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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商代青铜工具的发现
青铜器在三代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通天的工具，又是_的象征。所以，在商代，青铜器的使用，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他们才能拥有青铜礼器。贵族们死后，还要铸造大批青铜礼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中，以便在阴间继续享用。我国古代的盗墓之风在战国时代就已兴起，秦汉尤盛，《史记・货殖列传》云：“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说文解字・叙》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
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科学的考古事业不断发展，江西地区商周青铜器时有出土，且多与几何印纹陶器伴出，为我们断定其时代提供了相对时代坐标。至目前为止，江西境内出土商代青铜工具9批计135件：1973－1974年，樟树市吴城遗址出土青铜斧、凿各1件，锛、刀各2件，共6件(1)；1974年，都昌县大港公社云山大队乌云山出土青铜斧2件、锛6件，共8件(2)；1975年，樟树市吴城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青铜刀1件(3)；1975年，南昌市李家庄废品仓库发现青铜锛1件(4)；1979年，南昌市郊出土青铜铲1件(5)；1982年，德安县石灰山商代遗址出土青铜锛1件(6)；1988－1992年，瑞昌市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出土青铜锛3件、凿1件,共4件(7)；_年，新干县大洋洲遗存出土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和工具在内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铧、锸、耒、耜、铲、辍锛、镰、爿斤、钅至、凿、削、锥、钻等农具和手工工具111件(8)；1993年，樟树吴城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青铜凿、削各1件(9)。
从上述发现来看，各地出土青铜器集中在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地区，以赣中的樟树盆地最为集中，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石范是赣江、鄱阳湖地区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出土商周石范的地点有吴城、筑卫城等12个：1973年以来，吴城遗址先后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300多扇石范，可辨器形有锛、斧、耜、刀、戈、镞、矛等；1956年，樟树市营盘里遗址上层出土石质斧、锛范各1扇(10)；1977年，樟树市筑卫城遗址出土石质斧范1扇(11)；1979年，乐平市凤凰山垦殖场高岸岭商代遗址采集石范2扇(12)；1980年，赣县白鹭公社官村大队圆背岭商周遗址出土石质斧范1扇(13)；1981年，永修县新祺周绍溪山商周遗址采集石范1扇(14)；1982年，上高县泗溪公社中宅大队鹭鸶岭商周遗址发现石质锛范、镞范各1扇(15)；1982年，德安县石灰山商代遗址出土石质范锛、镞范3扇(16)；1982年，横丰县舒家山商周遗址发现石范1扇(17)；1992年，德安县米粮铺乡猪垅山商代遗址出土石范1扇，黄牛岭商周遗址出土石范2扇(18)；1992年，德安县米粮铺乡袁山商周遗址出土石范1扇(19)；1993年，德安县陈家墩商周遗址出土石质铲范2扇(20)。
上述石范出土地点与该地区青铜器出土地点大体一致。这些石范，主要有如下5个特点：第一，选材均为质地较软、便于挖凿的粉砂岩，椭圆形浇注口，正面扁平，侧面圆滑无棱角，这种形体的石范在浇铸器物时，利于散热，使金属液迅速冷却定型，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浇注口均开设在所铸器物的柄部，范面打磨光滑，非常有利于金属液体的顺畅流注。第三，多数为一范一器，刀、镞等亦见一范二器或多器者。第四，石范的组合，单范少，基本上都是两扇合范，刻有合范的记号，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很浅的纵凹槽或横凹槽，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又刻有纵、横凸棱；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乳钉式的凸起，有的却又刻有浅窝似的榫眼。第五，石范均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未见用于铸造容器者，仅见用于铸造容器的型芯，这是因为石材质地坚脆，纹理粗糙，不宜镌刻繁缛细腻的花纹，难以解决铸造大型容器的工艺问题。
二、冶铸技术研究
冶铜术的产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技术成就和文化现象，是青铜时代一项尖端的生产技术，这一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冶铜术的产生，有三个物质技术条件，即认识铜矿石、掌握还原气氛和能熔化铜块的温度。江西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后，就有密集的史前聚落分布，有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诸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等，就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原始陶器，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表明其制陶历史悠久。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如距今七千年前浙_家角早期遗址中出土精美的白陶和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中漂亮的磨光黑皮陶器。至商代，制陶技术达到了十分成熟的水平，出现红陶、灰陶、黑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能烧制温度高达1200度以上的原始瓷，表明当时已经可以有效地控制陶窑内的气氛，具备了冶炼红铜、黄铜、锡青铜、铅青铜所必须的还原气氛和高温条件，为冶铜术的较早产生准备了技术条件。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就以产铜著称，近几十年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掘的一批重要的商周古铜矿遗址，证明沿长江中、下游一线的成矿带是中国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早在商代就已得到开采，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矿技术，是世界上最早被开采的铜矿。这一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为冶铜术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江西既已具备产生冶铜术的各种技术条件，又有必备的物质基础，完全具备冶铜的三个基本要素，因此，这里虽然没有发现早期铜制品，但仍可视为中国冶铜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中原地区在夏代就已产生较为进步的青铜铸造技术，考虑到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器，已显示出相当成熟的铸造技术，此前应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再结合文献中关于“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这里在夏代产生青铜铸造技术也是完全可能的。青铜质硬，具有熔点低、流动性好、气孔小等良好铸造性能，从红铜到青铜，是一次质的飞跃，是历史性的进步。在南方地区，红铜工艺是一种传统工艺，吴城先民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后，并没有放弃原有的传统技术，一直沿用至春秋时期，像新干大洋洲中棱水库出土的几件铜鼎，含铜量在96%以上，基本不含锡和铅(21)。
石范与陶范并用是吴城文化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方面的重要特色，显得古老而原始。吴城古城内既发现了石范，也发现了泥范，石范多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泥范则用于铸造青铜容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铸造容器时，有时用石质型芯。吴城遗址出土了35件型芯，多数型芯外壁上附有一层铜痕，标本1974ET13H6:51，青砂岩质，表面因高温关系呈焦黑色，长方体，两端大小不一，磨琢圆润，系鼎腿的型芯(24)。
从铜器产生的历史考察，最早使用的铸型应该是石范，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彭适凡先生认为：“古代人们用红铜在石头上敲打成器的实践中发现，在石块上凿刻出一定形状的凹槽，灌进铜液，就可以铸成器具，于是石范应运而生……如果说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的话，陶范铸造则是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25)目前所见，最早的石范是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石质镞范(26)，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出土石范6扇，其中4扇为片麻岩制，系斧外范的一部分；第四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出土1扇凿范；第五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出土石范3扇，其中1扇为镞、凿、斧三个型腔的复合范，另2扇为斧范(27)。上述石范都属于铸铜技术的初期，用于铸造工具或武器。商代后期的石范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也发现了1扇，作长方形，一侧已残。范面有两条凹槽，似刻有两个三角形纹，范背面有一凹窝，残长、厚厘米(28)。山东邹县一处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残石范1扇，伴出陶片和残铜渣(29)。
在南方，发现商周时期用于铸造青铜工具的石范，除江西外，还有湖南、两广和云南地区，湖南澧水流域的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土属于第二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斤范、斧范各1扇，刻有几何花纹(30)。广东出土石范的商周遗址有珠海平沙棠下环商代遗址出土石范1扇(31)，据李岩统计，广东各地商周遗址采集的石范有珠海淇澳岛亚婆湾、南芒湾、南屏白沙坑、斗门绘船埔，中山南荫龙穴，汕尾东涌宝楼村，乐昌老虎头等7批计15扇，地点遍及粤北、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32)。香港发现石范24扇，其中有7对合范(33)。广西发现石范的周代遗址有4处，其中，武鸣元龙坡周墓出土石范30多扇(34)，灵川新岩遗址出土石范5扇(35)。两广地区的石范，时代多集中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比吴城文化要晚，考虑到周围地区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商代石范的报道，我们可以说，两广的石范是受吴城文化影响的结果(36)，两广石范的发现，再一次以实物证明先秦时期赣江、鄱阳湖地区在沟通中原与岭南之间文化联系的特殊通道作用。云南出土或采集的商周石范有10批24扇，时代从商代中期至战国，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使用石范铸造铁器(37)。
石范一般被认为是冶铸技术原始阶段的特征，但在吴城文化中，石范技术与泥范技术并存，当先进的泥范技术传入后，石范技术仍然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石范与泥范相比，有能耐高温、不易变形、取材方便、便于雕刻加工，浇注过程中容易散热、能反复使用等优点，对于铸造那些成型容易、工艺简单的工具、武器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正是因为它有自身的这些优点，才使得它在中原泥范技术传入后仍能沿用到春秋战国，与本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始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冶铸工艺传统。云南地区在铁器时代仍采用古老的石范工艺铸造铁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石范的确有它自身的优点。
吴城文化的泥范青铜冶铸水平，当以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为代表，所有青铜器都是用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的(38)，与吴城遗址的石范工艺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大洋洲青铜器群中的工具和武器，也是用泥范铸造成形的，遗存中还出土了1扇泥质锛范，表明当时除用石范铸造青铜农具外，也掌握了泥范技术，这一工艺与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用石范铸造的技术传统不同。
在吴城文化时期，当地居民已掌握了先进的采铜、冶铜技术，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大量铸造青铜农具和手工工具，以满足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吴城文化的农具观察，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从耕作到收获农具配套齐全，包括开荒起土（犁、耒、耜、锸、铲、辍锛）、中耕锄草（铲、锄）、收割（镰、钅至）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全套农具，每个劳动环节都有相适应的农具，分工细致，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也是农具变革的最终目的。吴城文化的农具，变化较大，特征显著，尤其是青铜犁、耒、耜、 等还是首次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些农具的发展演变脉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些农具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农具改革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和农业的发展水平。斧虽然是手工工具，但在当时，对于砍伐森林还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同样是农业产生中必不可少的器具。斧、凿、削等工具也可用于加工竹、木质农具。吴城文化多数遗址有出土青铜工具和铸铜石范，是“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粤之无埔玻非无埔玻夫人而能为埔病钡募好脚注，郑注云“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置国公。”(39)普通百姓都会铸造农具，无需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来进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青铜农具被普遍使用的史影。青铜农具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为吴城文化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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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闲散京官王懿荣得了疟疾，因为服中药龙骨而辨认出第一组甲骨文，使来自安阳的龟甲兽骨不胫而走，从此中国历史的纪年，自公元前841年的“周召共和”前移了近十个世纪，有文字记载的时期长达两三千年，开启了华夏文明的发现之门。
1900年，道士王圆篆清理敦煌莫高窟石窟积沙时，长期密封的洞窟复现于世。敦煌石窟的发现，石窟中排列整齐、卷帙分明的数万卷文献，让以“醑宋千元”为极致的藏书家们叹为观止，是世界上任何公共图书馆与私人藏书家也不曾拥有的宝藏。
1900年春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由北向南穿越罗布荒原，因为遗失了一把铁锹，致使被千年流沙掩埋的古代文明初露端倪。1901年3月，在无人定居的罗布荒原北部区域，继续从事地形测量的斯文・赫定无意中闯入一个满披流沙的遗址，遗址有官衙、民宅、渠道、佛塔、驿站……唯独没有人气。后来，德国学者康拉底(中文名字是孔好古)，通过研究这里找到的汉文木简与纸本文书，证实这就是见诸《史记》与《汉书》的楼兰古城。沙埋古城楼兰以及新疆的考古发现，成为世界性的话题。
1901年1月，英国人斯坦因来到尼雅河尾闾的一个遗址，借助王国维的考证证实，这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绿洲王国精绝，后来成为楼兰的边境重镇。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与《流沙坠简后序》，对新疆考古发现的论证，至今仍是西域研究的范例。
在塔里木东端罗布荒原发现楼兰古城，从中国正史消失十几个世纪的楼兰王国又回到现实生活。斯坦因在被称为“沙埋庞贝”的精绝，居然找到了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档案使用一种当时无人认识的文字(怯卢文)，书写在木质简牍之上。20世纪中期，英印学者破译了这批怯卢文档案，这样，就有了《史记》《汉书》之外的另一部西域信史。
人们因而获悉，楼兰王国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关键位置，绝不是出自司马迁、班固等史官的耳闻想象之词。楼兰古城的确认，是因斯文・赫定发现的汉文文书中一再写明“楼兰”二字。怯卢文档案中，则有一个词汇反复出现，即“KROLAYNA”，它的含义是“城镇”。中外学者们进一步认定，“KROLAYNA”就是汉语“楼兰”的语源。
楼兰――“城镇”通过了汉文与怯卢文的双重认定。
有了楼兰古城与尼雅遗址的发现，原来被认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吸引了举世关注的目光。通过19至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再发现的接力，发现新疆、在流沙覆盖之下重现失落的古老文明，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新疆考古探险，发端于1896年斯文・赫定进入塔里木南缘的丹丹乌里克。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古城，是标志性事件。
1896年1月，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斯文・赫定来到和田的古老村落塔瓦库勒。在塔瓦库勒，他听到了关于“塔克拉玛干古城”的种种传说。村民们说，东方有个神秘的绿洲遗迹，名叫“丹丹乌里克”，是“沙漠找宝人”的乐园，那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生灵”。自塔瓦库勒东行六天，斯文・赫定终于见到了被死胡杨环绕的丹丹乌里克。那里曾是个巨大的佛教教区，遍地是被打碎的与大致完好的塑造佛像，寺院里，除了这些塑像，还有壁画――丹丹乌里克，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精美壁画。后来，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剥下并且带走了几幅壁画精品，其中有《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一主题除了曾载人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竟然在《大唐西域记》也得到了印证。简言之：最初，丝路重镇于阗王国不知道怎样种桑养蚕，因为东国(某中原王国)的蚕种与养殖技术绝对不许外传。为了获得蚕种，国王向东国求亲，由下嫁的公主秘密将蚕种作为陪嫁，藏在发髻中携带到了于阗。从此，种桑养蚕成了于阗王国的支柱产业。
除了《东国公主传人蚕种》，《大唐西域记》还记载了一则带有神秘色彩的《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故事：于阗国边境有一个兴盛的城邦，叫曷劳洛迦，因为不信佛教，甚至灭法驱佛，受到上天惩罚，天降一周沙雨，将曷劳洛迦彻底湮灭，沙尘竟聚集成为巨大的沙包。每逢风雨过后，沙包附近就散落着历经劫难的宝物。离开丹丹乌里克，斯文-赫定北行贯穿沙漠的第一站，便路经了当地人叫“喀拉墩”的古城，古城为沙子覆盖，喀拉墩，含意正是“黑沙包”。斯文・赫定离去后，斯坦因在喀拉墩古城做了发掘，出土物品最奇特的是储存粮食的大陶瓮。喀拉墩古城与《沙雨淹没曷劳洛迦》的传说对照，应该有必然联系。但曷劳洛迦，无疑是“KROLAYNA”(楼兰)的异译，本意也是“城镇”。
新疆塔里木的绿洲城镇为沙雨埋没，出自古人对天灾突然降临的反馈。“沙雨淹没曷劳洛迦”，是塔里木文明迁转的例证。
首次报道发现丹丹乌里克、喀拉墩、楼兰等古遗址的斯文・赫定是瑞典探险家。丹丹乌里克与喀拉墩的再发现，本属沙漠探险的意外收获。而新疆的戈壁荒漠，每逢风沙过去就会出现古代器物，这由来已久，以致在塔里木竞产生了“荒漠找宝人”这个副业。而楼兰古城复显于世，为了解新疆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毋庸讳言，发现尼雅遗址、安迪尔古城等地的英国人奥利尔・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而且吐鲁番、库车、拜城、焉耆等地的寺院与千佛洞等重要遗址遭到西方人员的掠夺性破坏，成批的文物被运往国外，引起了广泛义愤。这是封建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遭遇的缩影。它留下的教益已经成为近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从斯文・赫定开始，各国探险家们回国之后，总要就本次探险写两类书，一类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类是探险纪实。比如斯文・赫定的《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中亚与》，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古代和田》。这几乎成为惯例，被视作新疆探险的组成部分。19世纪后期以来的有关新疆探险的出版物，足可以充实一个专业图书室。这类书籍往往图文并茂，生动曲折，至今，仍然是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凭借。
新疆考古发现，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如果没有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新疆探险考察，我们对西域乃至对整部中国历史的认识就会出现更多的盲区。
作为中华文明再发现的组成部分，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古城、楼兰古城、尼雅古绿洲等遗迹的陆续发现，足以证明：
以多民族、多信仰、多色彩著称的西域文明，从来就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天山南北，所谓的“_厥斯坦”根本没有存在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时段。
一、木兰县历史沿革
木兰县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小兴安岭南端，松花江中游左岸，面积3179平方公里。境内有大小山峰50座，最高峰为北部海拔961米的摩云顶子；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均属松花江水系。全县共有8个乡镇，总人口包括汉、满、蒙、回、朝鲜等10个民族在内的万人。据文献记载和文物调查证实，早在远古时代，肃慎氏就在松花江流域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古肃慎氏文化。从商周到隋朝的2300多年间，肃慎又经历了挹娄、勿吉、的演变。至唐代，粟末崛起，建立了渤海国。辽、金、元、明、清各朝代，由演化的女真、满族一直在这里居住经营。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废将军，改为省制，木兰为黑龙江辖界；1932年，木兰县公署，为伪黑龙江公署管辖；1946年2月，木兰解放，建立了木兰县民主政府。
二、木兰县“三普”前的文物保护工作
1998年木兰县文物管理所成立，编制3人，为财政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负责木兰县的文物保护工作。历年来我们十分注重文物调查和发现，每年都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一）蒙古尔山城址。1999年经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城址位于柳河镇北利村常家屯北500米，蒙古尔山南部，南距松花江约8公里。城址依山势而筑，平面略呈不规则圆形，周长约1150米，文化层厚约至1米。城墙为掘土堆筑，残高1至米，基高3米，顶宽1米。城内分布穴居址200余处，间距3至5米，深约至1米，另有窑址1处。城内曾出土石磨、北宋铜钱、铁甲片、铁刀、铁镢头、铁犁铧等遗物。根据古城址的形制与出土遗物推断，该城为金代所建，元、明时期沿用。
（二）石河北山遗址。遗址位于柳河镇石河乡北150米，南距松花江2公里，东临小石头河。遗址长70米，宽70米。面积为4900平方米，呈不规则圆形，地表为耕地。2000年，经省考古所所长李陈奇等专家断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添补了我县没有旧石器时期遗址的空白，为我县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价值。
三、“三普”中的重要发现
在普查过程中得到很多文物志愿者的帮助，有些重要遗址的线索都是志愿者无偿为我们提供的，许多村民还将捡拾到的石斧、陶器等交到文管所，并亲自担当向导，为普查队准确及时发现遗址提供了帮助。正是这些热心自愿者的支持和帮助，为我县三普工作顺利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冯宝山是我县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得知我县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后，主动申请参加文物调查工作，并将自己发现的石核等石器捐赠给文管所。在他的帮助下，爬上海拔六百米的骆驼砬子山主峰顶部发现了太平遗址。
遗址平面略呈椭圆形，地势南高北低，南北宽约80、东西长约200米。遗址区内分布有65个穴居坑。最大的为11×10米，其余为5×5、4×4、3×3米不等。观察两处已经被破坏的浅坑，可见有约10厘米的文化层，含少量红烧土。经哈尔滨市博物馆馆长杜赤清理，出土55片夹砂黄褐色陶片，简单拼接后应为一个口径22厘米，侈口、圆唇，平底的陶罐。在另一个浅坑中发现大石块堆积，似乎为一段墙体。
依据对陶片和整个塌陷坑分布特征的观察，结合对依兰、宾县、阿城已知的相似遗址对比，并参考有关黑龙江东部相关遗址研究报告，我们初步认定此处应为汉魏时期山城遗址。这处遗址的发现不但丰富了木兰县古文化种类，为研究木兰古代历史提供了新的内容，还是研究黑龙江省东部汉魏时期考古文化沿松花江向西传播的重要资料。2013年该遗址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三普”后对不可移动文物采取的保护措施
截止2013年12月，全县共有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64处，其中，古遗址54处，古墓葬4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4处，其它2处，消失不可移动文物8处。综观不可移动文物的保存现状，我们十分担忧，因为我县有58处古遗址、古墓葬占不可移动文物总量的91%，保存状态正逐渐向较差发展。损害变化的因素，一是毗邻江河，遭受河水冲刷浸泡；二是地处山坡，遭受风雨侵蚀、冻害、植物生长等；三是长期耕种，水土或墓葬封土流失；四是旱田改水田、开挖养鱼池、栽种果树、修建民房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其造成的破坏。近现代重要历史事件纪念地及烈士墓因有民政部门和人员管理维护，保存状况稍好。
我县不可移动文物正式向社会公布后，为了更好的保护好这些文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测量了遗址的地理坐标、对遗址现状进行拍照，绘制了图纸，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数据采集工作，建立了我县不可移动文物数据库。我们还提请县政府将太平村遗址、石河北山遗址、木兰镇窑址等8处具有一定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的重要发现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设立了义务文物保护员、实施挂牌保护。同时，文物管理所加强了对重要遗址的巡查，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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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参见《郭开朗副省长讲话录音记录》（201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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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春平.湖南积极做好永顺老司城遗址保护工作[N].中国文物报，2011-08-26（2）.
[11]唐婷.徐守盛在永顺考察老司城遗址“一定要保护管理好，规划建设好”[N].湖南日报，2011-07-30（1）.
有关盐业史的研究，我国有着悠久历史。进入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盐业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20世纪90年代，已积累了相当一批成果。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除去零星的几篇文章外，有关盐业考古的实践和作业在我国基本还处在空白状态，考古学家基本没能给予这个领域以应有的关注，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盐业考古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茫然。
短短几年，确切讲，自上一世纪90年代末以来，经过考古界同仁的努力实践，我国的盐业考古实践已经起步，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我们与国外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这些对于促进中国盐业考古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一、背景
自1996年开始，北京大学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就盐业考古领域的合作开始接洽。1999年初，合作项目得到_批准。很快，一个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研究所三家组成的“中美盐业联合考古队”（以下简称“联合考古队”）组建起来。这是一个多学科的队伍，其成员分别来自中外9所大学、科研机构，所涉学科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盐业史、历史地理、地质考古、古动物学、古植物学、年代学、石器微痕分析等。
大致与此同时或略晚，一些地方科研单位和大学也开展了小规模的盐业考古实践。这些工作涉及到几个不同地区，在此按地域分别予以扼要的介绍。
二、考古调查
（一）四川蒲江-邛崃
四川成都平原在先秦时期为蜀国领地，这里有悠久的制盐历史。《华阳国志》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以形象生动的画面语言传递出该地区古代制盐业的信息。
1999年3月，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蒲江、邛崃两县。在蒲江县白云乡考察了盐井沟内的古盐井、卤水漕运遗迹、盐井附近的佛教造像、毁坏的寺院遗迹及窑埂村一带的灰砂嘴遗址。对盐井沟内与盐产业有关遗迹进行测绘，对周围景观地貌作360度全景摄录，全面搜集了遗址范围内的遗迹资料。另外，还在金华村金福井遗址进行测绘及景观资料的收取。与此同时，还考察了盐井崖、百家井（六合村）、毛赤井（蒲砚村）、小王井（松花乡）等盐业遗址点。在邛崃县，考察了盐沱村（油榨乡）、火井、盐井村（火井镇）等遗址点。
（二）自贡市
蒲江等地的工作结束后，联合考古队前往四川自贡市，参观盐业史博物馆并与该馆盐业史专家进行座谈。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介绍了他们以往在四川境内及云南等地进行的盐业调查及收获，放映了考察录像资料。联合考古队成员介绍了中美盐业考古合作的背景及研究目标、国外盐业考古的现状及进展、日本盐业考古及研究成果等。其间，联合考古队考察了东源井、?龊＞?把纬∧诎局蒲温钡纳枋?J档夭喂哿硕?淳?浇?蛔?上缯蚱笠悼?斓难纬АU庾?纬∈褂帽冉显?嫉陌狙巍⒅蒲喂ひ眨?渖??鞒獭⒅笱斡镁摺⑷剂霞叭剂显?曳掀?锏亩逊偶拔恢玫纫?鹆?峡脊哦映稍钡募?笮巳ぃ?庑┙裉煲涯训靡患?娜死嘌?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材料对深入理解和阐释蒲江盐井沟-灰沙嘴遗存的关系及埋藏学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重庆三峡地区
三峡地区在历史上属巴人管辖，这里的制盐历史更为悠久。《华阳国志-巴志》中就有巴人向周天子贡盐的记载。《后汉书-_传》记：“巴氏之子……是为廪君，……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止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此后历朝历代，这里一直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盐产区。
1）忠县
1999年，联合考古队抵重庆后，前往涪陵参观了白鹤梁遗址。旋即赴忠县，重点考察了甘井镇右溪村中坝遗址、古盐井等，对遗址区域及周围的景观环境进行了测绘和全景摄录；自中坝遗址沿甘井河上溯，调查沿线古盐井的分布及右溪村一带民居旁分布的盐井和与盐业产销有关的遗迹及炼渣。第三，自中坝遗址顺流而下步行至甘井河-长江交汇的河口，考察沿途景观地貌及甘井河口一带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并对其相对位置进行了测绘。第四，对中坝、甘井口周围遗址出土的部分尖底陶杯、圜底陶罐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对部分器皿的容积进行测绘。第五，前往涂井镇红赤村考察汝溪河两岸分布的盐井、蓄卤池、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大型熬盐炉灶遗迹及损毁的寺庙基址。对这里的大型熬盐炉灶进行测绘。历史上，这一带的盐产业颇具规模，直至20世纪60年代才停产。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四川省文管会等单位曾在甘井沟口一带作过调查 [2]；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井沟和中坝遗址进行过调查 [3]。1993-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再次对中坝遗址和甘井沟口等遗址进行复查 [4]。
2）云阳-奉节-巫溪-巫山
联合考古队在云阳县参观了云安镇盐场（已停产）、白兔井等，了解盐井的构造及提取盐卤的设施。然后前往巫溪县，重点考察了大宁盐场（已停产）和向厂区输送盐卤原料的大宁盐泉（后溪河北岸宝源山麓）。对盐场西端3号车间和东端3号车间内废弃的熬制盐卤的炉灶及相关设施、用具等进行测绘。
3）彭水郁山镇
1999年夏，联合考古队派遣北大城市环境科学系硕士研究生李小波（现任教四川师范大学）前往重庆彭水县郁山镇，考察那里的盐业遗址 [5]。与其他盐产区相比，郁山盐矿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因此有“彭水型”卤水一说。其特点为：1）盐矿地质时代早、埋藏浅；2）盐卤多天然出露；三）盐卤成分较差。通过此次考察，了解到郁山镇共有古盐井13处。此外，明清两代，当地也曾开凿过一批盐井。1949年以后，当地实际有生产能力的盐井共9眼，日产卤万筒（每筒128斤），后又开凿了黄泥井、新皮袋井、郁机一井、郁机二井等，产量大幅飚升。但是，由于盐卤含氟量过高，1984年，郁山盐厂全部停产。另据调查，除郁山镇外，彭水鸡冠山、温泉等地也有产盐历史。
（四）鲁北莱州湾地区
2002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环境学院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及胶东半岛进行了一次盐业考古调查，考察地点和单位达20余处。通过此次考察，基本达到了从面上了解鲁北-胶东沿海与制盐有关的遗址，以及这些遗址的分布、数量、埋藏及所在地的景观环境。其中，考察重点是该区域内常见的一种陶质盔形器，详细考察了此类器皿的分布、埋藏、年代、器形、纹样及在遗址中所占的比率等，同时，对各地博物馆、文管所收藏的一批盔形器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和实测。经初步分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 [6]。
三、考古发掘
（一）四川蒲江县盐井沟-灰沙嘴遗址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曾在蒲江县白云乡盐井沟-灰沙咀遗址作初步试掘 [7]。在盐井沟发现2口盐井和1处蓄卤盐池，并作了初步清理。2眼井均圆形大口，直径170-175厘米，开凿在沟内山溪一侧基岩台地上，至今仍渗出卤水。从井内清理出的遗物有唐宋时期的板瓦等。在1号盐井上方约28米处发现一处摩崖造像，画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两侧刻写“大中”、“元和二年”纪年题刻及“勾当盐井人”、“淳熙丙午年修井”等题记。2号井位于1号井的上游段。盐井上方阶地有一处用石板砌筑的蓄卤盐池，长375、宽195、深120厘米，中间用石板分隔成两个小池。2号井和蓄卤盐池附近发现有10个输卤笕槽支架柱洞及板基槽1处。笕槽支架的柱洞为圆形，开凿在溪谷旁基岩或巨石块上，直径20厘米上下、深12-26厘米，间距73-208厘米不等。支板基槽也开凿在基岩上，共14个，长36-100、宽10-17厘米。估计当时可能在基槽上安置支板，再在支板上设置输卤笕槽，向下游窑埂村的盐场输送卤水。
盐场建在溪谷下游窑埂村边，这里保留大量废弃堆积，埋藏丰厚，当地人称“灰沙嘴”。经试掘得知有6层堆积，堆积物主要为熬盐时废弃的炭渣、盐卤渣等。出土遗物有釉陶碗、四系罐、灰陶盆、红陶缸等器皿的残件及板瓦、铁锅残片等。还有数量较多的长条形耐火石。从文化堆积及包含物分析其年代大致在唐-宋时期。
（二）忠县
1）重庆忠县甘井沟口遗址群等
20世纪50年代末，三峡水库的建设开始酝酿，由此拉开了三峡考古的序幕。这一期间，四川省长办文物队和四川大学等单位曾在忠县（原属四川省）甘井沟河口的瓦渣地、哨棚嘴等地作过试掘 [8]，发现了以尖底羊角杯和花边口罐为特征的一组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后来有学者推测，此类遗物有可能为制盐用具。
20世纪90年代，三峡水库建设正式上马，一场世界上最大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在三峡地区全面铺开。1993年末，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接了忠县地下文物保护发掘论证的任务，并立即派员前往三峡进行先期摸底和遗址选点工作 [9]。与此同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已先期在哨棚嘴、崖脚遗址进行试掘，为后来的工作作了铺垫。
1994年初，北京大学组建了三峡考古队。2月前往忠县，对忠州镇甘井口遗址群、乌杨镇汉-南朝墓葬、涂井李园遗址和魏晋时期崖墓等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获取一批重要资料。在当年作的论证报告中明确指出，甘井口遗址群、中坝遗址、李园遗址出土大量花边口圜底罐、尖底羊角杯应是一种特殊产业活动的遗留，探索这些遗址的性质及此类器皿的使用功能是考古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0]。
从1997年开始，甘井沟口一带的考古发掘一直持续到2002年。
2）重庆忠县中坝遗址及古盐井
中坝遗址位于甘井河中下游的右溪村。该址曾于20世纪50年代末作过试掘 [11]。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该址进行试掘，对遗址的埋藏状况有了初步了解 [12]。1997年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址进行大规模的连续发掘至今。
为配合中美盐业考古合作项目的进行，经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协商同意，从1999年末-2001年5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每年派遣部分外国研修生、研究生承接中坝遗址一座探方（编号99ZZDT0202）的发掘（面积10x10米，实际发掘面积9x9米）。自第18层(约东周晚期)到第69层(生土)发现的遗迹有：龙窑3座、房基地面（或工作面）33处、灰坑42个、方形粘土壁坑2座、沟槽6段，以及大量陶片、石器、骨器、角器、卜骨及其他遗物。
[关键词]历史学；实践教学；专业考察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因而，实践教学已成为大学教育体系中一个重要教学环节。而历史学作为传统的基础理论学科，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同时，也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本文以专业考察为例探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问题。
一、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
历史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传统基础学科，承担着把知识转化成素质和能力的重任，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近些年来，历史学科的地位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很多人受经济大潮和功利主义的冲击，以实用为评判尺度，对历史学科做了功利性的取舍。历史学专业面临招生难、就业难的困境，成为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这给该学科的办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改变落后陈旧的教学现状，要理论联系实际，更新授课方式，更为重要的就是注重实践教学。而目前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仍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对实践教学不够重视。长期以来，历史学专业的授课局限于课堂理论教学，师生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研读史书、探寻理论，并未能深刻理解历史、感知历史，以致于脱离了实践，流于空泛的理论。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所占比重很少，而且在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上都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相反，理论课时数量过大，导致学生盲目追求理论课成绩，从思想上对实践教学不能给予足够重视。
第二，缺乏开展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是以理论教学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的重要实践活动，尤其对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增强其感性认识，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未能建立开展实践教学的有效平台，对校内外的实践教学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整合，缺乏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没有形成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
第三，实践教学缺乏保障机制。由于学校未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开展的较少，而且没有形成持续性的活动，未能结合专业特点，形成相对稳定的长期有效的实践教学基地，也缺乏业务素质好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因而难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践活动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也无法真正走出学校，走向社会。
二、历史学专业考察的目的和意义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历史学专业的实践教学中，要做到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专业考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首先，组织学生对历史遗址、遗迹和遗物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对具体、生动、丰富的历史材料进行收集和感知，可以弥补理论学习存在的不足，使学生能更为生动直观地感知历史、理解历史。学生把采访调查中所获的非文本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效训练了史料收集能力和科研能力，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通过实地考察，能增强学生的历史专业感，深化对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认识，巩固专业思想。同时还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激发其创新意识，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其次，进行专业考察，还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和爱国精神。通过实地考察，将课堂空间拓展为社会空间，学生有机会深入社会，对各地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风土人情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进一步拓宽知识面，提高自身素养，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在专业考察的过程中，学生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意义。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历史学专业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必须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其中在专业考察方面，应做到如下几点：
第一，更新观念，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专业考察。历史学专业考察是出于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考察地点多为历史遗址、遗迹或遗物，如半坡遗址、昭陵、乾陵、茂陵、龙门石窟、碑林、故宫等等。这样的实践活动有助于学生内化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还能通过专业考察收集更多的历史资料，去感知历史、研究历史。因此，在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应加大实践教学所占的比重，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数，增设与实践教学有关的课程，改变过去只重视理论而忽视实践的传统观念，转变学生的史学观念，树立正确的实践观，把实践教学放在重要的位置，突出专业考察的地位，提高师生进行专业考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二，构建合理的实践教学模式。要进行有效的实践教学，除了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之外，还要构建一套合理完整的教学模式。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生在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之后方可进行专业考察。具体的实践教学模式需要合理有序地展开，就专业考察而言，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考察地点，考察的范围应尽可能的获取到丰富的历史材料。比如古都西安，历史上多个王朝建都于此，留下了可供我们学习研究的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考察地。其次，要有明确的考察任务。带着目的和任务去实地考察，方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如研究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喇嘛教，可就近去各地的喇嘛庙考察，如大召、百灵庙、五当召、美岱召等。如果去西安碑林，则研究的重点内容就是典籍石刻和书法艺术。参加专业考察，不同于户外旅游的休闲放松，师生要有明确考察的重点和任务，要认真观摩，有目的地收集历史材料，考察后学生要撰写出有质量的历史考察报告，对专业考察做深刻的分析总结，并以此作为考核成绩的依据。再次，就近实地调查与异地专业考察相结合。一方面，组织学生实地调查就近的古城遗址，有效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包头的同学可去麻池古城、北魏时期的的怀朔古镇，通过就地采访调查，采集历史资料，进一步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要进行异地专业考察，重点考察著名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历史遗址、遗迹，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深刻认识人类文化的起源、分布和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加深对历史学专业的理解。同时，还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毕业论文、科研立项等方式开展多角度、全方位的实践教学，再结合理论课程的学习，共同构成完整的教学体系，提高教学效果。
第三，加大力度建立有利于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首先，根据专业所需，建立一批长期有效的专业考察实践基地。历史学专业实践基地的建立要以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共享为重要目标，学校要与实践基地签订协议，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关系，从而搭建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共同为培养新型学术人才贡献力量。其次，学校要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保证专业考察的有效开展。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学校必须在人员配置、时间安排以及经费保障方面给予足够的支持。专业考察以学生为主体，同时也要有专业的业务素质强的指导教师组织和参与，以便有效地指导实践教学，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生在专业考察中真正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在教学计划中，要有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保证必要的专业考察的时间，避免随意性。同时，学校还需多方筹措实践教学经费，加大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的实践活动得到有效保证。
总之，开展历史学专业实践教学活动，进行实地考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途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较强社会适应性的新型历史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步骤。只有师生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为实践教学创造条件，推动教学改革，带动学科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才能使历史学专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替代的重要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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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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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m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m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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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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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_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_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_的真实记录——记<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m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m”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m，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m城，可见?m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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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V……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m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m、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m’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m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m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m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_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m、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m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m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m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关键词：福建三明市、漳州市；重点文物保护；万寿岩遗址；漳浦文庙大成殿；漳州林氏宗祠；考察报告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8—0001—03
福建省三明市与漳州市境内各包含有前六批由_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公布日期依次是：1961年，1982年，1988年，1996年，2001年和2006年）简称“国保”单位6处和14处（见[1]，[2]），漳州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见[3]222页）。笔者一行3人，老中青结合，于2012年11月6日至12日对其中的5处和11处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就这次考察所见到的现状，着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4处“国保”单位作如下报告。
一、 三明市的万寿岩遗址（5批）得到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万寿岩遗址位于三明市岩前镇岩前村前村西北的那座石炭岩孤峰。1999年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那里有文物，更不知道那里的文物会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学年代上的一段空白。由于石灰石是炼钢需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辅料，好多年前三明钢铁厂就已购买这座孤峰，作为生产石灰石的基地，成年累月的挖掘，山已掏空过半。1999年，有人发现其中混杂着一些似乎像化石之类的物品，引起当地文物部门的重视，经逐级上报和考古人员的抢救性发掘，初步判断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址。当年11月15日，中国科学院贾兰坡院士等专家学者对万寿岩遗址的出土文物进行了鉴定，一致认为该遗址是我国华东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洞穴类型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原来福建省只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比这要晚十多万年，贾院士还亲笔题词：“这个遗址很重要，必须保护”。
时任福建省省长的同志，于2000年1月1日对省文化厅关于万寿岩遗址的保护建议，果断地作出批示，批文中的第一点是：“保护历史文物是国家赋予每个人的责任，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文化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现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爆破，保证配合省文化厅做好洞穴遗址的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
2001年万寿岩遗址成为第5批“国保”。在国家、省、市三级政府部门调拨资金，大力支持下，使得该遗址得到了整体保护，并且建成设施完善，馆藏丰富的“万寿岩遗址博物馆”。
经三明学院友人朱同志与遗址博物馆的事先沟通，博物馆吴馆长亲切接待了来自远方近八旬的同宗长者，热情介绍了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砍砸器与刮削器等石制品及巨貘与中国犀等动物化石，他还亲自引领我们前往参观通常并不开放的万寿岩遗址的主要洞穴船帆洞，在该洞内有距今约两万年的人工石铺地面，露出来的面积约120平方米，属国内首次发现，世界罕见，大开眼界！各级政府和领导如此重视万寿岩遗址的整体保护，令人欢欣！
二、三明市的博物馆迁出正顺庙（6批），令人鼓舞
正顺庙地处沙溪河畔西岸，三明市列东大桥北侧的鲤园中，坐北朝南，始建于700多年前的南宋绍定6年，即公元1233年，是为祭祀谢佑将军而建。元明期间屡次重建，清代以来也几经修葺，它是三明地区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主殿7米开间，宽约21米，进深约25米。1984年三明市设正顺庙文物保管所，负责保护管理，1996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第4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成为“国保”。长期以来，正顺庙作为三明市博物馆供市民参观游览，当我们在博物馆开放时间到达时，大门紧闭，询问门卫，方知博物馆正在搬迁中，现在不开放了，等以后搬到新馆才能开放。又经三明学院小朱入内，向博物馆某负责人说明来意，该负责人当即表示欢迎，并招呼旁边一位工作人员去打开庙门，请我们进去察看，此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主殿已空无一物。该工作人员则称：“博物馆展品已全部迁出，庙宇原貌将逐步恢复”。
三明市文化部门采取“庙”、“馆”分离的措施无疑是对重点文物单位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保护。国内不少地方，常将古庙宇、古民居作为博物馆或展览馆，实现对它的管理与保护。这固然不失为一种有效或暂时的方式，但古庙宇与古民居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古庙宇有其独特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与博物馆或展览馆有本质差异。因之，三明市将博物馆迁出正顺庙的举措十分正确，大有助于实现文化上的和谐，令人鼓舞！
三明市前六批“国保”除顺昌“宝山寺大殿”（6批），此行还去过的其余3处：“泰守尚书第建筑群”（3批），“建宁红一方面军领导机关旧址” （6批）和永安“安贞堡”（5批）都保护得很好，足见三明市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漳浦文庙大成殿（6批）现状令人担忧
乡土历史是指家乡或者故乡的历史，包括我们成长地方的地域特色、自然景观、历史文物、古城遗迹、民间艺术、风土人情、名人秩事等。乡土历史资源和教材知识的融合教学，可以为学生搭建重现历史的平台，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能更好地进行品德教育。乡土资源是具体而亲切的，可见而摸得着的，如能在教学中合理地融合乡土历史资源，做到“润物无声”，历史教学将呈现出美好的前景，而学生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新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践行乡土教育，但实际教学中，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历史课时相对较少、学生负担重等因素制约，历史教师很少利用乡土版教材进行教学，丰富的乡土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因此，我尝试在人教版初中历史的教学实践中加强乡土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一、在历史课堂上穿插乡土教学资源
大部分历史教师把教学重心放在了历史教科书上，因为历史教科书是历史教学最重要的课程资源，也体现着绝大部分的考试内容，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教学资源。新编《中国历史》等四册书中，在内容设计上更加贴近学生实际，反映出社会的各种现象，这就提示学生应从衣食住行等不同角度重现当今的社会活动。现在的历史教材中，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资源很多是与历史教科书内容息息相关、互为补充的。因此，历史教师应对教科书中出现的与乡土资源教材有关的知识内容进行整合和有效指导，使乡土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在讲授七年级“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我引导学生参考南京地区的乡土教学资源中的《胥河是世界上最早的运河》进行学习，世界上第一条运河叫“胥河”，以它的开凿者——春秋吴国大夫伍子胥命名。最早的运河，就是用于战争的。它从苏州通到太湖，经宜兴、溧阳、高淳，穿固城湖，在芜湖接长江，全长100多公里。有了这条“快速通道”，前线兵员、粮草源源不绝，才有日后伍子胥攻入郢都，鞭尸雪耻的故事，如今胥河已褪去硝烟，仍在滋养两岸生灵，肩负高淳、溧阳间的引水灌溉与河道通航。为延续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在学习“辛亥革命”一课时，我结合乡土教材，把江苏人们在辛亥革命前夕抗捐抗税斗争的革命斗争展现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当时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官吏横行的社会是怎样_的。在学习完《侵略与反抗》这一单元后，我将《江苏乡土历史》教材作为总结课的教材，让学生通过文字描述重现当年江苏人民英勇_的事迹，学生都为自己家乡的英雄感到骄傲，对守护着他们的烈士表示崇敬，对这片养育着他们的土地深深眷恋。
二、开展历史遗迹文物课外参观活动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全国各地都保存着各具特色的历史遗迹遗址、文物博物馆、历史名人秩事和自然景观等。浙江省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十分丰富的。以南京市为例，就有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汤山直立人化石遗址、清朝乾隆下诏修撰的《四库全书》、全国佛教五大名山之一——雪窦山弥勒佛道场，还有黄宗羲、王守仁、高则诚等一大批名人，历史资源丰富。各个市属文化局或者博物馆也会不断推出各种系列的专题历史展览以供市民、学生观赏和学习。这些历史文物和历史遗址是任何文字书籍都替代不了的历史乡土资源，能最真实地将历史重现，这种可见的、摸得着的历史文物更容易让学生融入历史情境中，触发情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些不可代替的乡土历史资源，因地制宜地组织学生参观考察这些历史文物，一定能提升学生的历史学习激情。
我在历史教学中，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让学生走出去感受自然、感受历史。在本学期的第五周，由于地理位置和时间等各种条件限制，我选择分批带领学生参观中国原二大十博物馆——南京博物馆。进入博物馆，学生的兴致就被点燃了。他们一边认真地听讲解员的介绍，一边认真做下笔记，用发现的眼睛寻找着历史，最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博物馆。简单的参观并不能让学生在瞬间与历史“感同身受”，但在每一次学生的观后感中都能发现他们成长的亮点。
三、实践活动整合乡土历史新资源
“实践出真知”，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是新课程改革对广大教育者提出的新要求。即使现有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得多么完善，资源多么充足，但仍有值得探究和创新的方面。新编教科书在每一课中都增加了“活动与探究”版块，在每个单元最后都安排了不同类型的“活动课”，就是让学生通过多元化的活动实践，从历史印象走进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以一种新的形式去收集信息、探究问题、深入生活、了解社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提高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实际和学科知识开展科学合理的历史探究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学生收集过去的购物证券，如各种货币、布票、粮票等，以此感受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开展“知我家乡，爱我家乡”等主题活动，让学生了解家乡的过去和现在的巨大变化等一系列课外活动，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整合出教材上没有的乡土历史知识。
例如，八年级第三单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课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我们各自家乡的变化是中国大变化的影子。我采用社会调查的形式开展“我的家乡焕然一新”活动，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项调查，整理“我的家乡新在×××”报告。在开展活动之前，我指导各组学生制订具体的调研活动计划：
1.确定主题：家乡的交通变化、教育变化、建筑变化等；
2.确定调研形式：实地考察，人物访谈，问卷调查等；
3.调研对象：普通居民、文化部门、老一代知识分子等；
4.分工合作：记录员、资料整理员、分析员等。
在学生完成调研资料收集后，我再指导学生进行资料分析和补充，让学生的调研报告更具科学性。
总而言之，乡土资源作为历史教育甚至是爱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素材，历史教师要善于加以利用和开发，让乡土资源发挥出应有的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晓光.乡土资源在学科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12（36）.
[2]张爽.谈丰富的乡土资源的好处[J].教育教学论坛，2011（2）.
关键词 爱国主义 革命遗址 保护
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独立学院，武汉华夏理工学院土建学院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将理论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开展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摸索出了应用技术型高校土建类人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方法，结合自身专业特点，运用所学，实地走访革命遗址，了解保护现状，提出整改建议，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的专业知识，让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打造落在实处。通过对革命遗址的近距离观察，清晰的认识历史，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该项活动还能够形成典型经验，可以在不同高校和地区辐射推广。
1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2016年8月，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组织学生开展社会实践，实地对恩施鹤峰的革命遗址保护现状做了调查，同学们先后走访了鹤峰县烈士陵园、五里坪乡红军遗址等革命遗址，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大木结构腐朽变形和地基基础沉降等问题。
同学们分析了建筑问题成因，他们认为地震灾害、人为的地下工程、木结构腐朽变质等都可能造成上述问题，另外建筑的保护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又繁琐的事情，以前的建筑一般都是砖石结构或砖木结构，且年代又都久远，主体所用的砖石，经过天长日久的风化，而其木构件又经过长时间的炭化，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腐朽。有的则因白蚁作祟，使许多木结构已失去应有的功能。完好的则因长久干燥，防火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
革命遗址被毁，经济价值可以估算，然而文物价值是无可计算的。鹤峰县的红色建筑，很大一部分都是民居改造而成，分散在各个地方，保护工作非常困难。进过调研，同学们认为可以主要采用以下方法：白蚁防治，定期给建筑木构件喷洒些药水，发现虫害，彻底根治，未发现的加以防治，防患于未然，使红色建筑得以安康长久。再就是建筑防火，建筑防火是一个大问题，红色建筑过去都没有防火设施，不像现在建筑有消防栓，有喷淋、有烟感报警装置。然而它们的要害又是怕火，一旦发生火灾极难扑救。所以建筑防火是当务之急。建议主管部门给建筑适当安装监控装置，把所有部位纳入视野之中，一旦发生险情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致于发生大的损失。
通过这些调查，同学们对革命遗址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站在专业角度，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提出个人意见和看法。
由此可见，对于红色遗址建筑的保护也是有很多要求的，如：（1）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不搞破坏性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对建筑材料要进行有效处理，置之于隐蔽处；对屋顶瓦、砖瓦等，力求按原有的规格、花纹等烧制，不轻易无根据改变原样，以期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2）在维修中注意恢复建筑的本来面貌。对已遭到破坏性维修的建筑，应通过调查考证，努力将其原来的造型、体量、装饰、色彩等形貌忠实地恢复过来。（3）尽最大努力，采用不落架施工。有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部分梁柱已被害虫蛀空，但墙面砖木尚好。如果按常规维修办法揭顶、拆墙、更换梁柱，必然会造成严重破坏。而采用不落架的“偷梁换柱”做法，才能完善地保护其原有的各种构件。如果改变了原状，就失去了它的特色，就不能带给我们正确的历史时代感，从而降低了作为史证的价值。
2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的意义
根据《恩施州革命遗址普查报告》显示，恩施州革命遗址共计667处。其中：（1）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276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2）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281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3）革命领导人故居36处，占革命遗址总数的。（4）烈士墓36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5）纪念设施38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恩施州革命遗址主要是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C构旧址、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这两类占了革命遗址总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修建的纪念设施仅38个，只占革命遗址总数的。因为年代久远，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
从对恩施州这一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革命遗址考察中，发现用专业知识调查革命遗址保护状况，倡导爱国主义教育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而且通过土建类专业学生的实地走访，让他们有深刻的体会，在实践中验证了所学的专业知识，才让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打造落在实处。
3采用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按照调研目的和计划，对革命遗址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观察，并做出准确、具体、详尽的记录。
（2）文献法。通过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和文件，全面掌握所需材料，以利研究工作。
（3）调查法。通过访问、发问卷等方式去收集反映研究对象的材料。必要时可同历史研究法等配合使用。
（4）历史研究法。通过对革命遗址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建筑发展的规律，挖掘潜藏的文化内涵。
（5）实验法。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汇总，根据建筑物实际情况，进行实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吐蕃考古始终是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的关系，然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并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对吐蕃金银器的考述，是关注的一个焦点。如霍巍的《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阿米•海勒的《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杨清凡译)瑏瑣是这方面的成果。其他，谢继胜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并就各处造像之间在构图、题材、图像特征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1］。霍巍撰文则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考察、分析了大昭寺吐蕃木雕的艺术风格与源流，认为大昭寺的总体木构建筑融合有南亚和中原唐文化的不同文化因素，是吐蕃对外文化交流的有力物证［2］(P．43－48)。陈庆英、马丽华等解读在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认为此碑是当地民众为现证菩提节而举行供佛法会和祈愿功德回向于赞普王室而竖立的，对研究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活动具有重要价值。［3］(P．96－102)重要著述有《青藏铁路段田野考古报告》［4］(P．212)和《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5］(P．332)两部专题性考古报告集。其中，前者是2003～2004年青藏铁路段沿线考古调查中所发现36处文物点的系统资料及其初步研究成果，具有较系统的资料性，对于认识高原古代文化和区域性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此次青藏铁路考古调查的工作方法与过程，并在“结语”部分对此次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分析。后者较为全面、系统地披露皮央•东嘎遗址的考古资料，主要涉及皮央•东嘎遗址的地理环境与遗址概况、历史背景与考古工作简况、石窟遗迹、石窟壁画、佛寺与建筑遗迹、佛塔遗迹等内容。该报告还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各相关领域专家的专题研究成果，以期对西部地区古代文明研究提供科学的资料。同时，报告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写者对这处古遗址若干学术问题的初步认识。
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主要任务
自20世纪中叶以来，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由西方学者掌控到中国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由“地表”采集到“地下”发掘，由对远古社会的茫然到基本建立起由史前社会到历史时期的文化序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并取得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为下一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60年的建设和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田野调查、发掘资料、培养和锻炼人才队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考古学界和藏学界的热切关注，并初步形成藏学领域的一个独特的研究方面。
(一)发展趋向
综上发展历程来看，今后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在如下方面可能还会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
二是学科队伍上，趋向藏汉民族人员协合组队。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蜕变过程。60年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又积累了丰富的人才工作经验。概言之，从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1984—1985)开始，文物普查中就采取了由区外考古专业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群众联合组队的方式。如此组队，使得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得到优势互补，既可发挥区外人员较强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的优势，又可充分利用区内广大藏族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熟悉民风民俗，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的本地优势，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确保文物考古、调查、普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这种模式为后来的文物普查、考察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在第二、三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中都得到借鉴和沿袭。就工作历程的回顾来看，参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内地学者主要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湖南、南京等地。瑏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为藏族地区在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一大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他们在文物普查、考察工作中，与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藏族考古工作人员更堆在回顾考古工作时说:“建国以来，考古工作，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以70年代末昌都卡若遗址发现和发掘为界线。前三十年的成果，主要是内地同志做的。后二十年，主要是自己做的———因为有了一支自己的考古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绝大多数是藏族同志。可以不夸张地说，后二十年的工作成果占全部考古工作的90%以上。后二十年来考古工作的成果的取得，还得到了内地许多省市同行们的支持和帮助，是和内地，藏族和汉族(亦包括其他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从卡若遗址的发掘，到万里高原的文物普查，从大批吐蕃墓地的发现，到古格王国遗址的考察，大家在同一个碗里抓糌粑，同在一个坑里搞发掘，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瑏瑦据此可知，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藏族同志已经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承担起了主力军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我们亦可窥见在藏区文物考古工作中藏汉民族工作人员团结协作感情之一斑。
三是发展空间上，趋向开放化和国际化。当代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开放化、走向国际化的国家。对于中国的学术而言亦是如此，再没有闭门造车的可能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祖国黄河、长江流域的悠久文明，中亚草原的游牧文化，西亚河谷的农业传统，南亚热带沃土上孕育出来的思想意识，使这一地区()的历史，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时代由于感受的外来影响有所不同，风格亦迥然相异。从文化上来说，可以说是亚洲古文明的荟萃之地。对总体文化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问题，而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国际性。”［8］童恩正的上述论述与图齐在谈及考古时说法不谋而合:“不是一个与世界其他地区完全隔绝的孤岛，而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汉地、伊朗及中亚发挥各自影响的地区。”瑏瑧我们由此可知，从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来看，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复合性和开放性。这就要求我们从事的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必须立足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藏区的文物考古工作必须要结合南亚、中亚的考古工作。近些年，藏区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步伐。青海都兰吐蕃墓群中大量中亚、西亚织锦的出土，陈庆英、马丽华等(2010)对巴基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的解读等等，已经让我们切实地认识到藏区文物考古工作立足，立足国内，开拓学术视野，走向开放化、国际化的重要性。由四川大学、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办的“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在这方面做出的开拓和尝试，自2002—2009年已成功举办四届，成为中国藏区文物考古学界与国外同仁经验交流的重要平台。四是研究手段上，趋向现代化和科技化。关于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或将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引入考古学研究的问题，是现代考古学的一大发展趋势。现代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学科，学界称之为“科技考古学”。不管这样的称谓是否成熟可行，但从中足以看出现代科学技术之于考古学科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了。“一个学科总是在与别的学科相比较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又是在与别的学科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
(二)主要任务
经过60年的发展，藏区文物考古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起步晚、底子薄、成果少等原因，仍然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从藏区文物考古发展的历程来看，目前至少有如下几项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关键词：缙北文物勘查团考古调查古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史
中图分类号：TU-1
文献标识码：C
2009年，我们即将迎来_60周年华诞。
“六十载风雨砥砺，一甲子春华秋实”。中国社会的沧桑变革之间，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1949年10月1日，_成立。同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成立，设一厅六局，其中_负责指导与管理全国的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_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时期，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规模及力度都相对较小，且多集中于北京等大城市之中。即便如此，国家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关注与支持。
1949年12月24日，文化部_在北京召开文物管理工作会议，_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邀请郭若、向达，梁思成、尹达、范文澜，邓拓、胡绳、马衡等著名专家、学者，征求讨论《为禁运文物图书出口令》、《为保护全国各地公私有古迹文物图书令》、《保护有关革命历史文化建筑物暂行办法》及《古文化遗址及墓葬发掘暂行办法》等文物法令实施的意见与建议；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古生物保护的暂行办法，并同时颁布《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又如，同年7月6日，政务院又颁布《为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其中明确规定“凡全国各地具有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廊、宫阙、关塞、保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作为_最早颁布的一批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性文件，对建国之初特别是在“”运动中保护古代建筑及其他重要文化遗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此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逐步改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体系得以逐步完善，与之相应的各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也随之快速成长与发展起来，较大规模的考古及古建筑调查与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扩展。以1950～1953年期间刊发在《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1月，至1959年1月改名《文物》至今)上的重要古建筑调查报告为例，计有：《东北古迹古物分布图》、《东北各省古迹名胜统计表》、《我局组织雁北文物勘查团调查山阴故驿古城遗址及京绥线古文物建筑》、《山西省各地文物古迹勘察报告》、《南京市及其附近的古迹调查报告》、《赴平原、河南、山东提选及考查文物工作报告》、《登封文物调查》、《重庆市一年来的文物调查》、《川北文物调查征集工作报告》、《川北乐山文物古迹调查保管工作报导》、《西北区古迹名胜及文物的调查》、《新疆伊犁区的文物调查》、《新疆考古报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文物古迹调查记》等，由此可以管窥建国之初全国范围之内进行文化遗产调查的概况。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背景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1950年7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及_负责组织成立的雁北文物勘查团，以其较大的规模与成果丰硕在当时颇为引人瞩目，成为建国之初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文化事件之一。
雁北文物勘查团是_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的规模较大的关于历史文化遗产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团队，该团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的《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也是建国以来正式付梓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调查报告。
以雁北文物勘查团为契机 全国范围内的各类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及发掘工作陆续展开 其中包括 1950年9月，中央文化部_组织东北考古发掘团，进一步发掘吉林西团山石棺墓；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发掘团前往河南辉县，进行琉璃阁、固围村等地点殷商、战国及汉代古墓的大规模发掘(考古发掘延续至1952年，1956年出版发表《辉县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曾昭主持发掘江宁牛首山附近的南唐二主陵墓(考古发掘延续至1951年，1957年出版发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之前身)李文信主持发掘辽宁义县清河门辽代中期萧氏家族墓，故宫博物院陈万里等进行河南临汝古代窑址考古调查等。上述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开展，对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人员组成及古建组考察内容
1950年初，当时的察哈尔省雁北专区山阴县古驿村之北，因水利基本建设开凿河渠时发现古城遗址，并采集有陶器及古钱币等文物。此事最初由察省文教厅报告中央文化部，因其所提交的报告不详，文化部故将其转回察省文教厅再为详细调查，察省文教厅遂派出专人前往山阴古驿，现场踏勘并撰写专门报告，上报中央文化部及_。经过论证，专家认为雁北山阴古城可能为汉初或战国遗址，有详加调查研究的必要。与此同时鉴于雁北专区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重要古代建筑遗构在刚刚经历的战争期间曾遭受炮火之灾，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如何，当时来自各方的传说不一，也有必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因此，中央文化部_组织并邀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清华大学国文系及文物馆，清华大学营建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故宫博物院，北京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商请各方派出专家与_合作开展雁北地区考古及重要古代建筑的调查工作。
1950年7月21日，“雁北文物勘查团”正式成立，分为考古、古建两组时任中央文化部_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先生任团长，清华大学营建系刘致平教授、清华大学国文系陈梦家教授为副团长。考古组组长由陈梦家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员阎文儒、北京历史博物馆傅振伦担任，组员为宿白(北
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王逊(清华大学文物馆)：古建组组长由刘致平教授兼任，副组长分别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及北京大学工学院赵正主教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莫宗江副教授担任，组员包括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等三人；另有北京大学工学院的李承祚(至云冈因病返京)，故宫博物院的张广泉(至应县因病返京)，中央文化部_总务科的王守中、王树林等共计十六人。
雁北文物勘查团成立当日，即行出发 于当晚抵达大同。次日，全团先至云冈共同调查云冈石窟保存现状后，考古组与古建筑组即分途各地进行调查与勘测工作。迨至同年8月31日，考古组自阳高县，古建组自太原，石家庄返京，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的调查工作时间共计四十天，先后调查大同云冈石窟、山阴故驿村古城、浑源李峪村出土战国铜器遗址，阳高古城堡，广武古墓群，雁北及五台，太原，正定等地重要古建筑遗构二十余处，皆加以细致的测绘，摄影，记录，考察期间还进行了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
以古建筑组为例，先后调查勘测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大同善化寺(山门、大雄宝殿，三圣殿，_阁)，大同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应县木塔、应县净土寺大殿、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及观音殿、代县报恩寺大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及文殊殿、太原晋祠(圣母殿，献殿及鱼沼飞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转轮藏殿及慈氏阁)，正定开元寺钟楼等重要遗构二十余处，主要对其保存及残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测绘与记录。古建筑组的刘致乎，莫宗江，赵正之等先生皆曾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1949年之前大都曾对上述古建筑遗构进行过调查、测绘与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检阅收录于《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先生撰写的《古建组勘察综述》及《大同及正定古代建筑勘察纪要》，莫宗江先生撰写的《应县，朔县及太原晋祠之古代建筑》，赵正之先生撰写的《五台山》等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在早年中国营造学社古建筑测绘与研究成果的支持之下，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的考察目的及行程安排，重点放在对晋冀地区最重要古代建筑的保存状况及残损情形进行实地详勘，按照遗构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性及残损程度，及时拟定保护目标及技术措施，以利按照轻重缓急尽快实施修缮保护工程，例如，《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中刘致平，莫宗江、赵正之诸先生所撰调查报告，整篇尽量缩减了相关历史考证，形制特征、构造做法、附属文物等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内容，力求言简意咳，准确概括：与此同时，以上报告皆以大量的插图(多以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测绘图为底图标注，或以现场勾画的草图加以标注)、照片以及附表内容详细地描述，标注与统计所调查勘测古建筑的保存现状及残损情况，并进行较为系统的残损程度分类及工程量统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针对实施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考察目的及主要工作方针。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只能寻找重点中的重点量力而行。因而国家在确定重要古代建筑修缮保护工程之前，态度非常慎重，必须要进行反复的勘察与论证。雁北文物勘查团及其调查报告无疑可视为当时文化遗产保护论证决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以专家学者的纯粹学术研究为唯一目的。
雁北文物勘查团此行调查的多数重要古建遗构，以往中国营造学社在_之前皆曾经详细测绘，通过此次调查中发现的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金天会十五年重修题记，并与朔县崇福寺弥陀殿大木结构进行比较，较为准确地校正了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期对文殊殿始建年代的推论；而在佛光寺附近僧人墓塔调查及遗址的清理中出土的五尊唐代白石造像及彩塑残件，则被赵正之先生称为“意外的发现”，“不胜欣幸的收获”，这些白石造像经过与佛光寺东大殿内的唐代塑像以衣纹、铠甲、饰物等进行比较，确认为唐代作品。并推测与殿内旧存唐天宝十一年白石释迦坐像同属无垢净光塔，由此也确定旧传所谓的后汉皇帝刘知远陵墓实乃“大唐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五日博陵郡邑县西子为国敬造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的遗址，佛光寺正殿内的供养白石释迦像最初的供养处也应为无垢净光塔，并非祖师塔。
根据《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反映的情况，晋冀地区古代建筑遗构的保存现状及其保护建议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藉此选定山西、河北两省作为当时古建筑调查，修缮与保护的重点地区。为提高古建筑评估工作的效率，时任中央文化部_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指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编订《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1952年，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结束考察并提交报告一年之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委派杜仙洲，罗哲文等为筹备雁北地区的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再次前往雁北，根据《文物建筑等级评定表》的具体评价标准撰写了《雁北古建筑的勘查》的考察报告，遂选定大同善化寺_阁和朔县崇福寺观音殿作为修缮保护的重点项目，修缮工程的设计文件批准后，迅即进行施工，对于其他适合，有能力进行重点修缮的古建筑遗构则提出建议和具体技术方法，并再次记录现状，提出短期修缮建议和长期修缮保护中需考虑的重要问题。
考古组调查内容
与古建筑组重点突出遗构残损现状的调查与勘测工作的现实性相比，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调查工作则更加注重区域性考古调查的系统性及考古类型分析，重点彰显雁北地区多种文化类型纵横交融的变迁历程。考古组报告分为《考古组旅行日志》、陈梦家：《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王逊《云冈一带勘察记》、裴文中：《大同云冈石佛窟对岸之史前遗址》、傅振伦：《山阴县城南古城勘察记》、阎文儒：《广武和古城堡的汉墓》、裴文中：《浑源县李峪村庙坡之彩陶文化遗址》，宿白：《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等八篇，虽为简要的考古调查记录，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开创性的重要发现及收获，始自史前时代，迄至汉魏，及至辽金，实为开创性的区域性考古调查。例如，实地调查云冈石窟，以及云冈附近高山镇的史前遗迹，开创建国以来云冈地区石窟寺及史前遗迹考古调查之先；关于山阴县故驿古城、山阴县广武及阳高古堡及古墓的考古调查，浑源李峪村史前陶片与石器的搜集等，陈梦家先生在《雁北考古旅行的收获》一文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上述报告运用关注文化构成的区域性与多种文化交融互动的学术视角，剖析雁北地区区域性文化遗产丰富多样性的源流及变迁的研究方法，不仅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时至今日，也依然具有显著的特色及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分在雁北文物勘查团考古组的宿白先生，以《浑源古建筑调查简报》为题，对浑源县永安、圆觉二寺的寺史、殿宇(永安寺传法正宗殿)及寺塔(圆觉寺释迦塔)，碑碣匾额(大永安禅师铭)、佛
像壁画等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研究，并对二寺的保护提出了简略的建议。季庚先生早年的这篇著作，广征博采，精于考据，与雁北文物勘查团古建筑组同仁的研究理路相比，则充分体现出其文科专业背景及学术专长。在调查及报告撰写期间，宿白先生多与古建组赵正之、莫宗江二先生通力合作，使这篇调查报告在建筑历史考证、形制特征、雕饰题材，壁画佛像诸方面得以博众长，兼容并蓄。
雁北文物勘查团的宝贵价值
诸如上述考古学与建筑历史研究之间良好的合作互动关系，则是建国初期各学科通力合作、打破门户主见学术风气的写照。正如郑振铎先生在为《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作序所言：“(过去)有一部分所谓专家，学者们，往往是门户之见甚深的。谁掌握了‘材料’，谁就是‘权威’。彼此之间，互相嫉视，互相排斥，互相攘夺。彼此各有一个地盘，谁也不允许侵入。形成了各系各派，甚至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门阀’。他们看不见全面，只见到一点一线，不能通力合作，不能彼此打通研究的范围，永远想不到学术是公开的，这在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并且把持着材料’并不进行研究，更阻碍其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专家们采取了深闭固拒的态度，连望一望他们的‘材料’都是办不到的。至于各个学术机关的合作，那几乎是不可能了，他们是那么壁垒森严的各自独立工作着。但随着人民_的建立，基本上已打垮了这种传统的不良的作风，干净地扫清了门户之见……一切研究的工作，都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一切研究的结果，都是为广大的人民享用的；一切采集研究的成绩，都是要迅速而公开地传布于广大人民之间的，专家学者们之间，开始怀着坦白而公开的心情，彼此相互合作着，互相帮助着；代替了嫉视的，是亲切的友爱与热情：代替了排斥的，是高度的通力合作的精神，代替攘夺的，是彼此协商，彼此扶持，彼此批评的进步的方式。而各个学术机关也是充分表现着合作互助的精神，充分的对于应该合力以成的工作，无不协力从事，不分彼此，毫无人我之见存在，雁北文物勘查团的组织工作，便是充分地表现着这新的方向与新的作风…这个表现，正象征着新中国专家学者们无限光明的将来。“2008年12月19日，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晚辈后学，当我们缅怀这位对于新旧文化皆有建树的文化大家、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时，西谛先生六十年前酣畅快意的文风与作风，中肯真诚的希冀与期望，犹言在耳，而我们做得怎样，又是怎样做的，述及于此，令人感喟!
关键词： 类型学分析;文化因素分析;夏商时期南北文化交流;贡赋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we try to analyze two kinds of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full of social value. we usually call them “Xiangbi He” and “Dakouzhejian Zun”. we could find the same points of their backgrounds of the beginning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we analyze one model of communications-Tribute ―― among the areas of the Middle 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ste south.
Key words：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orth and South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Tribute.
序 言
“象鼻B”又称长嘴平底B、封顶壶型B等，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神秘的“流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延续时间漫长，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二期至殷墟一、二期之间，似一颗璀璨的“恒星”。虽然二者的存在时代有所差异，但两类器物却有着颇多关联。本文希望透过对两类器物的系统研究，以探索二者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一、 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
1. 象鼻B研究
象鼻B目前已报道的材料共13例，庞晓霞、高江涛在《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1）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但需要注意，该文中所提及的两件石家河文化陶壶的器形与典型的象鼻B之间差异明显，对于二者是否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尚需考证。同样，客省庄文化二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庄浪县刘家堡遗址中各出土过一件近似象鼻B的陶B，这些异形器物与典型象鼻B器形亦存在明显差异，二者需区别讨论。
象鼻B数量虽少，但器形、时代特征明显，目前所见之实物，工艺复杂，首部、颈部、腹部、底部皆独立制作，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管状长流斜直上扬，其后端为椭圆形器口，柱状高领，领部下端饰凸棱，腹部呈扁球形，领部顶端至腹部粘接一个宽扁耳，耳面多呈并列凸棱状，腹下假圈足，平底。根据陶质、腹部特征及纹饰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型：
A型，中原型（图二，1），多为泥质黑皮陶，腹部较小，腹壁鼓出，最大腹径靠上，近似圆肩状，器表多见素面;
B型，东南型（图二，2），多为印纹硬陶，偶见原始青瓷，腹部较大，扁球腹圆鼓，最大腹径多在腹中部或靠下，腹部拍印几何印纹。
庞晓霞、高江涛的研究，推测象鼻B来源于石家河文化的陶壶（2）（图一，1、2）。但是，通过分解象鼻B不同部位的器形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到，在A型象鼻B分布的中原地区，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内部已经孕育出了足以组成象鼻B的构件要素。图三中，来自王湾三期文化中的袋足B、单把罐、觚形杯等器物，局部的器形特征与A型象鼻B几乎完全一致。而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缺少颈部，腹部、足部特征与象鼻B差异明显，并且从制法上看，器首的套接工艺，圈足的处理方法等亦与象鼻B不同;另一方面，这类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皆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B、h类器物数量颇少，并且B、h形态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比，差异非常明显，却与河南龙山文化中的B、h相近（3）。因此石家河文化所见的管状流陶壶，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了象鼻B，其间尚有较大的缺环，或许在中原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其仅仅是为象鼻B的创造提供了某些构件组合的新思路。而B型象鼻B首部、底部、器耳特征则与A型象鼻B一致，但这些器形特征在早于或同时于马岭类型的同区域古代遗存中基本不存在，仅腹部与马岭类型几何印纹硬陶的高领扁球腹罐特征一致，由此可见，东南地区缺乏创烧B型象鼻B的器形基础，仅是对于A型的模仿与改造，B型象鼻B作为A型的衍生物，当是符合制陶工艺发展规律的。
从象鼻B出土时代考察，除淅川下王岗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残器T4②：420，报告推测年代为龙山时代以外（4），其余时代皆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出土背景上，目前信息相对准确与充足的仅有四件，具体如表一：
观察象鼻B出土背景与遗迹信息，可知A型象鼻B主要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聚落内;从共存遗物的情况可知，使用者身份较高，应属于权力中心。B型象鼻B在中原地区出土背景同于A型，尤其是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发现的原始瓷B型象鼻B（02 VM5：1），更可视为极其稀有的社会财富。东南地区的B型象鼻B，虽然从出土背景观察，没有中原地区如此突出的社会地位，但B型象鼻B在同时期的东南地区亦属于数量极少者，且工艺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陶器器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平底器在马岭类型陶器群中并非主流产品，这种工艺复杂、器形精美，却不符合土著制陶工艺习俗的矛盾结合体，可以使我们作出如下推测：B型象鼻B对于东南地区的人群而言，并非是生活功能所需求的产品，它来源于对中原地区高等级礼仪性器物的模仿，更多具有象征性与商品性的意义，它的出现既是东南地区制陶工艺精湛技术的体现，也是寻找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政治关联的土著势力的钥匙。
2.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研究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数量相对较多，目前出土此类陶尊的遗址包括湖北盘龙城遗址（5）、荆南寺遗址（6）、河南郑州商城遗址（7）、偃师商城遗址（8）、郑州小双桥遗址（9）、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山西垣曲商城遗址（11）、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2）、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13）、福建光泽池湖遗址（14）等。此类原始瓷尊的分布情况与象鼻B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其延续时间更长，形制变化更为丰富，进而可以反映更多的历史信息。
对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类型学分析，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出土这类瓷器的遗址基本皆是商王朝控制区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且出土数量较少，属于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之一。因此，对于这类瓷器生产、使用的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根据出土遗迹的时代进行推定，对于同型器，其式别变换的认识也需要慎重考虑出土背景。为避免长期使用而造成的信息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该类原始瓷尊的发展脉络，宏观性的概括分析更具有可靠性，笔者认为可将该类原始瓷尊根据器身腹部特征分为以下两型：
A型：深腹尊，肩部呈双折肩或圆鼓肩状，根据器身轮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数量较少，器身纵截面呈竖长方形;
Ab型：器身纵截面近似正方形。
B型：浅腹尊，器身纵截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口腹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多等于或小于最大腹径，下腹壁圆鼓，底面较宽;
Bb型：口径多大于最大腹径，下腹壁斜收，且多见内凹现象，底面较窄。
若以出土遗迹的时代判断，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基本上经历了“Aa型Ab型Ba型Bb型”的发展过程。但考虑到文化滞后性等原因，如Aa型的盘龙城PWZT82⑧：4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二期，Ab型的盘龙城PWZT66⑦：23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三期，两件器物的时代皆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是短短数十年内的孤例，因此两类瓷尊是同时产生或先后产生皆有可能。另外，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除型、亚型之间存在差异外，同亚型的器物之间差异甚小，如盘龙城遗址第六期地层中另见的一件Aa型瓷尊（图五），器形、釉色等特征与盘龙城遗址二期的PWZT82⑧：4基本一致。这种长时段内器形变化较小的产品，是审美的凝固，还是传世的延续，亦难以分辨。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的情况看，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形制相同的产品，那么其生产者或生产地，必然具有某种强烈的内在联系。
此外，从A、B两型原始瓷尊的数量统计看，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根据对尚可辨认器形的原始瓷尊数量统计，A型尊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数量较多，B型尊则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数量更占优势。如郑州商城发现的A、B两型瓷尊数据对比结果为2：7，时代较晚的小双桥遗址数据对比结果也是2：7，而南方的盘龙城遗址对比结果为7：3，平顶垴遗址与池湖遗址皆仅见Ab型瓷尊。另外，中原及北方地区并未发现Aa型瓷尊。
从各类原始瓷尊的存灭时间观察，Aa型数量较少，且消失最早，Ab及B型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这一时期，该类瓷尊的发展进入高峰，中原地区商文化所盘踞的核心遗址中皆可以看到此类陶尊的分布，尤以具备王都性质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中数量最多。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以后，瓷尊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在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居址中发现一件变形明显的Bb型瓷尊外（图六），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已经未见此类瓷尊的存在了。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瓷尊分布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可知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一期遗物中，皆未见足以构成瓷尊器形要素的器类。由此可见，瓷尊的产生更可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广泛地对比夏商之际的古代遗存，有两类值得关注：一为豫南地区杨庄类型遗存（15），一为闽北浙南地区的马岭类型遗存（16）。这两类遗存中皆出土有器形特征或局部特征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相近的器物，并且年代略早。不同的是，杨庄所见的皆为泥质陶，器形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更为近似;马岭类型遗存中则存在硬质陶，更接近原始瓷，且几何印纹纹饰中可以找到与早期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纹饰基本一致者（图七）。总之，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很可能与以上两类遗存有着颇为微妙的关联。
二、 象鼻B、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与
夏商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
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分布情况看（图八），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虽相隔遥远，地理条件复杂，却通过这两种器物形成了某种关联，就像被两条极为相似的纽带联系了起来。
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出土的原始瓷B型象鼻B，显然来自于东南地区的闽浙交界区域，这一例证可以反映区域文化交流的关联。《史记・夏本纪》曰“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7），《墨子・兼爱篇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18）。考古发现，龙山时期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至宁镇地区形成南荡类型（19），后又对太湖流域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形成强烈影响（20），二重证据的对应，可以看到从龙山时代至中原夏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已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夏本纪》又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21），精美原始瓷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又恰合“贡赋”之义。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出现的A型象鼻B，是二里头文化早期贵重的礼仪化器物，在东南地区的改造与精加工之下，形成了更为珍贵的贡品。但为何在东南与中原之间广阔的江淮地区未见到工艺复杂的象鼻B？这可能就与二里头文化核心势力的范围以及两地交通路线的选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了。
关于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交流的途径，向桃初提出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东、西路线（22）。其中东线经淮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再至宁镇、太湖地区，最后向南进入江浙地区，B型象鼻B主要分布的地区正处于在闽浙交界的山地。而太湖两岸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主要受到了点将台文化与马桥文化早期（或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的控制，二者之间极其薄弱的交流关系（23），又恰好印证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江苏沿海地区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的破坏导致环境恶化的结论（24）。由此也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居住环境的恶化，使得东线的交通受困于沼泽地带与古震泽的阻碍。如此，向桃初所提及的西线路径的可能性相对更大，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转站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长江中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其地理要冲的作用，虽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并不如象鼻B作为东南贡赋的表现明显，毕竟最早的瓷尊出现在江汉平原。但是从另一些角度观察，如东南地区所具备的原始瓷烧制技术基础（25），广泛分布并大量蕴藏的瓷石矿资源（26），以及前文中提及的杨庄、马岭陶器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微妙关联，这些都不得不使人对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产生背景进行更深入的联想。以中原地区传统器形为原形，再以东南地区的制陶工艺加以改造，如口部结构、几何印纹、瓷釉等，通过全新塑造，最终生产出符合中原王朝需求之产品。
此外，朱嵩整理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其中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与盘龙城遗址的原始瓷对比，它们在器形、纹饰上相似，但皆与其自身文化的陶器系统不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几何印纹陶上，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所见的鼓腹圈足尊、高领鼓腹罐、垂腹罐等几何印纹陶，更多的是与东南地区的万年文化、白主段类型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27）。如此，与夏代晚期的象鼻B一般，商王朝又与神秘的闽浙赣交界地区联系在一起了。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产生背景的推测中，可以看到东南地区的创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遗址点中，仅见到Ab型瓷尊。长江以北发现较多的B型瓷尊，其始烧时间较晚，并且低矮稳妥的器形降低了烧制的难度，再参考中国工艺史上频繁出现的技术输出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家对于原始瓷物理、化学测验的区域差异，对于原始瓷烧制地点的讨论显然应该在更加细致的时间段以及共时性的微观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延续过程观察，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始瓷器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28）。进入商代，长江以北除二里岗下层一期短暂缺失的原始瓷历史外，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核心遗址中一直都可以看到原始瓷器在展现其贵重的社会价值。在完成夏商王朝的_交替后，商文化很快也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扩张，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进入长江中游流域（29）。也正是这一阶段，新型的原始瓷器也渐渐出现在了商文化贵族的生活中，恰如《诗・商颂・殷武》所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30），与西北地区相同，东南地区的贡赋又一次得到了恢复。
而二里岗上层文化以后，长江以北地区原始瓷器的发展出现了低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1）”多有学者视小双桥遗址为中丁所都之“J”（32），它也是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大量存在的商文化遗址。考古现象的断层与历史记载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证明外来贡赋的存在。
盘庚迁殷以来，开启了殷墟文化的灿烂文明，但晚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沿用的传统却显得十分微弱，殷墟遗址中原始瓷器大多见于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并且已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当地烧制（33）。而郑建明整理商代原始瓷的分期与分区，提出殷墟二、三期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器仍多有交集，并且从器形、胎、釉的情况分析，中原所见原始瓷器很可能为东南地区进贡的产品（34）。殷墟原始瓷所见二至四期的认识差异，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南北文化交流的路径问题都是可以参考分析的。郑文中以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业为基点，对比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但殷墟二、三期时，宁镇地区为湖熟文化第三期的势力范围，赣鄱流域属于吴城文化二、三期的势力范围。湖熟文化第三期中原始瓷几乎不见（35），若太湖以南的原始瓷过宁镇地区北上，为何不见两区互动的文化交流？吴城文化虽然早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但从吴城遗址崛起以来，随着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加强，其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甚至推测吴城文化可能是商时期与中原王朝屡有征战的虎方（36）;另外，吴城文化具有高超而独立的原始瓷生产技艺，并且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大口折肩尊为主的原始瓷产品体系，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中并未出现过吴城类型的原始瓷器，可见二者之间交流阻碍是明显的。由此可知，西、北两个方向的各种阻碍，形成“钳形”的包围态势（37），东南地区原始瓷的进贡之路可谓艰难，唯有赣东、皖南地区万年文化所分布的山区可能通行，万年文化与东苕溪流域同时期的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渊源颇深，的确存在交通路线建立的可能，但困难的交通条件以及北退的商王朝势力（38），东南与中原联系的减弱是可以理解的。商代晚期，祖甲以来“殷复衰”，直至周替商，东南地区的贡赋之路也应该走向新的时代了。
小 结
本文通过分析象鼻B和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在创烧背景和文化交流模式上的相同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中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以原始瓷器为贡品的“贡赋”模式。虽然本文并无足够的证据分析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的能力，但中原王朝所见的这两类珍贵陶瓷还是应该首先来源于东南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原始瓷工艺对于此时可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东南地区而言（39），依然还处在制作复杂且困难的创烧初期。
同时，通过对中原王朝进贡两类陶瓷的“贡赋”，也凸显出了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浙闽赣交界地区在东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实物的交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虽然处在偏远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该区域的人群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及极具智慧的发明，推动着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南方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仅仅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两大板块有着重要的核心效应（40），文明的发展历程应该有着其动态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明推动力，如二者之间的闽浙赣交界地区，在夏商时期其真实的文化面貌以及社会影响，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
注释：
（1） a. 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b. 孙以刚：《江西德兴出土的商代器物》，《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该例象鼻B材料未见于庞、高文内。
（2） 同（1） a，第51页。
（3）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上），第2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260页，文物出版社，_年。根据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的分析，根据新出材料可知下王岗T4②：420的年代当在龙山时代末期，略早于新砦期。笔者认为，下王岗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之间颇多相似之处，并且考虑到二者的地理位置关系，亦不能排除下王岗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同时的可能性。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6、97、188、189、244、273、367、376、388、389、40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报告中，对于硬陶与釉陶的区分是较为模糊的，注解中仅涉及报告中注明带釉的器物，但另外部分胎质很可能为高岭土的同类型尊，亦可能为脱釉的原始瓷。
（6）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第11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7）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90～793、915、91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b. 郑州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09～51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64、6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第226、22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第318、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简报中推测平顶垴商周遗存的年代应为吴城文化三期，即商代晚期，文化属性为吴城文化的地方类型，但该遗址仅存在一个地层，且出土陶器并未见典型的吴城文化器形，即使数量最为丰富的高领连裆鬲、小口折肩罐等亦未发现。从出土陶鬲形制看，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物年代当为吴城文化一期甚至更早。
（14）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第14、25、2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笔者整理了中原地区出土时代明确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可知该类瓷尊，尤其是A型尊存在年代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除非存在文化滞后性的原因，池湖遗址M1、M9中出土有形制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Ab型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两墓年代亦当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129、131～13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6） a.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b.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57～8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21） （汉）司马迁：《史记》，第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8） 吴毓江：《墨子校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年。
（19）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0）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b.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c.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2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23） a. 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_年第3期。b.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70～3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4） 贺云翔：《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5） 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6～6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6） 郭演仪：《南北方古代的制瓷原料和瓷器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57页，1984年，第5卷第1期。
（27） 朱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第89～102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28） 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2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30）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185、1186页，中华书局，_年。
（31） 同（17），第101页。
（32） 如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J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3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b. 同（27），第102页。
（34） 郑建明：《商代原始瓷分区与分期略论》，《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35）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第27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6）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7）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38） 同（29），第32页。
关键词：_时期；西北科学孝察团；考察进程；成就；多角度分析
Restudying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LI Huaishun
（College of Tourism and History Cul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Zhaoqing， Guangdong 52606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new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paration， schedul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developing the Northwest. It also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Xia Nai， the co-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The investigation was well-planned and prepared with a good foundation， and it wa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though influenced by the upsurge of northwestern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many difficulties， the expedition went smoothly on the whole， owing to the support from all sides.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progress； Achievements； Multi-angle analysis
一 考察团的缘起
清末以来，我国西北的考古由于简牍出土、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安特生的调查与发掘以及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丰硕成果等而备受学术界瞩目。_全面爆发后，西北作为_大后方的地位迅速提高，“开发西北”、“到西北去”的呼声高涨，考察团体或个人接踵而至，为建设西北献言献策。
日军侵华，东南大片国土沦陷，破坏了我国学术研究的正常历程。但是随着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的内迁，知识分子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困难，在西南地区陆续开展学术研究。1938—1940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调查、发掘云南大理附近古遗址，此后与相关单位联合发掘四川彭山汉墓、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1937—1938年调查川康少数民族，1939—1940年调查贵州民间艺术等。
1941年10月，李济向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报告中，列举当时的主要工作是：
一、调查川康民族；二、调查苍山洱海的古遗迹；三、贵州民间艺术调查；四、中国建筑及附属艺术资料之收集；五、汉代车制之研究；六、四川古迹之调查与古物采集；七、旧式手工业品之采集与研究；八、滇边民俗材料之采集；九、甘新一带古代艺术及历史文化史料之采集。
其中，甘肃、新疆一带的工作计划有：
1. 以长城线为中心，研究中国古代对于西北边防上之设施及文献之采集；2. 以肃州、敦煌一带之千佛洞为中心，研究佛教艺术东来之情形。如能至新疆，则研究吐鲁番、库车、拜城之佛洞壁画，俾与甘肃境内作一比较。如情形许可，则拟由甘肃或青海至新疆南部之沙漠中作地理与历史之探查；工作时间暂以一年为限[1]。概括而言，就是依据现有的条件筹措经费、招聘人员、实地考察，对原有的调查和研究力争有所推进。由此可见，甘新考察是有基础、有计划的，既受到了开发西北热潮的影响，也是学术研究的自然延续。
1941年11月，李济致信汤用彤，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汤用彤十分赞成。第二年，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其成员向达，“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2]，考察了敦煌莫高窟、汉代玉门关、阳关遗址等，写成许多著名的论文。1943年，石璋如从甘肃返回途中，考察泾渭流域，发现23处史前遗址。由于“万里孤征，行旅匆匆，多未周览”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计划中的考察活动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有必要继续进行。
新考察团的筹划大约始于1943年春。当年7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史语所派夏鼐（副研究员）参加，中国地理研究所派李承三、周廷儒参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派向达、阎文儒参加。历史考古组组长为向达，夏鼐任副组长，阎文儒为组员，他们主要在甘肃、青海考察。地理地质组主要到新疆考察。
根据最新的资料来看，考察团的酝酿较早，经过了比较细致地磋商和协调，如经费来源、人员安排、收集和熟悉西北的资料、规划考察范围和行动路线、购置所需仪器设备等。有关人员查阅了《流沙坠简》、《西域水道记》、《语石》、《居延汉简考释》、甘肃地方志以及斯坦因、伯希和、安特生、黄文弼、张凤、徐旭生等学者的著作。尽管条件十分艰苦，总体说来准备工作还是比较充分的。考察开始后，向达、夏鼐与史语所傅斯年以及李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等保持着通信联系，汇报考察进展，请示工作安排，解决资金问题，规划行动路线等。考察团预定将采集的标本全部运至兰州，暂时保存在甘肃科学教育馆，以后再想办法转送中央研究院。
向达是著名学者，此前去过西北，比较熟悉情况。夏鼐是考古学科班出身，年轻有为，敬佩向达的道德文章。阎文儒是向达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工作过程中成为向达、夏鼐的得力助手。阎文儒称两位是“向觉明师”、“夏作铭先生”。夏鼐认为阎文儒是“向先生的高足弟子”，“考察团增添一生力军”。夏鼐与阎文儒“一见如故”，“合作无间”。“从各种记载中可以看得出，三人的合作十分愉快”[3]。
二 考察经过和主要收获
西北科学考察团原定于1943年9月出发，由于夏鼐突然染病、经费迟迟不得解决等原因，不得不推迟了半年。
1944年3月21日和4月4日，向达、夏鼐先后从重庆乘飞机抵达兰州，住宿在甘肃科学教育馆。随后几天，他们拜见军政要人，踏访名胜古迹。4月13日，夏鼐、何乐夫调查十里店附近遗址。4月14日，向达、夏鼐调查西果园附近遗址。在兰州期间，向达应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等高校讲演。4月17日，由兰州乘车启程西行。途中，夏鼐于武威文庙考察吐谷浑慕容氏墓志。20日至酒泉，考察钟楼寺、文殊山等。4月26日，离开酒泉前往金塔。27日到金塔，游览金塔寺。5月1日到三墩，考察汉代烽燧，7日返回金塔。5月12日，阎文儒从陕西宝鸡赶到酒泉，加入考察队伍。1944年5月14日，考察团离开酒泉西行考察嘉峪关，经玉门、安西至敦煌，与常书鸿、张民权、史岩等晤谈。5月至8月，向达、夏鼐、阎文儒发掘敦煌佛爷庙等墓地，清理墓葬十余座，并考察莫高窟。9—10月发掘月牙泉墓地，清理墓葬7座。向达进一步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参与鉴定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的北魏残经，写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一文。考察团原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此时新疆形势突变，兵荒马乱，致使计划落空。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东归。11月至12月，夏鼐、阎文儒发掘小方盘城，调查榆林窟、锁阳城等地。此时“朔风狂飙，透入肌肤”，他们“冒雪冲寒，入漠探险，访两关遗址及烽燧遗迹，掘得汉简数十片”[4]。1945年1月5日自酒泉东归，游览张掖大佛寺、武威文庙等。1月15日和16日，夏鼐、阎文儒分别返回兰州，在甘肃科学教育馆落脚，安置所得文物并进行休整。阎文儒暂时离开考察团回陕西三原。
1945年3月1日，夏鼐与何乐夫会面，再次调查十里店周围遗存。夏鼐还与吴良才调查兰州附近的王保保城、高坪、中山林、曹家嘴、西果园等遗址。3月19日，夏鼐、凌洪龄调查青岗岔遗址。夏鼐寻访古迹，“对于碑碣吉金，亦加留意”，3月底写成《〈陇右金石录〉补正》。
1945年4月，夏鼐南下赴洮河流域考察，发掘辛店、寺洼山遗址，调查齐家坪、马家窑等遗址。5月，发掘宁定阳洼湾遗址，5月底返回兰州。阎文儒“因不通史前石器时代，不便参加”[5]。
6月底，夏鼐自兰州出发再度西行，过永登、武威至永昌；7月底，阎文儒由陕西赶到永昌与夏鼐会合。8月至9月中旬，夏鼐、阎文儒发掘民勤沙井、三角城等遗址；9月中旬经山丹至张掖，发掘黑水国遗址，考察马蹄寺、永固城。10月初返回武威，发掘武威南部吐谷浑慕容氏墓地，获得墓志和随葬品。10月中旬阎文儒从武威前往兰州。11月中旬夏鼐自武威返回，又经青海乐都至西宁，考察塔尔寺、朱家寨遗址；12月初回兰州。12月初，夏鼐、吴良才调查兰州太平沟遗址。12月18日，夏鼐离开兰州，经定西、通渭、秦安、天水、徽县、两当进入陕西。1946年1月4日在四川广元遭遇匪劫，丢失部分公私财物和发掘资料，“幸无大损失”，2月24日抵达重庆。2月26日，夏鼐拜见傅斯年、李济，报告甘肃、青海考古和遭遇抢劫情形。阎文儒在甘肃考察结束后，应黎锦熙（劭西）之邀在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职（副教授），“因长者之命难违，乃只身留兰”，任教为时数月。1946年春离甘东归，途中考察天水麦积山石窟。
考察团工作期间，袁翰青、何乐夫、吴良才等提供过很多帮助。袁翰青，化学家，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致力于科普事业，为考察团代管所得标本，并且提供许多便利条件。何乐夫（士骥）曾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与发掘易县燕下都和宝鸡斗鸡台遗址，参加调查关中地区的古遗址、勘察邯郸响堂山石窟。随高校西迁过程中，他调查张骞墓葬，撰写《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发表于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上。1943年何乐夫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在兰州十里店、崔家崖、孔家崖、达家庄、水挂庄、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华林山、太平沟、西固、西果园以及临洮辛店和寺洼山等地进行考古调查。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发掘兰州上西园明代彭泽墓。吴良才，夏鼐好友吴金鼎的堂弟，热心考古，时在兰州任职于中国银行。由于有了以上三位的协助，使得考察更加顺利，工作成就更为显著。
地理地质组主要考察新疆的地理地质，李承三等曾考察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他们根据考察资料，写出了有关甘肃、新疆、青海的报告，为西北地质地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 有关开发西北的设想
向达《西征小记》记载“近年以来开发西北之论甚嚣尘上”，“然欲言开发西北，几无在不与史地之学有密切之关系”[2]337。考察团“其用意于纯粹的学术研究而外，盖亦思以其所得供当世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2]338 ①。开发西北、建设_大后方不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目的，但是考察成果可以为西北开发提供借鉴和参考。由于受到“开发西北”大环境的影响，考察团成员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专业研究的同时也关注相关问题。
考察团认为，西北有厚重的历史文化，甘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河西为中古时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中外文化之交流几莫不由是”[2]356。“河西一地，将来在经济上究能开发至何种程度，今日尚难预言。唯其在政治上以及经济上之地位，以之与汉、唐相较，初不因时代迁移，而失去其重要，此则可以断言者也”[2]372。河西走廊是“秦汉以来由黄河流域到西域的交通要道”，“中西文化的交光互影，也在这条交通孔道上留下许多痕迹”[6]。敦煌“从汉代起就成为西通西域的咽喉，直到隋唐，在对外交通上、国防上、都是西北的重镇，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如同今日之上海”，“在文化上，也有它光荣的传统”[5]135。
“怀着满腔的好奇心”，考察团沿途留意西北的风土人情。在兰州，夏鼐“经自力路至黄河铁桥，河上有皮筏子数个，尚为余所初见也”。“郊外田陇中已开始耕种，间有以石子及沙铺田上，以免水气（汽）之过分蒸发，苗上又盖以瓦罐，或以防霜雪欤？”[7]初到西北的夏鼐，显然对于当地风情产生了比较浓厚的兴趣。
考察人员亲身体验了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气候干燥，土地荒芜，人烟稀少，沙漠戈壁。“大风扬尘，终日不息，日光暗淡，远村如在雾中”[7]181。他们也见证了迷信盛行、种植大烟、妇女缠足、儿童失学、缺衣少食等贫困落后的现象。夏鼐、阎文儒参观敦煌皇极会为亡者超度，感到场景森严。“此家（刘家）近二月来连亡4人，皆以伤寒病，不讲求合理方法以治之，乃注力于迷信，殊为可叹”[7]228。
当然，西北不全是荒凉和愚昧落后，还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一面。向达认为_时期的西北，并不像传说的那样穷苦。当时武威、张掖物价低廉，米每斤3元，面1元半，肉3元，羊肉2元。民国十六年（1927）地震以后天气变暖，不甚寒冷。武威、张掖“流水争道，阡陌纵横，林木蔚茂，俨然江南”，“地产米麦，又多熟荒。将来如能筑坝蓄水，改用机器耕种，用力少而产量增，以其所出供给河西，足有余裕”[2]342。酒泉生活较好，“就生活而论，诚避秦之桃源也”。敦煌生活比较苦，猪肉久已无市，黑市每斤20多元，猪油每斤30多元，即便如此也很少见，牛羊肉亦偶尔一见，面粉限价3元一斤，但黑市6元一斤也无处购买[8]。向达观看玉门油田和冶炼厂后认为石油价值很大，“将来西北开发，利用机器垦荒耕地，其有赖于油矿之处正甚多也”[2]344。
夏鼐到达张掖附近发现，“两旁村落颇多，陇亩村树，颇类江南”[7]175，而敦煌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面积最广的沃洲” [6]241。阎文儒认为祁连山“杉柏林立，草木丛生”，“祁连上牧场极佳，惟水较少”，“倘有大量资金，开发林牧，此山之利正不可限”[9]。 阎文儒考察麦积山石窟时发现“两山松柏丛生，杨柳夹道，水从中流，人行其间，颇有置身桃源之感”，“两岸沃土，村坞相接”，“此地风土，极似巴蜀”[10]。敦煌一带“终年不雨”，但有党河水灌溉，有成片的绿洲，盛产瓜果，不仅仅是靠天吃饭。敦煌附近盐池较多，盐是敦煌“三不值钱的一种”，但是可以开发利用。“北湖以西，有几十里的硷滩，滩西有许多盐池，池中满是大粒青盐。如果交通发达以后，这些盐尽可运到陕、甘，以至长江中流一带”[5]139。
四 评价和赞誉
裴文中说：
_期间，学者聚集兰州，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吴良才及何乐夫诸氏曾屡有发现，何氏更有短文发表，叙述各史前人类遗址及遗物颇详。[11]
裴文中盛赞他们的工作 “所获亦丰，贡献甚大” [11]229。通过一系列考察活动，考察团认为甘肃考古工作的前途很大。西北气候干燥，遗物保存完整，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去处。洮河流域的史前遗址，自经瑞典安特生发现后，成为“公认的考古工作的乐土”[6]223。向达全面考察后认定，“惟考古工作之希望甚大”[7]126。阎文儒赞叹“以河西之宝库，若能有长时间之调查、发掘，则必有丰富之收获”[9]148。
考察人员中，以夏鼐的考察经历最为完整，成就也较大。他的业绩获得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评价，崇敬之余，赞美有加。1944年9月，向达致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称：
夏先生在今日考古学界中最年轻，而学识修养又极丰富，学术界先进俱应予以扶持爱惜也。[3]109
向达先生还希望哈佛燕京学社“补助夏鼐先生作考古工作”[3]109。
傅斯年接到夏鼐关于敦煌汉简的报告后，复信鼓励说“弟就兄之报告看，极为满意。将来之工作，可以此为蓝图”，“本所考古事业之前途所望于兄者多矣”[12]。傅斯年在给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信中赞扬说：
夏君乃本所少年有为之一人，在济之兄领导下，将来于考古界之贡献必大。[12]213
对齐家文化年代的订正，是夏鼐的突出贡献，也是学术界评论的热点。夏鼐认为，当时“在我们国内的考古工作也就养成了一种买办风气，以博得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称道为荣”[13]；这一研究成果，“改正了安特生的错误，同时也要想纠正当时一般所谓‘学者’盲目崇拜‘外国学者’的坏风气”，“这使我们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的研究工作上，搬开了一个绊脚石”[4]161。 “这标志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14]。
《中国大百科全书·夏鼐》评价说：
通过1945年甘肃省宁定（广河）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比齐家文化为早……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为建立黄河流域有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正确的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15]
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属于_时期考察西北、开发西北热潮的组成部分，属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计划的一部分。其中，甘肃、青海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人士提供过很多便利。由于经费不足、物价上涨，生活条件恶劣，交通十分困难，况且盗匪时有侵扰，战火纷飞，家国动荡，对考察效果产生了消极影响。但前辈学者将考古、考察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重要成就。与此前的考古相比较，研究范围、田野发掘方法等均有进步。筚路蓝缕的工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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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嗣后，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先生商量发掘西阴遗址这件事。毕士博代表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
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为米。现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的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茧宽（幅）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已故现代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大概是后世混入的东西”。对此，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操丝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本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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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现为一片长满荒草的高坡土梁，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台基比周围高出2米多。也迷里古城东临吾尔喀夏尔山，西望塔尔巴哈台山，其西北不远处，额敏河缓缓流淌。站在遗址高坡上四顾，远山近水，颇有帝王之气。
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简单回顾一下也迷里古城的兴衰。
也迷里地区曾是古代突厥人的重要游牧地，散布于县境内的草原石人默默诉说着这段历史。辽国灭亡后，身怀家国之恨的耶律大石离开中原，远迁西域。1132年，耶律大石西征军到了额敏河流域，在额敏修筑城池，登基称帝，建立了西辽国，开始了西辽称雄中亚的历史。
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五年间横扫中亚。1225年，成吉思汗把今额敏、和布克赛尔的土地封给其三子窝阔台，建立窝阔台汗国，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塔城地区北四县和蒙古西部。也迷里成为当时窝阔台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1229年，诸王推举窝阔台继任为蒙古大汗。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后，仍致力于成吉思汗未完成的对外征服大业。为适应连年征战的需要，他下令在各地设立驿站，开通道路，修建仓库，储备粮食。由于政治上的暂时统一，交通畅达，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迷里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窝阔台称汗后去蒙古和林建城并定为首都。1241年窝阔台去世，1246年其子贵由接任蒙古大汗，1248年贵由去世。1251年蒙哥继任蒙古大汗，后来，蒙哥将首都从和林迁到热河的开平，1259年蒙哥在四川合州中箭而亡。1260年拖雷第四子，即蒙哥之弟忽必烈接任蒙古大汗，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兴（北京），建国号为元。1268年，窝阔台之孙海都以也迷里为基地，联络西北诸王，起兵对抗忽必烈。1309年，海都之子察八儿、仰吉察儿反对察合台兀鲁斯失利后出逃，窝阔台汗国遂告灭亡。也迷里城毁于战火，成为废墟，留下一处沉淀着古韵沧桑的历史遗址作为见证。
额敏县境内，水系众多，纵横交错，使这里真正成为一片恬静的绿洲。也迷里古城遗址告诉人们，八百年前这里曾经繁华一时。古城兴衰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答案也许就在这片土地上，有待人们去破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据说有人在遗址土坡中挖出了陪葬的大铜镜、鼻烟壶、马鞭子，实际情况真假难辨，但“方城”下面有“宝”的消息在民间到处传播。就是从那时候起，“方城”变得不再平静。
进入21世纪前几年，有个牧人在古城附近自家的耕地里浇水时，浇出一个模样古怪的木桶，桶呈三角形，已破损，桶里有三块石头，其中一块不小心被打坏，发现石头居然是软的。有人猜测，石头可能是萨满巫师用作占卜的器具。
2012年，杰勒阿尕什镇两村民在也迷里古城遗址东南2公里的耕地中挖出一个大陶瓮，他们把陶瓮捐赠给县博物馆。据有关专家初步鉴定，该陶瓮可能为魏晋时期所使用的盛储器，其文物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同年，另一位杰勒阿尕什镇村民在古城遗址附近的耕地中发现7枚古钱币，币面有文字，其中一枚为银质。有关专家初步断定为窝阔台汗国时期的货币。
2012年10月6日，杰勒阿尕什镇阔克达斯村的村民在也迷里古城遗址附近开渠浇水时，发现有陶缸冲出水面，同时伴有一些零散骨头出现。他保护好现场，并立即向县文物管理所报告。经额敏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实地勘测，该陶缸高约米左右，港口宽米，腹宽米。底米。目前该陶缸已被额敏博物馆收藏。
历史文化需要用心呵护。近千年的风雨，让昔日声名显赫的古城早已荡然无存，遗址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坡高地，没有人知道它辉煌的历史。2009年，额敏县对也迷里古城遗址进行了修复。县政府投入100多万元，在遗址入口处矗立了一块刻有“也迷里古城遗址”红色大字的石碑，还建了一面厚重的文化墙，墙正面是文字介绍，背面是耶律大石、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海都、察八儿等几位历史人物的浮雕像及生平简介，使额敏古代历史以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展现给世人。
这又是一次难忘的阿里之行。2014年 10月，是我第三次走进这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是18年间三访千年古格遗址，也是17年后重转阿里神山…… 古格守门人普布曲桑（摄于1997年）。
1997年9月是我第一次西行阿里，正是那次旅程，令我长梦难醒，终身难忘。那时的阿里交通极为不便，从等车到采访用了70多天。在狮泉河，我追寻了孔繁森留下的足迹；在日土，游览了美丽的班公湖踏上了神奇的鸟岛；在普兰，目睹了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普兰边贸国际市场；在神山，有幸与信教群众沿海拔5200米至5700米的转山道，围绕冈底斯山主峰――冈仁波齐神山整整徒步走了3天；在扎达，在那著名的千年古格王国遗址，还与惟一的守门人一起生活，当了4天的古格“守门人”……被称为世界屋脊，阿里则被称为“屋脊的屋脊”。而就是那次阿里之行，成为我至今为止数十次穿越青藏高原征程中，感受最难忘、记忆最深刻的人生经历。
十二年后的2009年，是我第二次阿里之行。由中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天路・爱・无极”爱心基金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世界屋脊探险之旅”终于成行了。不知何因，也许是重访，也许是惦念，也许是故地重游将要见到老朋友，或是常年采访藏区亲历太多的缘故，总之，此行内心更加激动和兴奋，不知不觉，昔日的记忆一下子全都涌上了心头。
古格之谜
古格王国遗址距离阿里札达县城虽仅18公里，但那时交通不便，加之由于阿里地处边境，去札达县还须办边境通行证。
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一个拥有十万之众的强盛古国，然而在七百年后突然消失，对其消亡之因历代民间虽众说纷纭，但始终也没有一个权威定论。就是这么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格王国遗址，几十年来不知吸引了多少来自国内外的探险家、旅行家、考古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前来探秘寻访。
公元10世纪前后，由吐蕃王朝末代赞普朗达玛的重孙吉德尼玛衮在王朝崩溃后，率领亲随逃往阿里建立起古格王国。民间传说1630年，与古格同宗的西部拉达克人发动了入侵战争，古格王国就此灭亡。历史上，最早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考察的是英国人麦克活斯・扬。1912年他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这里考察。此后，便有了一批批探险家、旅行者和各类艺术家们源源不断地前来探奇访古……千年的古格故地，乃是一座巨大空荡的遗址废墟，当年十万之众的古格人如何消失得无影无踪？是战争，是瘟疫，还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导致古格王国的瞬间灭亡？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迷……
古格今昔
古格王国遗址建在象泉河畔的一座土山上，占地约18万平方米，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它的整体规模仅次于拉萨的雪域圣殿布达拉宫。遗址分上、中、下三层，依次为王宫、寺庙和民居，建有城墙，四角设有碉楼。1985年，自治区文管会考察队进军阿里，拉开了古格科考序幕。经实地测量，遗址总面积约为72万平方米。调查登记遗迹445间，窑洞879孔，碉堡58座，暗道4条，各类佛塔28座，洞葬1处；发现武器库1座，石锅库1座，大小粮仓11座，供佛洞窑4座，壁葬1处，木棺土葬1处。
为早一点重见古格尊容，2009年9月5日清晨，天不亮我们就离开县城。越野车开着大灯，一长溜儿的亮光唤醒了夜幕中寂静沉睡的扎达土林，飞扬的尘土笼罩着疾驶的车队。终于，久违了的古格王国遗址，我又一次来到了它的面前。
远远望去，晨曦中的千年古格遗址还是那么雄伟壮观，还是情不自禁令人振奋和肃然起敬。晨风中，我静静地站在它的面前，细细端详、回忆，不时举起相机聚焦拍摄。也许是先前来过的缘故，也许初次来访的印象太深，不知为何，我总想将展现在眼前的古格遗址与昔日头脑中的记忆相比较。此次重访相隔仅仅十二年时光，我心中那震撼不已的古格王国遗址虽仍是那样的沧桑、粗犷和震撼；但细细端详和比较，不知为什么，古格在我眼中仿佛变小了，变老了，它好像受到严重创伤而在加剧衰老、受损、变旧。
走进古格，遗址的大门还是1997年所修，门前所立“古格王国遗址”石碑仍然健在，门票还是200元，除此，每人还要付10元讲解费。沿阶梯而上，供游人参观行走的阶梯加宽了，整齐了。高达300米，如迷宫般的遗址新增了指示牌、路标等。但纵观整个遗址，泥土结构的古建筑由于常年风沙侵蚀，墙土脱落，风蚀加剧，破损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断裂、坍塌。而保留下来那些为数不多的寺庙殿堂，过去可参观的有9个，现在也只允许参观4个。殿堂、洞窟中的壁画和残缺佛像，虽然有的已被覆盖了厚厚一层土，但壁画的艳丽和色泽千年未退，颜色至今还是那样的鲜亮、生动。沿遗址行走，不时发现有的洞窟中还留下了游客遗弃的矿泉水瓶、纸屑、烟蒂……
长期以来，中央和有关部门、当地政府虽然为保护古格投入巨资，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但严重的自然风化却难以阻挡千年古格遗址的加速破损，加之远离城镇，人力物力不足，也难以对古格采取更有效及时的保护措施。
爬上遗址顶部，300米高的古格王国遗址仍然高耸土林、雄伟壮观。远处是一望无际著名的札达土林。眼光由远及近，绵延四周、土林环抱中的千年古格遗址，却已是伤痕累累，千疮百孔。秋风吹拂下，古格仿佛在微微颤抖，它屹立千年铮铮傲骨的御寒能力仿佛也在减弱，使人隐约感到它的肌体已有些弱不禁风。古格仿佛在挣扎，古格仿佛在流泪，古格仿佛在诉说，古格迫切需要当今人类的倍加善待、珍惜和保护。
古格守门人
上世纪90年代初，26岁的他开始独自一人守护“古格遗址”。2003年在夜间巡视古格遗址时，他不慎摔断了两根手指……长年以来，守护偌大的古格王国遗址的只有一个人，他既是国王又是臣民，既是维护者又是守门人，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他就是阿里古格王国遗址的守门人――普布曲桑。二十多年前，古格第一位守门人、七十多岁的藏族老人昂多退休了，普布曲桑来到这里，从刚接班的临时工干起，开始承担起千年古格王国遗址的守护重任，一守就是二十多年。
时间回到了十八年前。1997年8月的一天，我从阿里地区狮泉河镇出发，乘丰田越野车向札达挺进。“古格”是一个梦，多少年来，它诱惑了不知多少的探险家、艺术家、学者、记者和游客，不远万里前来考察、探谜、寻宝、旅游，今天，我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据《王臣记》记载，古格王国世袭了16个国王，古格城堡是从公元10世纪到16世纪经过不断营造建立起来的。古格在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古代印度的佛教，就是从这里传入腹心地区的。这里还是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之一。在吐蕃王朝灭亡后，进入400多年的分裂时期，古格王国一直是势力较大的王朝。昔日，一个偌大的王国，在荒漠土林中饱经风霜荣耀了近800年；而今，一个年仅26岁的藏族青年，甘于寂寞，日夜看护陪伴着古格遗址，流连于那段令人遐想的悠悠岁月中。他就是普布曲桑，“古格王国”的第二个守门人。他，和古格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
抵达古格后，我将行装放在普布曲桑居住的小土屋内，急不可待地请他带我登访古格遗址。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堡，数不清的洞窟，已千疮百孔，到处是残垣断壁和遗迹，较完整保留下来的建筑所剩无几。饱经历史磨难的古格，虽已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但气势不减，雄风犹存。在普布曲桑的引导下，我俩沿弯曲的土路攀援，途中参观了保存较好的红宫、白宫、度母殿、大威德殿等。从山下到山顶王宫，只有一条人工开凿的暗道可以通达，我们顺着陡峭的暗道，借着手电光，费了两个多小时才爬上了古格的顶端，此时我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过去王宫议事大殿及王室成员居住的冬宫、夏宫，现已空空荡荡，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只有坛城内的壁画和木雕保存完好，人像和壁画图案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堪称一绝。古格的彩画、壁画和雕塑内容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研究价值。为了保护古格这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早在1961年_就将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自治区政府和国家_协同开始对古格遗址进行抢救维修。 2014年普布曲桑在画唐卡。
[关键词]古代城市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文化遗产保护
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史和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世人瞩目，其保护也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1961年3月，郑州商代遗址被_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9月，“十一五”期间全国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名列其中；2011年9月，《_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将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创新列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这对郑州商城遗址大遗址保护及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60年来，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积极探索遗址保护模式，走出了一条在城市中心区保护大遗址之路，使其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处于全国前列。
一、被动保护阶段——全面考古发掘阶段的遗址保护（1950～1984年）
大遗址保护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尤为突出。建国初期，郑州市当时还不是省会城市，地方财力有限，城市建设有限。成为省会城市后，郑州商城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城市建设集中于历史城区外部新城区，历史城区内部楼房以多层为主，居民民居多为整修、翻建，基本为正常的城市更新。
1950年秋，郑州商城遗址被发现。1954年5月，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副局长王冶秋视察郑州商城遗址，针对考古工作，提出“重点保护”和“重点发掘”的工作原则，即郑州商城遗址应采取重点保护一部分和重点发掘一部分的方法，对于价值重大的商代遗址点，可报请郑州市批准划出保护区进行长期保存或暂不发掘，而对于基建范围内的经钻探后进行重点发掘。1959年7月，郭沫若副委员长视察郑州。他肯定了郑州商城的巨大价值，并肯定郑州另辟新城保护商城的做法。这一时期的保护，应为郑州商城整体保护的开端。
二、主动保护阶段——编制《郑州商代遗址保护规划》（1985～2000年）
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郑州商城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与城市建设的矛盾、与传统保护理念及模式的矛盾日益突显。面对城市规模扩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历史城区居民生产生活变化，以及风雨剥蚀、生物侵害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大遗址在各种人为和自然因素的蚕食、破坏下，日益衰败。大遗址被现代城市占压，而且建设规模持续膨胀；同时，大遗址的保护长期未能造福附近居民，大遗址内部环境持续恶化。然而这一时期，与旧城改造整体进展相对缓慢形成对比的是，由于缺乏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自觉，历史城区中的许多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传统民间建筑和部分文物古迹却因为容易拆除而被迅速地实施“改造”，特别是以改善交通为由对历史城区古代城墙的拆除、传统水系的填埋等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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