断出现；再次，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使得在其宣传下的许多事物极富感染力，为人们“跟风”的扩展创造了温床；最后，“跟风”导致人们去个性化，而去个性化更加剧了“跟风”思潮和行为。
二、“跟风”现象的社会影响
（一）“跟风”造成社会道德缺失“看样样儿”、“依猫画虎”、“跟着干”等词眼儿是人们对“跟风”的形容；跟“食品治病”之风，跟传销之风，跟“美容”之风乃至屡禁不止的抄袭和盗版现象等等，是“跟风”行为的真实表现。“跟风”的结果是：以食物治病耽误治疗；干传销之类的违法勾当；有的人更容易让虚假广告和骗子得逞；有些消费者因缺乏辨别能力而陷入整容、增高等圈套，而且还强迫子女或家人盲从，并使其受到严重的伤害，等等。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跟风”是一种愚昧的做法，会直接造成社会道德的缺失。这种道德缺失轻则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产生一定的误导，使社会秩序变得比较混乱；重则会出现因占有或者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见，“跟风”现象理当受到道德谴责或法律的惩治，否则会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极其不利。
（二）“跟风”导致人们理性缺失，影响创造力的发挥从“跟风”动机来看，“跟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处。但这只是表象，“跟风”的结果往往或许连占点儿小便宜的好处都捞不到，近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最后还会给自己或他人造成比较惨重的损失。所以说，在面对各种“风”时，“跟风”者大都是缺乏理性的。因为，不理性“跟风”的极致是无条件地盲从，一般跟的是歪风。个人因理性自主分析能力上的缺失而进行的盲目“跟风”会导致自己上当受骗，如盲目跟“食品治病”之风让虚假广告和骗子得逞等；集体缺乏理性思路而盲目“跟风”会使得集体利益受损，如行政上的缺乏治理监管而导致的地方政府盲目“跟风”的结果则是劳民伤财等。另外，“跟风”者不仅自身缺乏创造性思维，而且会对社会上真正的创造力的发挥也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因为，一方面，“跟风”带来的是盲目决策，这一点在政府官员行的政决策方面表现的较为突出，如看到部分官员盲目追求假大空的项目，自己也跟着上，给国家造成一定的浪费；另一方面，“跟风”中的仿制行为使那些具有创造力的人受到严重侵袭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投入资源的真正作用，从而在竞争中失利，发展举步维艰。可见，“跟风”者不仅妨碍了他人创造的激情，而且使自己原本或许鲜活的创造力有可能永远被泯灭。
三、告别“跟风”，走向成熟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跟风”是一种拙劣的模仿，结果必然是平庸的跟随、盲目的复制与可怕的同化，这是缺乏理性、丧失文化个性的行为，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对个人而言，应当理性观察和思考各种不良社会之风，避免盲从；对社会而言，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克制“跟风”的有力之举；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建设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民族自强之路，也是建设世界健康的文化生态的召唤。
（一）个人要认清“风”向，为自己树起一个不“跟风”的路标对个人来说，告别“跟风”，首先要能够辩清“风”向，并对“风”采取冷静的态度。努力做到不见“风”使舵，不“见”风盲从，更不迎“风”吹“风”。其次，要为自己树起一个不“跟风”的路标，坚决沿着自己树立的路标行事。要做到这两点，除了需要风清气正的社会舆论环境外，还需要我们灵活运用好自己的嘴巴、耳朵和眼睛，努力做到少说、多听、多看。对社会中的不良之风要多点思考，多点防范；要善于独立思考，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解析出闪光东西，从来自于媒体等方面的承诺中分辩出背后的残酷伪装。另外，还要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分析、处理一切。具体可以以知识作依托，借助知识的力量为自己树起一个不跟风的路标。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能够观察到，且可以很好地运用到社会行动中的知识很多，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传统美德、职业道德、生活美德等等，都是驱散不良社会风气的劲风。只要人们能够充分运用这些思想武器，相信无论是在打击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上，还是在避免自己盲目“跟风”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全社会要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倡导公民个性发展现代社会在诸多领域都推崇“标准化”的操作模式，常常以同一模式对许多事物或行动进行打造，给“跟风”极大的可乘之机。因此，对全社会来说，要告别“跟风”，首先要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形成一股强劲的正气和正风，不给“跟风”留出任何可以滋生的环境和土壤。其次，要积极倡导公民的个性发展。随着商业化的全面推进，社会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信息化的强力渗透，“跟风”更有可能束缚人们的思维，扼杀人们的创造力，使我们在生活方式、文明习惯等方面缺乏个性。这就要求全社会要通过舆论和宣传等行之有效的途径，千方百计使构成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较高的素质，能够抵挡得住诱惑，守得住人生的宝贵价值，不给世俗化的思潮留下任何可以滋生的机会。
唐诗善写情、景，以丰神情韵见长，但也不乏议论。所谓议论，除了在诗中直接说理、发表议论外，议论与意象杂糅，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借形象发表见解、说明道理等也是以议论入诗的常见方式。以此观照唐诗，可以发现在人们所推崇的情境合一、兴象玲珑、言志抒情的唐诗中，广泛存在着大量的议论句和议论诗。唐诗中议论的大量、恰当使用，体现出唐人高度的主体意识，这尤其集中表现在唐代诗人吟唱人生理想、反思现实状况、体味深刻哲理的诗歌中。唐诗中的议论既是对前代诗歌议论传统的继承，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世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对唐诗中的议论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丰富我们对唐诗的认识。
一、诗歌中的议论溯源
议论传统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由来已久。从《诗经》到《离骚》，从汉乐府到玄言诗，以议论入诗，是诗歌创作常见的手法。诚如叶燮《原诗》所云：“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是非议论，而妄分时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 程千帆也曾指出：“单就诗中说理，即以议论为诗来说，周代民间歌手所创作的诗篇如《诗经・魏风・伐檀》中就有‘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这种阶级感情非常强烈的、一针见血的议论。稍后，伟大诗人屈原在其作品中发议论、说道理的地方就更多。汉、魏、六朝以迄唐代，在抒情诗中发议论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1]
诗歌发展到唐代以前，以议论入诗最集中体现在魏晋诗坛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体类――玄言诗。这种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以谈玄论道表现玄学人生观为旨归的诗歌，自产生之后就不断受到人们的诟病，论者多因其以阐发玄学思想为主而指责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玄言诗对玄学思想的阐发主要是通过议论的方式来进行的，因此，对玄言诗的批评归根到底就是对诗歌可以发表议论、阐明事理、谈论道术的否定。但是，即使把玄言诗的产生追溯到永嘉时期，它在东晋诗坛占据主导地位也达百年之久，作为一种诗歌潮流的玄言诗能够风行文坛逾百年，其对诗坛的影响和意义是值得重估的。玄言诗是特殊的文学现象，蕴含着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作为玄学思想的诗化反映，玄言诗对有无之辨、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形神之辨等重要的玄学议题都有表现。诗人们或托玄理以言志、以玄言直抒思理，诗中明显带有冲虚自然、守真抱朴的老庄哲学思想烙印；或将现实忧患提升为抽象思考，由规避政治演变为认同自然大化；或以玄学思维方式仰观俯览，直接体察自然万物荣衰生灭之理与人间世事吉凶倚伏之道；或以玄学理念超越生死运化，以达于无限的精神自由。玄言诗中最常见的由人生状态、自然物象演绎义理玄机的写作模式，充分反映出玄学风潮对一时文学创作乃至文人思维方式的深刻浸染。
玄言诗对唐代山水诗产生所起的催化和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以玄言诗人的眼光所及，大凡自然万物，都寄寓着玄理，都是道的体现。士人游览山水时，往往随兴趣所至，转而题咏山水，形成玄言与山水的杂糅。这样，既可以通过咏物、写景等方式表达玄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和文学价值，又可以使诗人抒志，获得精神家园的清空超脱。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雅集，就是将“体道”与观赏自然山水结合为一的著名实例。王瑶曾指出：“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底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2] （P251） 这就深刻地说明了玄言诗和山水诗所体现出来的相同的美学思想和审美观念。晋宋之际，经过以谢灵运为代表的众人的努力,“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3]（P16） 体玄适性的山水诗终于发展成诗歌作品中的洋洋大观，诗人借客观自然物景表达思想，既避免了玄言诗的空言玄理，又使山水诗具有了更深沉的思想内涵。诚如葛晓音在谈到玄言诗对山水诗的影响时所指出的那样：“从山水题材形成的过程来看，玄言诗不是渊源，而只是一种催化剂。如果没有这帖催化剂，山水诗也会循着原有的轨迹逐渐发展而臻于独立。但有了这贴催化剂，山水诗从它独立之初，就具备了区别于以前所有写景诗的全新气质和神韵。”[4] 要之，如果情、景、理能自然结合、熔于一炉，那么诗中的理趣不仅不是多余的尾巴，反而有助于思想的表达；诗歌也因此而获得了更丰富的思想意蕴。如谢灵运的《登池上楼》“潜龙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分别用《易经》中“潜龙勿用”和“鸿渐于陆”说明进退各得其所的道理，形象贴切，耐人寻味；《石门岩上宿》中，由“鸟鸣识夜，木落知风发”的自然现象悟出“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的哲理，生动自然，深刻含蓄。这种方法为唐代的山水诗所继承，在唐代，写景、抒情、议论已经和谐地融合在山水诗中，杜甫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都是情、景、理结合得较好的范例。
可见，玄言诗作为一种新的诗歌艺术体裁，以玄言的形式记载了在特定历史时期文人的心态，表现了诗人们经过玄学思想洗礼后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其以议论入诗、表达哲理的方式对后代诗歌中的议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唐诗议论的表现
情感的充沛浓郁、基调的昂扬明朗、气势的豪雄壮大、诗境的兴象玲珑是唐诗最主要的特征。诗人往往融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通过议论，主体情感在诗歌中的渗透和表达更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沈德潜《说诗语》卷下云：“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试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杜老古诗中，奉先、咏怀、北征、八哀诸作，近体中，蜀相、咏怀、诸葛诸作，纯乎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所谓“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正说明唐诗中的议论往往与写景、叙事、言志和抒情等表现手法交织在一起，达到了情与理、思与致的天然融合，这也构成了唐诗在运用议论手法上的最主要特征。议论的大量、恰当使用，为主体情志的抒发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某些直接议论、说理的诗歌表现了诗人的情感和个性，折射出诗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生命本体的思考，体现出高度的主体精神。这尤其集中表现在唐代诗人吟唱人生理想、反思现实状况、体味深刻哲理的诗歌中。
(一)吟唱人生理想
在唐代诗人的吟唱中，我们随时可以体味到一种为时代所激发起来的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对一展才华的渴求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不久前爆发的“韩白骂战”闹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不谈事件根源，也不论孰是孰非。我不懂文学，当然也就不会争论什么文学不文学的，（这事儿恐怕不是文学争论那么简单咯）只说说从中看到的几个社会现象。
现象一：帮亲不帮理。
帮理不帮亲是中国历代传承的行为准则，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已不是这样子啦。譬如说吧，某人在街上被狗咬了，这人理所当然地向狗的主人讨要医药费，而往往狗主人只会敷衍一两句，然后狗主人的儿子就跳出来大讲“道理”，接着儿子那当官的老丈人也跳了出来，骂被咬之人撒泼使赖，对狗咬人一事却一字不提。天理何在！“韩白骂战”也是这个样子。先是白烨不止一次说韩寒的文学不够文学之类的话，韩寒看了那些话就骂了白烨，而白烨不答话，然后白烨的哥们跳了出来，接着哥们的儿子也跳了出来……跳来跳去，全是些不相干的人，都只听说自己的亲朋好友被骂了，就不管孰是孰非，这个说韩寒是“_”，那个要抽韩寒俩巴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典型的“帮亲不帮理”。
现象二：长辈的话就是至理名言。
长辈说：“不对，你是错的。”那么你就是错的。如果你说自己没错并指出长辈的错误，就会被说成叛逆不尊重长辈，然后一群长辈围着你骂（一般地，他们不会耐心教育。还教育个屁，他们连是非黑白都不辨，就他们说的是真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晚辈应该尊敬爱护长辈，但是，我认为长辈并不就是年龄比自己大的人，对那些不辨是非歪曲事实甚至诋毁别人的人，纵然他们的年龄比自己大也不必把他们当长辈来尊敬，而是要大胆地指出他们的错误，毕竟爱心的泛滥，只会让他们错上加错；等到他们改正了错误，晚辈还是要视他们为长辈，而且加倍地尊敬他们。
现象三：暴力倾向严重。
在“韩白骂战”中，“抽嘴巴”“付出血的代价”等暴力字眼出现频率极高，由此现今社会暴力倾向严重可见一斑。作为长辈，作为有社会影响的人物，成天个把打啊杀啊血啊等话儿挂在嘴边，这社会的暴力倾向能不严重吗？孩子从长辈那里得到一个讯息：以拳头解决问题。从家庭暴力到校园斗殴再到社会不良青年打群架，难道其中没有值得反省的东西？
以上是我从“韩白骂战”中看到的几个与现今社会现象有关的问题。
内容提要：认识世界的视角是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也是方法论逻辑演绎展开的起点和基础。同时，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界定、逻辑关系演绎及时间序列处理等问题，又是方法论体系必须阐明和表述的核心问题。从方法论和逻辑原点上考察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及历史世界演化中的内在机制，厘清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中的许多真相。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在处理方法论问题及进行相应的逻辑关系演绎时，探索总结出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并将其构造在具有文明特征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从而形成了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和局面。因此，对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进行全球视角的考察时，考察不同文明认知世界的视角和方法论原点，不仅是研究和分析世界文明史和现实世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较好视角和方法，而且是探求其文明内在构造机制和文明运行机制评价的恰当角度。
在本文中，探索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2】的原点，以及各自认知世界原点选择的视角、考察对象的界定、逻辑关系的演绎和时间序列的处理等问题，同时又阐述了两个方法论体系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对各自文明构造和文明运行机制形成的影响。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犹太－基督教文明在文明构造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本文在阐述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和华夏文明的方法论问题时，附带说明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相关方法论和逻辑关系处理问题。
关键词：视角 方法论 概念 逻辑 时态
一、楔 子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作用于各自文明的构造机制，形成了不同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别。在文明史的演化进程中，这一差别被进一步融入到各自文明发展运行的内在机制中，形成对应的独具特点的社会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奘现?跆煜乱玻?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兀?幽袷拗?挠氲刂?耍??≈钌碓度≈钗铮?谑鞘甲饕装素裕?酝ㄉ衩髦?拢?岳嗤蛭镏?椤！痹诨?奈拿鞯姆椒?厶逑倒乖熘校?素允欠椒?凼咏恰把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亍钡钠鸬悖?彩枪盼淖纸峁构乖斓钠鸬恪9赜谡庖坏悖?砩髟凇端滴慕庾帧ば稹分凶隽私?徊降慕淮?骸肮耪哜?奘现?跆煜乱玻?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兀?幽袷拗?挠氲刂?耍??≈钌碓度≈钗铮?谑鞘甲饕装素裕?源瓜芟蟆＜吧衽┦辖由??味?称涫拢??灯浞保?挝泵壬?；频壑?凡烛。??袷捋??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p>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奘习素缘奈淖制鹪矗?炀土嘶?奈拿饕韵笮魏突嵋馕?魈宓奈淖纸峁构乖臁H缂坠俏囊韵笮魏突嵋馕?魈宓奈淖纸峁埂T诩坠俏牡牟糠治淖纸峁怪校?丫?梢苑⑾智拔姆治龊脱菀锏摹耙弧痹谝恍┪淖止乖熘械挠τ茫?纭罢?薄ⅰ袄簟薄ⅰ笆恰薄ⅰ罢?钡任淖帧?/p> 商周之交，武_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2】 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当然，这些制度的研究也呈现出一大特点，那就是侧重哲理思辨和历史考察，缺乏定量的研究方法。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法对于启迪思想、制度设计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例如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建立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传统的政治制度研究对于宪法的制定和发展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对主权归属的探讨、对国家权力元理论的不断探索，才使得宪法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随着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探寻更具应用性和更加实用的政治体制建设就摆在了政治学者的面前，尤其是随着行政管理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对定量研究的需求更是越来越大。
同样，对于宪法研究也是如此，随着宪法一般化模式的逐步建立，宪法规范研究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哲学思辨和历史分析显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遭遇了一段低迷期。但是在行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 对于价值判断的忽视也导致了政治学研究走入了一个新的误区。很显然，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摆脱价值判断，因此实现传统研究和行为主义研究相结合的新制度主义再次大行其道。在新制度主义之后还兴起了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研究方法，但是从建设的角度来看，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更加注重元理论的分析，其对既有现实生活中的价值理念的消解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制度有待完善的国家而言，更多的是具有参考意义，而不是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学者们对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更加推崇个性化，使得西方的新制度主义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多样而呈现出派别纷繁复杂的特征。对一个成熟的政治制度研究对象来说，这样的情况或许不是缺点，毕竟，目前西方政治学界对于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议会政治或社会政策的绩效和产出问题。
但是，对于一个正在经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必然会出现问题。这种理论的不完善会带来理论解释的困惑，甚至导致理论的实际适用性产生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从逻辑上对当前政治学中的制度主义各种流派进行考察，进而形成适合我国实际的制度分析框架。如何整合不同学派的观点，进行理论创新，进而针对我国这样一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进行理论重构和设计，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对现有制度研究的流派进行综合归纳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既有概念上进行重构和分析。可能也有人会产生疑问，制度的研究虽然古已有之，而且在当今的政治学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为什么研究修宪建议过程不是选择程序这样更为严谨的范式呢? 毕竟制度的松散性不利于展开更为严谨的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修宪建议虽然是一个过程，但是相对于宪法修改程序这样的具有非常严格规范要求的研究对象来讲，它又具有非正式性。这种非正式性对于吸引众多主体参与并展开更加充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程序化这样一种界定更为严谨、范畴更窄的研究范式，对于优化修宪建议的过程存在一定的不足。二是对于我国而言， 中国_作为执政党本身就为确保修宪建议的政治正确性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也确保了这一过程的秩序性。如果再将修宪建议从整体上实现程序化，实际上有可能会导致修宪建议这一过程趋于僵化，进而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具体的每次过程的秩序化实际上通过具体组织机构的提前明确就能解决， 而且这样的小程序是会受到具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的，因此修宪过程中采用更加灵活的制度很有必要。
二、新制度主义与修宪建议制度化：修宪惯例、公民利益与社会文化
传统制度主义侧重于对静态的国家基本制度的分析，主要从法律文本出发，分析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但是文本中的制度和现实中运行的制度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而言，制度在现实运行中会遵循文本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但是在此基础上也会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和景象。因此，只分析文本，并不能完全呈现出重要政治制度在现实中呈现的真正状况。但是对于制度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制度的文本规定，还包括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也就是说，文本中的制度和实践中的制度都非常重要。因此，制度主义的发展必须走出只重视对静态制度的分析阶段。传统政治学重视对政治制度的分析，存在过分重视政治制度之嫌，政治制度并不是政治活动的全部，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等也都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欧美等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趋于稳定之后，特别是随着行为主义研究范式的兴起，公民的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逐渐成为政治学者研究的焦点。政治学对制度的分析也就不再拘泥于制度本身，而且强调制度对公民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政治学者不再完全把制度看作政治活动要改变和完善的对象，而是关注在特定制度之下，制度如何塑造其他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并以此为视角来寻求对这些行为和现象的解释。新制度主义是试图通过对实践中的制度分析来完善对制度的认知和理解，并探寻制度的政治和社会后果。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认识实践中的制度以及如何把制度用作解释一些政治和社会现象的关键变量。正是观察制度的视角和方法的殊异，新制度主义内部可以分为三种流派，分别是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分析路径对于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化具有重要的启示。
历史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中重要的理论流派， 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理解历史制度主义：一是以历史来观察制度，二是以制度来观察历史。后者指主要通过观察一段时期内重要政治的变迁来看待相应时期的历史，也就是把制度变迁作为历史变迁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前者指的是通过制度的过往形态来理解制度的现状，强调过去的制度实践对现有制度的塑造作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路径依赖理论，即以前的制度实践和路径选择会对之后制度的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观察制度的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形式。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形式上的差异应该与各国之前不同的路径选择有关。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要研究修宪建议的制度化，应该重视历史和环境对修宪建议的过程的影响。基于此，笔者在分析修宪建议时，确定了从修宪建议的起点宪法修改的政治理论以及推动宪法修改的现实因素出发，去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出现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修宪建议的特殊性执政党主导修宪建议的历史传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进而分析我国《宪法》修改建议的发展历史，并做了相应的分析和评价。在修宪建议制度构建的时候，也充分考虑了历史的延续性(惯例)和观念到实践转化的制度构建的重要性，基于这样两个特性对相关的程序做了设计。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制度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影响中观察制度，也因此长于分析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起点是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即认为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制度首先是作为个人行为的结果甚至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会自然演化出一些行为规则以及更为正式的制度，而且个人会有意识地根据自我利益来设计制度或者对制度设计提出要求。其次，制度会塑造个人的行为。制度对个人而言意味着一系列行为规则，在不同的规则之下，个人会有不同的行为。在规则之下，个人的某种行为的风险、成本与收益是明确的，个人会根据计算的结果来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如果改变规则，也就可能改变个人的计算结果和行为策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个人的利益动机，也就是根据是否有利于促进自我利益最大化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以及在规则之下采取何种行为，并不强调个人的规范动机，即根据是否正当来决定是否遵守规则。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与个人利益切实相关的领域内更具解释力和适用性。宪法中的重要内容是有关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 与公民个人的自我利益切实相关。
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宪法修改显然意味着宪法规则的某种程度的变化，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公民的切身利益。在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以及实际进行宪法修改的过程中，应该分析所希望进行的宪法修改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影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有助于进行这种分析。宪法修改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影响不仅关乎着公民切身利益的维护，而且关乎到宪法的运行和权威问题。因为公民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行为也会对宪法修改和运行提出要求，如果宪法规则不能有效包容公民对自身正当利益的维护行为，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不协调的现象。在有些情景下，个人对自我正当利益的追求可能使其没有足够动机来遵守宪法规则，也就是说宪法规则可能对公民提出了过高的道德要求。当然，宪法也应该能够限制公民对不正当利益的追求，而不能无限度地回应公民的任何利益诉求;反过来，如果宪法规则能够与公民的正当利益追求相一致，那么两者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宪法修改建议的提出应该评估所提出的修改建议对公民的个人利益的影响。具体到修宪建议的制度化，相关的制度建设需要包含这一评估过程，而要完成这种评估，则需要公民有效表达自身的正当利益和诉求。这需要完成相应的表达和参与机制，以使公民的正当利益诉求能够进入修宪建议的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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